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德治见他高声大嗓，口无遮拦，肯定让屋外的看守与潘兰珍听见了，心里不由有些紧张。再加之他一向敬重陈独秀，又是本家，该说的话，点到即止，不好多劝，搭讪两句，便托词离去了。
对个人生活上的事，陈独秀并不隐讳。因为这在党内高层圈子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1925年冬天，张国焘出席了在广州国民党“二大”后，匆匆返回上海向陈独秀汇报。张国焘去了环龙路铭德里二号，发现陈家大门上了锁，连问了几个邻居，都说已有几天没有看见陈先生了。张国焘赶紧去北四川路横浜桥南路安慎坊，找到中央局秘书任作民。
任作民说：“陈先生说他这几天不能来办公。”
张国焘问：“有多少天了？”
任作民说：“快一个星期了。”
又过了几天，还是不见陈独秀的踪影，张国焘判断陈独秀出事了，他和任作民去了五马路棋盘街亚东图书馆。
汪孟邹说：“朱蕴山、薛卓汉从广州回来，仲甫还来坐了一会儿。这段时间仲甫情绪不好。前一阵子，仲甫和太太闹得很凶，已经提出离婚，我劝了好几回，才答应不离。高君曼一气之下，已经带着两个孩子到南京去了。”
张国焘问：“会不会老头子也去了南京？”
汪孟邹说：“肯定不会，他们闹得很凶的，上次汇250元钱到南京，仲甫还是叫我帮他汇的呢。高君曼拿仲甫过去爱拈花惹草的问题，和报上别人攻击仲甫的话来骂他，仲甫气得要死，这下感情怕真是一点也没有了。”
任作民道：“说得对，仲甫如果去南京的话，再怎么样也会和我打声招呼吧。”
从亚东图书馆回来，张国焘和任作民与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等人商量，此事非同小可，如果是国民党右派分子秘密把陈独秀杀害了，问题可就大了。
张国焘说：“上海的反动势力一直在打听中央局办公机关，以前他们抓了两次老头子，都被迫释放了。这次他们很可能吸取了教训，将老头子秘密处死了。”他还说，“老头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他的悲痛是真诚的，差不多快哭出声了。
瞿秋白、彭述之也都恐慌起来，一天天过去，都没有消息，大家已经绝望了。于是，决定由任作民出面，在《民国日报》上刊登出一则“寻人启示”，以广告的形式公开寻找陈独秀。
陈延年在广州也感到蹊跷，怎么近来不见老头子写文章了？
这时，奉系军阀张作霖与吴佩孚打败冯玉祥部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准备直接向广东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并挑拨国共两党关系。上海的反动势力也十分嚣张，12月中旬杀害上海总工会代委员长刘华，并全力搜捕中共中央机关。国际来电指示中央迁出上海，加上陈独秀神秘失踪，中央决定2月21日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
不料会议刚刚开完，却收到了陈独秀由上海发来的电报，说：“已经能扶病视事。”
众人总算是大松了一口气。
过了些日子，陈独秀失踪之谜才解开了。
原来，陈独秀这期间生病不适，身旁有一个女人陪伴照料。他当然不愿意将此事公开出来，便告诉任作民一句含含糊糊的话，说是近些日子不到办公处来。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得的是伤寒，生病期间精神也随之低沉，他也就没有想许多。偏偏这时候又遇上一个仰慕他的年轻女人闯进了他的生活，陈独秀喜出望外，也就乐不思归了。等到他从报上看到任作民的“寻人启示”后，知道不妙，这时病已好了，赶紧出院吧。
和陈独秀来往甚密的女人叫施芝英，是个医生，是陈独秀经常看病认识的，施对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十分崇拜。高君曼和陈独秀分居后，陈独秀耐不住寂寞，便和施芝英同居了，他们大约在一起生活到1927年8月才分手。
李大钊、陈延年、任弼时、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等人参加了北京二月特别会议。月底，瞿秋白回到上海，向陈独秀汇报会议情况。
瞿秋白说：“大会建议，在北伐形势下，中央局已不宜继续留在上海。”
陈独秀问：“迁到哪儿？”
瞿秋白说：“如北方局势不变，建议迁往北京，否则，移往广州。”
陈独秀不同意，说：“我认为中央放在上海比放在北京、广州有利。上海是中国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地区，上海的通讯联络设备也占优势。”
陈独秀与施芝英往来之事，瞿秋白回到上海即已耳闻，此时陈独秀不顾中央的建议，一意孤行，可能还包含着一些不好明说的原因。因为北京特别会议提出要尊重陈独秀同志的意见，所以瞿秋白也就不好再坚持。
第二天，苏共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洛夫（化名伊万洛夫斯基）率“苏俄观察团”到上海，布勃洛夫到环龙路铭德里二号寓所拜访了陈独秀。
布勃洛夫说：“我在国内听说陈先生家很富有？”布氏说这话时还耸了耸肩，表示对陈独秀居室的简陋不以为然。
布勃洛夫点点头，转了一个话题：“你对中央局所在地是什么看法？”
陈独秀说：“中国的上海、北京、广州是工人集中的地方，但三地比较，上海的工人更集中，从目前来看，我主张中央局仍留在上海。”
此后的革命实践过程证明，陈独秀这一次的“固执己见，独断专行”是正确的。但让人寻味的是，这一次正确的决断，却多少与一个与他有染的女人有关。
此时，罗世凡听陈独秀谈到建党前的事，故意做出副漫不经心的样子问：“你在北大任文科学长时，外面小报上说你常逛八大胡同。而且，你公开放言不以嫖妓为耻，反以为荣，确有此事吗？”
没想这句话把陈独秀的火气引燃了，他提高声调恨恨地说道：“大报造大谣，小报造小谣，这是我的私人生活，别人管不了，也不用任何人管！”
罗世凡见他说得如此直露，知道再劝也无用，也只得就此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