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希望与绝望交织的日子
1959年9月16日下午即将收工时，喜讯从天而降，而率先为众战犯送来喜讯的，居然是独自被派回场部去挑开水的徐远举！田野上陡然响起了他那早为大家所熟悉的湖北口音：“好消息！好消息！”
大家抬头寻声望去，只见徐远举手舞一张报纸，满面赤红，气喘吁吁地连跑带叫。
众人赶紧围了上去。徐远举双手展开当天的《人民日报》，用湖北话在人丛中大声念了起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犯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
所有的战犯都犹如骤然间遭到了雷击，人人目光呆滞，喜泪纵横，就那一句宣布实行特赦，在所有人的心中立即卷起了滔天巨浪，一股暖流霎时涌遍全身，脑袋里嗡嗡作响，思维也好像凝固了。
有人在拼命欢呼，有人在号啕痛哭，有人彼此拥抱，有人在田野上狂奔大叫，犹如疯子一般……
当人们从极度的惊喜中清醒过来，回到宿舍，再将报纸认真地细读了一遍。虽然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大提出的建议中并未说将所有的战犯全都特赦，但毕竟，所有的战犯都从中看到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希望，因为党中央的建议中明明白白地写道：“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这一天恰好是中秋节的前一夜，月亮已经圆了，月华像明亮的天灯照亮了农场；离散多年的家庭也要圆了，每一个战犯的心中一片光明。范汉杰、郑庭笈几名战犯受不了这骤然而至的喜讯的冲击，兴奋过度，血压升高，被送进了医院。其他的战犯依然是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
两天后，即9月18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上，便登出了刘少奇主席颁布的特赦令和题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特赦令的第一句便是：“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十年而确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这还能指谁？这不清清楚楚地就是指的他们这帮人吗？他们突然感到曾经让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中华民族用以表情达意的浩瀚博大的词汇此刻竟然显得那样的无力和苍白，喜极而泣、感激涕零，他们找不到一句能准确地表达他们此时心情的语言。
一切雷厉风行，就在特赦令颁布的第二天，功德林的孙处长陪着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们和不少记者来了，理发师沈醉忙得不亦乐乎，每个战犯都希望自己的形象能够光彩一点。
徐远举对沈醉的陈年积怨早已烟消云散，趁理发时悄悄对他说：“咱们如果能够一起出去就好了，我还有一大笔钱，可以分一半给你。”
原来，他在解放前寄存了几千美金在重庆银行的一个朋友那里，这个朋友很讲信用，解放后将这笔美金换成人民币，交到了徐远举手中。
沈醉感谢他的好意，但他表示，现在不考虑钱的问题，如果能出去，他马上要求到香港去与雪雪见面。
徐远举长叹了一声，悲苦地说道：“还是你聪明，把老婆孩子弄到了香港，我这次就算能出去，也依然是孤家寡人一个，耿静雯和娃娃在台湾，我怎么过得去？”
沈醉：“我算什么聪明？真正聪明的，还是那些把家眷留在了大陆上的人。我们过去的确跟着蒋介石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就是受点苦，抵抵罪，我也是想得通的。可就是每次管理员叫领家信，看到他们那副高兴的劲儿的时候，我马上就会伤心起来。你姓徐的，我姓沈的，过去都是少年得志，心比天高的人物，如今连封家书也没有……”
徐远举眼也潮了，长叹一声：“现在才知道杜甫的诗写得好，烽火连天月，家书抵万金呐！他这诗，不就是专门为我们写的么？……”
面对摄影师的镜头，管理人员叫大家不要激动，照往常一样，该干啥就干啥。摄影师拍了战犯们除草劳动、讨论学习等镜头。
具有职业敏感的徐远举最善于察言观色、小中见大，并据此作出必要判断。当他发现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的镜头，老对准少数几个人，似乎把他冷落在一旁时，他突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歇斯底里地叫喊起来：“你们为什么不拍我？我流汗水，写材料，哪一件落在后头？到今天连配角也轮不上，连跑龙套的资格都没有，我是真心实意接受改造，改恶从善的呀！”
文强赶紧上前一把拉住徐远举，把他带到墙角去好言开导：“共产党明明公布的是特赦，而不是大赦，更何况在反右斗争结束后不久，政府采取谨慎的措施是可以想见的。对于我们这种生死场中过来的人来说，有一句俚俗之言叫作将军额上能行马，宰相肚里能撑船，凡事不要抱太大希望，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失望。”
徐远举红着眼，气呼呼地说：“你的分析是有道理，我有些不服气是真的。唉，谁叫我们过去待在军统那黑窝子里，把自己的名声弄臭了呢？好吧，我听你的劝告，牢骚就暂时发到这里吧。”
每一个战犯都在猜测，从政治影响出发，特赦名单肯定会在建国十年大庆之前公布。获释的战犯肯定会在10月1号之前跨出牢门。
在兴奋而焦急地盼望中，国庆节来了，过去了，不少战犯的心里由晴转阴，对特赦的失望一天比一天加重。
就在这样的时候，孙处长又来到了秦城农场，在会上对大家讲：“你们都学了《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可是，你们的注意力都落到了关押已满十年这一点，所以每个人都政府给了一个定心丸，都觉得自己应当获得特赦，而对改恶从善这一条认识得不深，这四个字包含的意义很深刻啊，过去做的恶是否交代彻底，成为战犯后是否真正从内心服罪认罪，这难道不也是你们应当重点考虑的吗？”
孙处长的这番讲话，让所有战犯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之中。过去做的恶是否交代彻底？这是能否获得特赦的关键，可是，交恶彻底这一标准，在战犯们的心中，却显然是不太一致的……
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那是1959年的12月4日，功德林的大礼堂里呈现出一种极微妙的气氛，喜悦与激动是不言而喻的，但，它们并不是所有战犯脸上的主色调，因为，这种喜悦和激动里掺和上了担忧、焦虑、紧张、期盼、妒忌、甚而还有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