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他六十七岁，事实上他早就有了这两种病。“荣总”的检查报告上说：“至六十岁后，始复有消化不良与腹部胀痛之症状，曾经先后接受上胃肠道及胆囊X光检查，发现有十二指肠溃疡及胆结石。其后经常服用胃药，而胆结石则未作手术治疗。”
又说：“此次体检，再次发现有十二指肠溃疡，为防病情恶化，应按时于餐后一小时及睡前各服用胃药二片。至于胆囊X光检查结果，未见胆囊显影，表示功能不良，应再做进一步检查，以确定诊断。”但以后并未再检查。
第四种是“重度腰椎退行性关节病”。张大千去世前几年，行动需人扶持，即此病作祟。检查报告中说：“张先生于六十岁左右曾感剧烈腰痛，经治疗后，始见减轻。唯自去年五月心脏病转剧后，即感两腿无力，站立不稳，无法自由行走，需使用拐杖或他人帮忙扶持，方能行走。此次检查，发现有重度之腰椎退行性关节病，椎间距离变窄，导致神经受损，以致行动不便。”此病需打针，“必要时亦可接受物理治疗，唯需视心脏病情形而定”。是故张大千入“荣总”做物理治疗时，事实上是心脏病不要紧，健康状况较佳之时。
第五种是“眼疾”，这是大家都知道，而张大千自己颇为担心的一种病。病起于一九五七年，有一次他在八德园督工，布置奇石时，亲自动手，不道眼中突然发黑，视力一直大受影响。这对他作画的影响是太严重了，因而专程赴美检查。原来那一次眼中突然发黑是右眼底的微血管破裂，淤血布于眼膜，才有“雾里看花”之恨。
眼底微血管破裂的原因是糖尿病的影响，因此釜底抽薪的治法是根治糖尿病，此外便是休养，禁止作画。问治标的办法，譬如开刀等等，暂时求得视力的恢复，如何？答复是：不可能。
这是张大千最不能忍受的一件事，因而转往日本求医，诊断的结果是一样的。此时的张大千心境灰恶，曾经写了一首题作《丁酉十二月目疾半年后作》的五律：
吾今真老矣，腰痛两眸昏。
药物从人乞，方书强自翻。
径思焚笔砚，长此息丘园。
异城甘流落，乡心未忍言。
但他毕竟不甘于流落异域，所以亦未焚笔砚，在痛苦中挣扎，反而逼出泼墨山水、简笔人物的新画风。因此半年以后，六十岁生日，他作了一幅素描式的自画像，题款云：
“戊戌四月初一日，大千居士年六十矣!拈笔自写尘貌，并拈《浣溪沙》一阕题于上：
“甘作流人滞异邦，故乡虽好未还乡，人生适志更何方？挟瑟共惊中妇艳，据鞍人羡是翁强，且容老子引壶觞。”（又补题一行：起语易“弹指流年六十霜”。）
这首自寿的小令，“据鞍”句话颇不庄。下一年，亦即实足年龄满六十的四十八年己亥，另画一像，并将那首《浣溪沙》改写成七律：
如烟如雾在堂堂，弹指流年六十霜。
挟瑟每怜中妇艳，簪花人笑老夫狂。
五洲行遍犹寻胜，万里归迟总恋乡。
珍重余生能有几，且揩昏眼看沧桑。
诗题是：“大千居士年周六十矣，自写尘貌，并赋此诗，己亥嘉平月在三巴之摩诘山园。”
八德园所在地，张大千命名为摩诘镇。唐朝以四川巴山区域分为巴中、巴东、巴西，合称三巴，故张大千径以三巴称巴西。诗词合看，词中有一股故作倔强、以寄不甘之意，诗意缓和得多了，足以看出他的心境的变化。
张大千的目疾，左右眼不同。“荣总”的健康检查报告中说：“右眼为糖尿病性眼底微血管破裂，左眼为白内障。其后右眼曾先后三次接受镭射光凝固疗法，结果视力更加减退，几乎无法视物。其左眼于一九七二年经手术治疗后，颇有进步。此次眼睛检查结果，尚有重度之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疗治之道，则仍在“继续控制糖尿病”。
第六种是皮肤病，虽为鳞甲之患，亦为张大千带来相当的苦恼。
这份健康检查报告，措辞力求平淡，为的是避免刺激张大千本人。但他的家人及至友，都知道张大千病况之严重，已到了很危险的程度，尤其是“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合并陈旧性心肌梗塞症”足以致命。“荣总”所编印的《健康读本》第九册，解释“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说：“这类疾病的轻重，依冠状动脉血流不足的程度而定。如果单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而仅使管腔狭窄，则可能引起我们所熟知的心绞痛；若冠状动脉或其分支完全阻塞，则可能引起心肌梗死，其后果则视梗死的部位及范围的大小而定。通常是阻塞部位的心肌因缺氧而坏死，以致该部分心肌不能收缩，而终于引起左心脏衰竭或休克。但这类疾病的轻重及病程，常无一定轨迹可循，轻至可无症状存在，或显心绞痛、心肌梗死、充血性衰竭，或重至突然死亡。”
于此可知，检查报告中的指示“平常应经常与心脏科医师保持密切联系”，实为“可能随时需要召医急救”的另一种说法。“环荜庵”所在地的卡梅尔，顾名思义，可知是个少人烟的偏僻之处，到洛杉矶要好几个小时的汽车行程，召医不便。而且在美国延医住院，不但费用昂贵，同时亦不可能像在“荣总”住院那样，受到贵宾式的接待，更不可能以张大千住院写成新闻见报，受到社会普遍的关注。
因此，回台定居，俾期延年益寿，是张大千唯一能做的选择。一九七五年腊月，张大千束装归台，临行犹赶还了好些画债。但诚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最好的画都是送人的，有一幅设色的《归妹图》，以介乎工笔与简笔之间的笔法，传写真与写意之间的神韵，为他的人物画的新境界，也是张大千病目以后，与泼墨泼彩的山水同为难得的成就。
他把这幅画送给了俞大纲，题画诗云：“新声别纂焚香记，误笔翻成归妹图。敢乞岁朝蓝尾酒，待充午日赤灵符。”后又补题：“两年前得观大纲先生为小庄小友改编元人《焚香记》，上演台北，幽抑宛转，不去于心。每思作数笔画，以报先生之雅，而衰病缠身，腕手颤掣，未由呈正。顷者小瘳，努力‘归国’，追忆当时情境，仿佛若有所遇，率尔成此，乃为家人所笑，此终南归妹图耳，与台上未为吻合。予亦哑然，但此时适值岁除，君言亦复大佳。唐宋以来皆于岁朝图画钟馗，祓除不祥，降至晚明，始于午日悬挂耳。”题款是“大纲吾兄方家哂正”。
《焚香记》为明朝传奇作家王玉峰所撰，张大千误记为“元人”。俞大纲改编的《焚香记》，即是《王魁负桂英》，王玉峰原著即描写王魁与莱阳名妓殷桂英的故事，曾收入“阅世道人”所编《六十种曲》。以后汤显祖根据蒋防所著以霍小玉与李益为主角的小说，撰成《紫钗记》，情节与《焚香记》大同小异，以致《焚香记》在南曲中湮没不彰。
可是《王魁负桂英》在川戏中却是能叫座的一出好戏。所以俞大纲为郭小庄改编完成，初度上演时，正好被在台北的张大千极其欣赏。《归妹图》之“妹”，原是桂英，以郭小庄为模特儿，画的是后侧影，那一头披散的长发，线条之遒劲飘逸，真可谓古今无两。但王魁却画得真像钟馗，唐宋衣冠，大致相同，错亦难怪，唯“台上未为吻合”，则是实情，无怪他的家人会将王魁认作“终南进士”。所谓“君言”者，指俞大纲的话，“唐宋以来皆于岁朝图画钟馗，祓除不祥，降至晚明，始于午日悬挂”。有此一番解释，张大千便索性当作钟馗《归妹图》，正好作为年礼送俞大纲。此图必传，而有此一番曲折，形成“佳话”，益增此图的价值，特为表而出之，后世画坛可免一番考证了。
这年的农历新年，张大千过得很热闹，当然也很高兴。他所希望享受的东西，声名、友情、传统的中国风味，差不多都有了。钱，在他不是问题，所感不足的只是健康，而这也唯有在台北才能得到最好的照顾，因而更加强了他在台北构筑新居的决心。但也有少数亲友，不赞成他回台北定居。谢家孝说：“他们表面上都是维护他的健康理由、经济理由，也勿庸讳言多少也有出自私心的动机。”所谓“健康理由”，当然已不能成立；“经济理由”却不能说毫无道理。
据谢家孝记述，张大千“在国外的开销收入都是以美金计，据说一度有经纪人代理，限定作画交画之期，如居台湾，海外收入难以为继。巴西八德园、美西环荜庵的开支，未必能紧缩多少，再加台北一处家，对大陆上的亲属尚有定期援助的开支，回台北就算有收入，也以新台币计，如何应付得了？”但这些言之成理的劝说，并不能动摇张大千的决心，而且一过了年，他便开始物色建屋基地，开出了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中，主要的无非近郊附郭，有山有水。当初行政部门有意建屋相赠，但张大千坚决辞谢，最后选中了外双溪的一块地。山翠扑人以外，张大千的本意是想引溪水入园，结果未能如愿。
园成题名“摩耶精舍”。张大千从一九七八年开始，除了一趟韩国之行以外，足迹不出台湾，是真正落叶归根的定居。
摩耶精舍的树木、奇石、盆景，大部分由美国运来，其中且不乏原自巴西八德园运至美西环荜庵，复再自海道或空运来台。辗转万里，不忍相弃，虽为张大千情深一往的象征之一，但也为中国起造园林，创造了一个新记录。
五百年来最讲究园林的，自然是清高宗，有人说他在位六十年，无一年不经营土木，特别是在每一次南巡以后，必有仿照江南名胜改建的工程。当然，以靡费来说，张大千何能与天家富贵相比？园林的规模，更是比都无法比的一件事。可是，清高宗材料的来源，至多仿建“西洋大水法”时，采用了意大利的大理石，此外纵或巨木大石，采自深山，毕竟还是在海内。像张大千这样木石花草，大部分来自海外，那就比清高宗都阔了。
除旧有者以外，点染园林新添的花卉，亦耗费了他论万计的美金。他在台的长子保罗曾数次衔命赴日本访购各种梅花，自植于精舍之余，并献赠慈湖、中正纪念堂和台北中山纪念堂等处。
早在环荜庵时，他就植梅百本，并赋诗明志：“殷勤说与儿孙辈，识得梅花是国魂。”梅花在他有特殊的意义。八十以后，他更以梅自拟，其中确有对人世无限眷恋之意。这在他新年送画，或赠画贺寿，常绘红梅，且每钤“春长好”一印，亦可以反映出来。不过，毫无疑问的，“落梅”二字，亦常盘桓在他胸次，无法消除，由此而做身后之计，于是乃有“梅丘”之想。
“梅丘”是一块重量超过五千公斤的巨石，上下皆锐，成一梭子形，将其立直后，望去宛然一幅台湾地图。那是张大千在美国时，有一次在卡梅尔海滨发现的。他跟米芾一样有石癖，虽不致下拜，却实难割舍，打算拿它移回环荜庵。这在美国法律是不禁止的，但雇工租用起重机搬运此石，论重量计价，花了上千的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