十敦煌行
敦煌，古称三危，《尚书》记载，舜流放共工于此。“四夷”中的“西戎”，相传即是共工的子孙，他们世世代代保有其地。敦煌东南二十里有座山，三峰峻绝，因名三危山，据说即是共工当年的住处。
至春秋时，三危之地称为瓜州，以瓜美得名。唐朝杜佑的《通典》中说：“至今犹出大瓜，长者狐入其中，首尾不出。”瓜产于沙壤，故唐朝又称其地为沙州。此地在汉朝为西域交通的枢纽。西域的陆路，有北道、中道、南道，而皆汇集于敦煌，其西即为阳关，唐诗有“西出阳关无故人”，敦煌为汉人活动范围在西面的极限。
到了南北朝，敦煌在文化上处于很突出的地位。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论“北方政权之新生命”说：“北方中国经历五胡长期纷扰之后，渐渐找到复兴的新机运，是为北朝。”陈寅恪的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叙论”中特别指出：“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受其影响。”所谓“河西”本泛指黄河以西的区域，包括陕西、甘肃及蒙古鄂尔多斯等，但在南北朝至隋唐，河西指凉州、甘州、肃州、伊州、西州、辰州、沙州等七州，即后来的武威、张掖、酒泉、哈密、西宁、安西、敦煌，以后又加上兰州等地，共为十州。少数民族内迁时，河西地区被祸独轻，因而在南朝文化衰落时，北朝则以南方的高级知识分子纷纷逃难至“金武威、银张掖”等河西富庶之区，而得将“汉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当然也有原来在北方的高级知识分子，沦陷后坚守传统学术途径，反无南朝的清玄虚诞之习。这种保存了传统的旧儒学，后世称为“河西儒学”。
“河西儒学”中的大儒，如郭瑀、刘延明、蒙逊、常爽等，皆有弟子数百人，文教昌明，远胜南朝。不过“河西儒学”之盛，与北朝的汉化倾向自然亦有密切的关系。
进入中原的五胡十六国，汉化最早的是匈奴，汉化最深的是鲜卑，其次为氐。氐与鲜卑恰好相反，鲜卑自辽东至河西，无所不居，氏族甚多，以建前燕的慕容氏及建元魏的拓跋氏为最盛。氐则只居略阳，其地乃当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以蒲氏、吕氏为大族。吕氏建国曰后凉，蒲氏建国曰前秦，传至第三世蒲坚，改姓为苻坚。此人雄才大略，重用以扪虱高谈而为桓温所轻的王猛，在五胡中独强。王猛相苻坚，提倡文教，五经皆置博士，常劝苻坚偃武修文，临终时又劝苻坚勿南侵东晋，苻坚不听，致有淝水之败。但王猛死后，他特诏崇儒，禁老庄图谶之学，此即为河西儒学的正统。
首先开发敦煌者，亦即苻坚。当其方盛时，他准备经营西域，创造可以上比汉武帝的武功，因而“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以期开发成为征西域各国的前进基地。而就在此一时期中，作为河西走廊末端，丝路入中国第一站的敦煌，凿开了千佛洞的第一洞。
开山的和尚叫乐僔，自西域远来。他行脚到敦煌时，正当夕阳从他身后下山，余晖返照，呈现在他眼前的三危山金光万道，隐隐有千万座佛的庄严宝相。乐僔惊异膜拜，欢喜无量，就在此时立下宏愿，要在山壁上凿出一个洞窟，供养菩萨。
不过，乐僔由募化而凿成的第一座洞窟，据张大千说，是在与三危山相隔十里的鸣沙山，原名莫哥窟，俗称千佛洞。张大千考证“莫哥”实为“漠高”，指沙漠中的高山。漠高之名，后来他又从壁画的题记中证实。
建第二座洞窟的，也是一个远来的和尚，法名法良。但莫高窟之能成为千佛洞，还是要靠当时的贵族以及河西的安定繁荣。当前秦因苻坚淝水之败，国势由盛而衰时，另一个汉化的氐人乘时崛起。此人名叫吕光，苻坚图西域时，以吕光为“都督西讨诸军事”，他西出阳关，首征龟兹，即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吕光入城，见宫室壮丽，有流连不忍去之意。部下因前秦国势渐衰，有可图之道，坚请东归。于是吕光回师后，自领凉州刺史，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建立后凉。
吕光以后，又有李暠继起，建立西凉，此人对建设敦煌有很大的贡献。
李暠字玄盛，河西汉族世家，东晋安帝隆安四年，以敦煌太守为部下拥护为“大都督”，称凉公。他在敦煌南门外，临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将自古以来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画像于壁，李暠亲作颂赞。此外有功绩的文武，亦得留下图像——这是后来唐太宗于凌烟阁图二十四功臣像的滥觞，亦开莫高窟中图“供养人”像的风气之先。
其时前秦已亡，后秦代之而兴。前秦苻坚派吕光征龟兹时，还负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奉迎龟兹的高僧鸠摩罗什东来。其方在路途之中，苻坚突然为其部将羌人姚苌所弑，鸠摩罗什因而一直停留在凉州。
姚苌既杀苻坚，在长安称帝，建号后秦。姚苌在位十年，殁后由其长子姚兴继位，时在李暠建立西凉于敦煌之前五年。姚兴笃信佛法，将留滞在凉州十年的鸠摩罗什奉迎至长安。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长安公师以下，莫不敬礼释子。四方僧人，云集长安，闭关坐禅，以千数而论。各州各郡，十家人倒有九家供佛。鸠摩罗什则在长安主持译经，由他座下四大弟子僧肇、竺道生等协助，译成三百八十余卷，多为大乘经典。
其时中国亦开始有了高僧，最著名的是道安，河北常山人。他虽是西域佛图澄的弟子，但为中国佛教建立独立地位的第一人。道安的弟子慧远，山西雁门人，隐居庐山，设坛说法，遂开“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盛况。此外又有法显，西行求法，先后十五年，为中国第一个朝天竺的和尚。
钱穆论断，自姚兴迎鸠摩罗什至长安，弘扬大乘经典之后，“佛学在中国，乃始成为上下信奉的一个大宗教”。敦煌莫高窟之所以成为“千佛洞”，就是佛教于南北朝时，在中国飞跃发展的一种记录。
敦煌在汉唐盛世，曾有极为辉煌的地位。但宋代有西夏之患，明朝为免除边患，索性封闭嘉峪关，以致敦煌形同化外，只设卫所。安西、敦煌、玉门三州县，连地名亦不存在。敦煌名为“沙州卫”，成化十五年改置“罕东左卫”；玉门名为“赤斤蒙古卫”；安西则分属于“沙州”及“赤斤蒙古”两卫。直至清朝雍正五年，敦煌始隶于正式行政系统之下。乾隆二十五年，“沙州卫”终于恢复敦煌县的旧名。笔者的一位伯高祖，曾任敦煌知县，有惠政，殁而为神，相传是敦煌的城隍。
敦煌自汉魏至唐宋，皆为夷夏接壤之地，亦为中国西面的边疆，汉文化独能保存于此，说起来好像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但读过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便知自有由来。寅恪先生说：“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大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又，学术之传授既移于家族，则京邑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之重要。当中原扰乱、京（长安）洛（洛阳）丘墟之时，苟边隅各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藉以遗传不坠。刘（曜）石（勒）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此河陇边隅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文化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
至于敦煌（沙州），更在凉州之西，经济条件虽不如凉州，但大儒迭见。三国时周生烈为魏国征士，曾为何晏的《论语集解》作义例；入晋有“敦煌五龙”，索氏尤负盛名，索靖草书《出师颂》为人间瑰宝。又有令狐一族，代有名德，至唐德宗时宰相令狐楚，工于章奏，李义山得其传授，自谓“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有佩刀”，可以想见李义山对令狐楚的腹笥辞藻之倾服。
文化条件以外，唐朝中叶以后，敦煌的政治条件亦居河西的领导地位。敦煌于唐代宗大历十一年陷于吐蕃，七十余年后，于宣宗大中五年，沙州首领张义潮，举河西十一州地献予唐朝。朝廷授张义潮为沙州防御使，旋即建立“归义军”，以张义潮为节度使，开府敦煌。自此至宋仁宗景祐三年陷于西夏止，历时一百八十余年，大致皆为汉家天下，莫高窟中，何以有那么多达官贵妇为“供养人”，其故在此。
宋仁宗景祐三年，西夏王元昊攻占瓜、沙、肃三州，连以前所占，河西十四州悉为所有。后两年十月，元昊建国号曰“大夏”，称帝，建元“天授”。当大乱之际，敦煌文化、社会方面的领导者鉴于宋朝的对外政策比较软弱，顾虑到沙州之陷恐非短时期内所能恢复，因而将一切文物——主要是佛教方面的文化结晶——封存于一个深邃的洞窟之中，经过八百六十四年，亦即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方始重见天日。这段漫长的期间，以数字来表示，似乎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不过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产生许多比附联想的观念。那就是景祐三年丙子，亦即是公元一○三六，为苏东坡出生之年。
敦煌石室被发现，是非常偶然的事。首先要介绍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他原是行伍出身，在肃州当过兵，之后出家做了道士。所谓“出家”，不过是作道士装束而已，实际上既无师承，亦无寺观，是个名为化缘、实同乞讨的游方道士。他西出嘉峪关，见千里龙沙之中敦煌有一片四十里的绿洲，便在千佛洞中住了下来。
在斯坦因以英文写作的《西域考古记》中说，敦煌石室进门处为石块与流沙所壅塞，王道士在清除时，从壁画的裂缝处发现了一道门，破门而入，即为石室。但张大千从当地人那儿听到的传说是，王道士在千佛洞定居以后，当地的汉人常请他去念经祈祷，于是王道士请了一个杨先生，为他抄录从当地药王庙中借来的道教经典。抄经的那个洞窟，后来为张大千编号为一五一洞。莫高窟是一座由南而北、约两公里长的石山，洞窟共分五层，但方位都是坐西朝东。朝暾初上时，阳光平射入洞，可以不用点灯。杨先生在洞口摆一张桌子，坐北朝南，背后就是画了佛像的墙壁。
兰州出皮丝烟，所以河西一带都吸水烟，点烟的纸煤很特别，不是用黄表纸搓成的纸捻，而是一种风干了的植物，名为蓟蓟草。沙漠地带，即令是草，也很贵重。杨先生抄一会经，吸一回烟，吸完舍不得抛弃余下的蓟蓟草，总是灭了火头，回身将蓟蓟草往壁缝中一插，以便下回再用。
有一次回身插残草时，手中的感觉不同。残草还很长，使的劲也大了些，那根蓟蓟草居然毫不困难地一直插了下去。杨先生心想，莫非墙壁后面是空的？于是找块石头上下左右敲击，从声音中判断，墙后确是空的。
这晚上杨先生与王道士击毁了墙壁的浮层，发现一道用土砖封住的门，尽力打开了，发现了封闭八百余年之久的文化宝藏。时为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亦即公元一九○○年的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就在这一天，义和拳在河北霸州杀教民，掘毁长辛店的铁路；英国跟俄国的驻华公使通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准备派兵到北京以期自保，为八国联军内犯之始。
这座石室中所藏的，主要是经卷，每十卷用一个布袋存贮。这一卷之“卷”，不可误认为木板书的一卷，更不可当作书画中的手卷之卷。据斯坦因后来记述：“厚大的卷子，有高达一尺左右，长在二十码以上的。”这样的一卷经，实际就是一部。
第二天消息一传，在二十里外药王庙赶庙会的人纷纷赶了来。原以为掘着什么宝了，一看是经卷，不由得大失所望，有的随意拿了几卷回家，散失得不多。
王道士当然也不知道这些经卷如何贵重，不过几百年的东西，总算是古董，所以有来看壁画观光的游客，他在要求人家布施以后，每每拿几卷经相赠。随后他想到一个“打秋风”的办法，雇了两头毛骡，一头驮了两箱经，一头代步，向东而行，进了嘉峪关，直奔肃州道台衙门。
安肃道的道台名叫廷栋，虽是旗人，倒是科举出身，一看王道土所献的经，也不知唐宋的写本，只觉得字还不如他写的“大卷子”——黑大圆光的“馆阁体”，便对王道士说：“你这个东西古是古的，可是字还没有我写得好!”王道士白赔了一箱经，一文赏钱也没有。
于是，只好化缘回去，事实上等于卖经卷，五分银子送一卷，一钱银子就是两卷。这样西行到了嘉峪关，向一个外国人去化缘。
这个外国人，来自比利时，中国名字叫林以镇，他是嘉峪关的监督——嘉峪关设关收税，起自光绪七年。嘉峪关名义上归安肃道派人监督，实际上海关、新关的人事权都握在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手里，因此各地关口都有外国人。这林以镇久住中国，娶的太太也是中国人，见王道士上门化缘，送了他好几两银子。王道士回报的经卷自然也就不少，有几十卷之多。到了光绪三十三年，林以镇辞官回国，取道新疆经西伯利亚回欧洲，经过伊犁时，将这些经卷送了给伊犁将军长庚。其时有个原籍匈牙利、移民英国，而为印度政府官员的斯坦因，由印度总督派到新疆来调查西北地理，去拜会长庚时看到了这些经卷，主人也谈起了它的来历。哪知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斯坦因借调查地理为名，一个人悄悄溜到了敦煌千佛洞。不巧的是，王道士云游化缘去了，替他看家的是一个年轻喇嘛，喇嘛谈起王道士发现石室的经过，斯坦因怦然心动，决定要跟王道士做一笔买卖。
写到这里，要做一个小考证，不过这还只是一个有自信的假设，求证尚待异日。以前台视《锦绣河山》节目主持人刘震慰访问过张大千谈敦煌，后来又写成一篇文章，题为《大千居士细说敦煌》，刊于《大成杂志》第三十三期。其中提到“杨先生”说：“可惜我们现在连杨先生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我认为“杨先生”就是他后来谈到的“蒋资生”。
据刘震慰记录张大千的话说：
“他（指斯坦因）身边带了一个翻译人员，那在当时是被人称为师爷的，姓蒋，名资生，湖南湘阴人，在斯坦因所著的书上，就称他为蒋师爷，却没有记载他的名字。至于我之所以知道蒋的名字，是因为蒋曾经用刀在洞中壁画上，刻上了斯坦因和他的名字，上面写的是‘某年某月，湘阴蒋资生随同英国总理大臣斯坦因到此’等文字。大约也是他的崇洋心理作怪吧，蒋资生竟把斯坦因当作英国总理大臣了。”
这蒋资生还有个名字，叫作蒋孝畹。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十七集，有一篇《斯坦因石室攫宝记》，谈斯坦因私探敦煌说：
“因为他不懂得华文，所以还雇用了一个姓蒋名孝畹的华人，尊为‘师爷’，伴他去找王道士，曲意结交。”
蒋资生之名，见于他本人的题壁留名。斯坦因显然未写明姓名，则蒋孝畹是否就是蒋资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