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从起义将领到阶下之囚
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将军早就准备起义，他知道蒋介石早就对自己起了疑心，而驻扎在昆明附近的第8军（军长李弥）和第26军（军长余程万）均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对自己早有戒备，如若不赶快行动，起义时定会遭其毒手。但这两军装备好，战斗力很强，不能硬来。想来想去被他想出一条妙计。张群不是飞来了吗？正好把他拿来当一张牌打。国民党中央军系统驻昆的军政要员均接到了卢汉为欢迎张群而召开的紧急会议，一个个全都准时前来。他们根本没有把卢汉的那点杂牌军队放在眼里，也根本想不到卢汉胆大包天，竟敢对他们摆“鸿门宴”，所以毫无准备，结果被卢汉兵不血刃，一网打尽。
这帮人被特务营长送到省政府大楼会客室后，卢汉出来对他们说：“请大家来是为了共商大计。鄙人决心起义，也给你们一个弃暗投明的机会，请大家在起义通电上签个字。”
这些军政大员一听，个个叫苦。李弥、余程万等拒不签名，沈醉知趣，不仅同意签上自己的名字，而且还以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名义，在《云南日报》上发布手令，命令云南各地军统系统的人员向卢汉的起义部队缴械投降。
12月9日，卢汉宣布起义。
蒋介石在台湾听到卢汉起义的消息，气得半死，把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叫来，命令他：“你立即飞到云南，把两个军编为一个兵团，你当司令，给我攻下昆明，把李弥、徐远举救出来，把签名通电的卢汉、沈醉给我抓到台湾，我要亲自审问。”
汤尧赶紧坐专机飞到云南，把昆明郊外的8、26两个军编组为第8兵团。因李弥、余程万不在，提拔了两个师长分任两个军的军长。编组完成后，便开始向昆明市进攻。卢汉的守军装备很差，又是新编成的军队，没有经验，拼死抵抗，仍被装备精良的中央军突破多处阵地。卢汉一看形势危急，赶紧通过中共云南地下党，向在重庆的刘伯承、邓小平发电求援。刘邓接到求援电报后，命令滇桂黔边游击纵队开到昆明，协同卢汉守军保卫昆明；又命令杨勇组织驻守贵阳的第5兵团驰援昆明。
李弥、余程等将领被扣后，忧心如焚，整日里想着脱身之计。李弥生性狡诈，听着攻城的枪炮打得地动山摇，遂想出一个办法。他请卫兵把卢汉找来，对卢汉说中央军打得这么凶，昆明看来保不住了。这几天你待我不错，我愿意去说服汤尧停止进攻，大家一同起义。你看好不好？卢汉一听，正中下怀，马上送他出城。谁知李弥回去后，立即被汤尧任为兵团副司令。由于他熟悉部队，指挥起来得心应手，中央军的攻势更猛了。卢汉后悔上当，但为时已晚，只有组织军队抵抗，盼望着解放军援兵快速到来。
杨勇接到电令以后，一面忙着组织部队向川南进发，切断四川逃敌的退路，一面组织一部分军队乘汽车火速增援昆明。这时汤尧、李弥已对昆明城防核心阵地发起总攻。守军虽然奋勇抵抗，但已渐渐不支。李弥正在高兴之时，忽然得报解放军5兵团的援兵已到曲靖，消灭中央军3000余人。他赶快跑去找汤尧商量。汤尧无可奈何地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党国气数尽了，我们赶紧往蒙自撤吧。”
昆明之围遂解。
沈醉自以为在起义中有功，不会受到严厉的惩处，没想卢汉仍然把他送进了昆明陆军监狱关押。这所监狱过去是他常来审讯共产党人的地方，从上到下的管理人员都认识他，并待他为上宾，此刻突然成为阶下囚，看守们出于职责虽不敢放他出去，但仍给予了他最大限度的自由。《云南日报》上发表的起义通电和沈醉的亲笔手令，他们都早已看到，都认为他在此关押只不过是暂时的，将来平定下来，无论谁胜谁负，他都是可以出去重掌工作的，若中央军获胜，自然会救他出去，官复原职，若卢汉获胜，同样会因参加起义之故而获释，出去以后，还会像过去一样威风。所以所长、典狱长和看守们对他这犯人显得非常殷勤，处处给他便利。
沈醉在狱中，不仅可以四处走动，任意吩咐看守买东西，送信，打听情况，而且每当他母亲和妻子生日时，他招呼一声给我往香港发个电报，监狱里的庶务科长就立即屁颠屁颠地跑来帮他发出，沈醉就在电报里向母亲、妻子祝寿、问候。
而此时被卢汉关进这所监狱里的犯人有不少是沈醉的许多旧部下，他们依然像过去一样对沈醉既敬又畏，甚至千方百计地讨好他、关心他，吃饭时，沈醉常常在馒头里、饭碗中发现他们悄悄藏进去的，对沈醉进行安慰、请他保重身体的纸条。沈醉过去从来不打麻将，也不会打麻将，旧部们为了让他开心，就经常拉沈醉去教他打牌，而且每次都让他赢。
沈醉开玩笑说：我这是在鸡脚杆上刮油啊！所以，沈醉也常常掏钱叫看守去卖些好吃的东西进来，请大家一起享用。
那时的沈醉，虽身为囚徒，却根本不缺钱用，昆明的几个大资本家，都争着来烧沈醉的冷灶，如西南银楼的老板孙子顺等，常常给沈醉送钱送物。有一次看守不让他送东西进来，他便与看守大吵大闹，拍着胸脯说：“沈醉是我的朋友，我就是要给他送东西！”还大骂看守，“你们不要狗眼看人低，沈醉是英雄蒙难，迟早有翻身的一天！”
但是，监狱里却有几个人对沈醉视如仇敌，骂他是卖友求荣之徒，他们就是被沈醉检举后被抓的徐远举、郭旭、成希超、周养浩。
周养浩一见到沈醉便连讽带刺地说：“你出卖了我们，卢汉怎么没给你一官半职，还是把你关起来了？”
而脾气向来暴躁的徐远举见了他不仅破口大骂“党国叛徒”，甚至挽起衣袖要打他。
沈醉晚年时如此回忆到：“我挨了骂，心里非常难过。其实，我何尝愿意卖友求荣呢？实在是因为他们都是重庆大屠杀、大破坏的直接参与者与主持者，我既参加了起义，再把他们放走，就不好交代。对于徐远举等人的愤怒，我是理解的。不过我也感到很委屈。平心而论，我对朋友一向还是忠诚的……唯独对徐远举、周养浩等人，我不敢轻易放他们走，因为他们杀人太多，民愤太大。所以这件事一直在折磨着我。我觉得对不起朋友。为了消除徐远举、周养浩等人对我的愤怒，我常常把朋友送给我的食物和钱转送给他们，想求得谅解，可是，他们并不理解我的心情，见了面依然讽刺我。”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2野4兵团进驻昆明后，实行了军管。卢汉在办理移交时，把徐远举、沈醉、周养浩、郭旭、成希超这几名保密局的大员当成要犯，交给了昆明军管会。解放军接管陆军监狱后，旧有的管理人员大都被撤掉，制度也比过去严格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