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三年面壁
画家沈尹默曾有一首诗赠张大千：“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须带霜。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此为民国三十二年秋天，张大千勾当敦煌绘事了，回至成都昭觉寺，继续未完工作时所作。
第三句即咏张大千受谤。《后汉书·马援传》说：马伏波当交趾太守，常服薏苡仁，因为它有“轻身省欲，以胜瘴气”的功效。交趾的薏苡，颗粒甚大，马伏波想引进来做种子，载了一车回洛阳。南海出奇珍异宝，时人以为他满载而归，必是“南土珍怪”，权贵无不注目。马伏波死后，犹有人上书进谗，说他运回来的是明珠。这就是所谓“薏苡明珠之谤”。
张大千二次入敦煌大规模地临摹壁画，促使他下此决心的因素，亦有不属于艺术者。由于有北平陷敌的痛苦经验，他知道最好的自辩方法就是用事实来表现他的初衷。他本意是来观摩壁画，现在进一步临摹壁画，让大家看看张大千在敦煌干什么。
其次是于右任的极力鼓励。当时监察院的成员中，有两个人跟大千的敦煌之行极有关系。一个是马文彦，张大千是从他口中得知敦煌的伟大，始动了西行万里的游兴；再一个是谢稚柳，且留到后面再谈。当于右任游千佛洞时，他认为设法维护此一珍贵的艺术遗产，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有个构想，要成立敦煌艺术学院，院长一职，自是非张大千莫属。
张大千连教书都不肯，又怎么肯来办学？当下极力推辞，而于右任却很认真，天天缠着他问。这也难怪，监察院不是教育部，于右任不过是以党国元老的身份，打算回重庆登高一呼，自然会有反应，但如有人问他：“右老，谁来当这个敦煌艺术学院院长？”如果说是张大千，名正言顺；倘或连张大千都不干，又有谁来发扬敦煌艺术？所以非逼他松口不可。
张大千偏就不松口，搞得几乎成了僵持的局面。陪于右任一起来的监察委员高一涵便私下劝张大千说：“成立敦煌艺术学院，目前只是拟议而已，并非马上就要实行。你一天不答应，右老就一天不回去。你先答应了，又有什么关系？”
于是张大千虚与委蛇了一番，于右任方始兴辞。以后教育部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是另一回事，但张大千在于右任如此认真的情况下，又岂能偃旗歇鼓？
等于右任一走，张大千亦东行入关，经张掖到武威，亦就是经甘州到凉州，专程去拜访河西警备总司令马步青，目的是要请马步青为他介绍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马步青之兄。他在那里遇见了兰州市长蔡孟坚。
蔡孟坚初识张大千，而马步青跟张大千却见过不止一次，可以相互开玩笑了。序入深秋，张大千穿了一件用兰州土产驼毛纺成，称为“竭子”所制的长袍，又宽又大，土气十足，马步青笑他，说张大千像他家乡河州——甘肃临夏县东乡——卖鸡蛋的乡巴佬。张大千就跟马步青的副官要了一张纸，写了一首打油诗：“野服裁成驼褐新，阔袍大袖称闲身。无端又被将军笑，唤作东乡卖蛋人。”原来此时的张大千正当忧谗畏讥之际，感从中来，笔底不免牢骚。
张大千请马步青介绍马步芳的目的是，要到塔尔寺去雇喇嘛。塔尔寺建在青海省会西宁西南的铁山，为喇嘛视作圣地，为黄教之祖宗喀巴诞生之处。铁山森林茂密，掩映着金瓦辉煌、富丽雄伟的塔尔寺，确能令人油然而生虔敬之心。寺中的喇嘛，最盛时有三千五百人之多，各种人才都有，张大千要雇用的是会缝画布的喇嘛。
千佛洞的壁画高有数丈，张大千带去的纸，再长也不合用，后来才打听到塔尔寺专有会缝画布的喇嘛。缝布不免有针眼，尤其在画布绷紧以后，针眼孔显得更粗，但塔尔寺的喇嘛却能缝得看不出针眼。
针眼是有的，只是加上一层涂料，遮没了针眼。这种涂料有特殊的配方，用羊毛熬成胶，加上生熟石膏，等画布缝好，用木框绷紧，随即涂胶，等干了以后，再用光滑的鹅卵石打磨。正面如此，背面亦然，而且不止涂一次。正面涂六次，反面涂三次，当然每涂一次，都须打磨。这样慢工细制的画布，既光且滑，下笔不涩用墨不渗，且能保持久远，据说还是唐朝传下来的技术。
照规定喇嘛是不能离开青海的，尤其是对这种技有专长的喇嘛，此项规定执行得更为严格。张大千到了青海，靠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赵守钰的协助，跟塔尔寺谈好，雇用五名喇嘛，每人每月薪水五十银元，由赵守钰担保，事后一定送回塔尔寺。一切都谈妥当了，最后还要马步芳批准。这一点，有马步青的介绍信，自然不成问题。
除了缝画布的喇嘛以外，另外还有助手。实际上张大千是借此训练，亦可说是磨炼子侄门生，所以除了次子心智以外，另外一子心德——又名比德，已承继张善子为子，名义上为胞侄——亦奉命自成都侍母黄凝素到兰州来归队。此外还有三个门生，刘力上、萧建初、孙宗慰，加上厨子一名，听差两个，连同杨宛君，上上下下总计十六人之多。准备的食物、画具、日用什物装载了七十八辆驴车，迤逦西去，出嘉峪关长征敦煌。
到了敦煌，张大千写信给谢稚柳，劝他到敦煌来做伴，信不止一封，而且情意恳挚。谢稚柳那时是于右任的秘书。据说于右任原来的意思是，想派他的另一个秘书张目寒到敦煌做张大千的助手，张目寒惮于远行而不果。既然张大千属意谢稚柳，于右任自是极力促成。谢稚柳就在好友、长官的双重敦促之下，幞被就道，与张大千朝夕相处一年有余。除了著作《敦煌石室记》及《敦煌艺术叙录》成为“敦煌学”中关于壁画研究方面的权威之外，由张大千那里学到的画理、画法及鉴赏上的知识，对谢稚柳后来的成就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敦煌的生活，衣食住行四大端中，衣有左宗棠开发西北所办的毛纺厂，质料虽粗，足以御寒；行则生活与工作的环境合一，亦不发生问题；最成问题的是食，困难在“薪水”。
千佛洞前有一道细长流泉，是分党河水以溉田的通裕渠的一部分，当地称之为宕渠，由于附近有盐池之故，水中碱质甚重。食用的水，汲自三十里外三危山脚的观音井。
薪是烹饪用的木柴。张大千专有一支搬运木材的驼队——有个朋友借给他二十头骆驼，专驻千佛洞负保护之责的罗连长派出一排兵，带领驼队，循着一干涸的河床，以四天的途程，去拾古代不知何处漂来而存留在那里的枯木。来回八天，加上一天拾柴，每趟要九天的工夫。而二十头骆驼运来的柴，也刚好仅九天之用，所以这支驼队永远是在路上。
粮食是由敦煌城里运来。县长姓章，湖南人，很照顾张大千，每星期补给一次的粮食，有米、有鸡、有羊，只是缺乏蔬菜。但每年七月，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可以采摘到新鲜蘑菇，一天约可一盘。后来大家研究，设法自己种蔬菜，居然有所收获，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此外就只有吃水果来补充维生素C了。
伙食是逐渐改良的。起初，每天早晨吃一碗大麦炒熟磨粉加红糖、用开水冲成的面茶，随即入洞工作。一直要到下午出洞，才能吃饭。渐渐地，由两餐改为三顿，由果腹而居然可讲究口腹之欲了。拿主食来说，有稀饭、有面、有白米饭，还有一种当地特产的“烘饼”，用牛奶发面，拌上牛油，在铁锅中烘烤而成，为继于右任而游敦煌的另一党国元老吴稚晖所激赏。
饭菜则有一张见诸“花边新闻”的菜单，有白煮大块羊肉、蜜炙火腿、榆钱炒蛋、嫩苜蓿炒鸡片、鲜蘑菇炖羊杂、鲍鱼炖鸡、沙丁鱼、拔丝枣泥山药丸子等等。这张在当时大后方可用以款待国宾的菜单，颇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但至少鲜蘑菇炖羊杂是张大千亲口承认过的。但即令是讲究口腹之欲，以他与他的门生子弟在工作上的坚苦艰绝而言，享用亦不为过。
谈到张大千临摹壁画过程的艰苦，我常常怀疑是不是值得那样去做。这一点留到后面来分析，先谈他的临摹过程。
壁画上的人物，有大有小，大者数丈，小者不足一尺。所处的位置，有高有低，低的离地二尺，高的画在天花板上。因此描绘时或蹲、或立、或仰卧，仰卧当然是仰卧在木架上。
提起木架便是一大困难。敦煌只有少数木料，早为数百里外的玉门油矿搜购一空，唯有向矿上借用，由驻军的工兵权充木匠。
木架搭成，可以开始临摹了，不是摹在画布上，而是自兰州、成都、重庆买来大批透明的蜡纸，黏接成符合原画尺寸的大幅，由助手提着覆在壁画上，实际上是跟壁画保持一两寸的距离，悬定垂着一大幅蜡纸。
然后，张大千上了架子，左手有人捧砚，后面有人高举玉门油矿自制、质量不甚良好的洋烛。张大千便一无倚托地，临空勾摹壁画上的线条。这是最辛苦、最困难的工作，但只是初步的画稿。
初稿完成，正式临摹的工作，第一步在洞外进行。首先是当早晨阳光平射时，将画布架子竖了起来，将蜡纸所绘的初稿覆在画布后面，利用强烈阳光的照射，在画布前面依稀可见，这才用柳条炭勾出影子，再用墨描。
定稿以后，将画布架子抬进洞内，对着壁画着色，看一笔、画一笔。佛像、人物主要部分都是张大千自己动手，其余背景上的亭台花叶之类，则由门下分绘。
如是孜孜不倦地工作了两年有余，一画之成，大则数月，小亦数日。统计画成了两百七十六件，但带出来的，只有五十六件，张大千说：“是要到印度去核对求证，究竟与印度的渊源为何，因此带出来了。尚余二百二十件，如今都被川西博物馆接收了，经手弄去的人是谢无量。原本我个人打算是交给四川大学，川大的校长黄季陆先生，还计划要修建一座大千楼来收藏这些求之不易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