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回张国焘逃离延安陈独秀拒不认错
王明回到延安后的首次政治局会议在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召开。
张闻天主持会议：“在请王明同志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前，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先向王明同志汇报一下。陈独秀一出监狱，就迫不及待地派出他的私人代表罗汉到了西安，准备与中央谈谈陈独秀等一批刚从狱中出来的老同志重回党内工作的问题。可是，因为连降大雨，山洪暴发导致公路多处被冲毁，罗汉未能到延安。和润之商量后，最后以我们二人的名义，给陈独秀写了一个中央的意见，只要他们公开承认与托派在组织上、思想上一刀两断，我们就欢迎他们重回党内工作……”
王明皱紧了眉头，打断张闻天的谈话：“罗汉不是托派中央的组织部长吗？他是代表陈独秀个人，还是代表托派组织，来和中央谈？”
张国焘说：“哦，罗汉和我过去在北大，都是直接受教于陈独秀的学生，也是一名资深的老共产党员。北伐时期，他在张发奎的第四军担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是第四军参谋长，为党作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毛泽东说：“罗汉也是我的老朋友，和我有很深的旧谊，后来与陈独秀一起脱离中共，成为反对派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张国焘说：“应该充分肯定陈独秀过去对中共的贡献，儿子延年、乔年均为我党高级干部，一年之内先后为党牺牲，自己又被国民党判了八年徒刑。不久前，因抗战爆发，才提前被释放出来。”
周恩来也道：“蒋介石派朱家骅出面，请陈独秀另组共产党和我们作对，他拒绝了；又让陈果夫出面请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工部部长，他也不屑一顾。林伯渠在电报中转述罗汉的意见，说陈独秀非常赞赏中共现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认为：既然过去弄得兵戎相见你死我活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如今都能摒弃前嫌，共赴国难，那么，像他们这一大批过去方向与共产党完全一致，仅因认识不同而被关在门外的同志，就更应该重新回到党内，为党工作。”
毛泽东说：“我也很怀念与陈独秀先生的旧谊，也欢迎他这种积极的态度。我们现在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战，陈独秀如果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中央当然应当欢迎他重回党内，一起抗日。”
毛泽东话音一落，王明有力地往下一挥手，非常武断地说道：“中共和什么人都能合作，唯独对托派是个例外。我们的任何作法都不能违背苏联现行的政策，口径上必须和联共中央保持一致。”他进一步明确说道，“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动刽子手合作，但决不能和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和蒋介石以及他旗下的反共特务合作，但决不可以与陈独秀这样的托派合作。而且，在迪化时我还听说过，陈独秀现在已经堕落为日本人的间谍，日本人每月还给他300块津贴。”
毛泽东笑了笑，说了句绵里藏针的话：“这样的传言，早已有之，说陈独秀已经成为日本人的间谍，仅以传言为凭，恐怕不能令人信服。陈独秀岂是300块大洋，就能收买的角色？”
周恩来也说：“300块大洋收买陈独秀，这能成为理由吗？这样的理由拿出去，还能不贻笑大方？”
毛泽东继续说道：“陈独秀两个儿子已经为党牺牲，他本人又坐了五年多国民党的大牢。从监狱里出来后，陈独秀即在报刊、电台上发表文章、在各种集会上演讲，积极号召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鼓动全民抗战。为有利于一致抗战，我认为可与陈先生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在肃反工作中犯了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还在大搞肃反，错误恐怕尤甚于我们。目前我们既然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对过去的所为已经有了改悔之意，何尝不可一起抗日？”
王明苦口婆心地：“我亲爱的同志们，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整肃托派，连皮达可夫、索科里尼柯夫、拉狄克这样的重量级人物都已经被抓起来了，他们已经供出准备和布哈林、托洛茨基一起刺杀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党的领导人。斯大林对托派恨之入骨，任何托洛基的追随者，不管其地位多高，资历多深，影响多大，都已受到最严厉无情的镇压。我们却准备和中国最大的托派头子陈独秀拉拉扯扯、眉来眼去，如果让斯大林知道，那还了得！所以，我坚决地认为，为了共产国际的最高利益，我们的宣传口径必须要统一，即使陈独秀不是日本间谍，也应当肯定他是日本间谍！从现在起，党内必须加强对托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无情斗争。”
政治局委员们对王明瞠目以视。窑洞里一片寂静。
王明继续以提问的方式说道：“联共内部有如此众多的托派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了吗？”自己又马上回答，“中共内部必然也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彻底，没有能够把他们揪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能与陈独秀团结合作，而必须加紧肃清托派。在抗战的大形势下，必然有些叛党和离开党的分子，企图重新混进党内来，我们决不能宽容他们，对于现在党内，过去有过反党行为和思想不纯正的人，党对他们也绝对不能轻易放过！”
听到此话，张国焘神情一震……
这次会议后没过几天，王明带着警卫员来陕甘宁边区政府看望张国焘。
王明说：“过两天，我就要到武汉主持长江局的工作去了，走之前，挨着拜望一下几位老同志，想听听你们对中央未来工作的意见。”
张国焘谨慎地说：“我现在是正在接受批判之人，说多了，恐怕不太妥当吧？”
“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听说让你代理林伯渠的边区政府主席，你不太乐意？这不好嘛，你现在在政治局里仍然排名第四嘛，把自己的心胸放开一些，今后仍然有机会，为党担任更重要的工作嘛。”
张国焘说：“闻天同志自遵义会议后，一直在中央负总责，可你却把他排到了第七。我知道，我能在政治局里排名第四，这和你的坚持是分不开的。我也非常感谢你。可我不明白的是，以你目前的身份和声望，理应排在第一啊，你为什么让老毛坐了这头把交椅？”
“谁排第一谁排第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实将会很快证明，谁才是莫斯科政策最正确的领会者与执行者。何况，老毛对我的意见还是相当尊重的。比如在对待陈独秀的问题上，虽然一开始有分歧，但最后大家仍然统一到我的意见上了。国焘同志，我看过你给中央写的检讨，也征求过其他同志的意见。我想请你坦率地告诉我，毛儿盖分裂的主要症结是什么？”
张国焘考虑了一下，字斟句酌道：“我已经在接受批判时明确承认了，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名，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王明摇着头说：“不尽然吧，我看还有托派在暗中作怪的问题。”
张国焘一惊：“托派！你是指……”
王明以肯定的语气说：“你当时的副参谋长李特、秘书长黄超都是托派分子。我这次回来路经迪化时，叫邓发同志把他们抓起来了。”
张国焘大为震惊：“我西路军两万二千多人，血战数月打得来只剩下四百多人。他们在李特、黄超、李先念的率领下好不容易才突破重围到了星星峡，李特和黄超怎么会是托派？”
王明语气肯定地说：“这一点不容置疑，他们经邓发审问后，均已供认不讳。我已经下令把他们处决了。”
“什么？你把李特、黄超处决了！”张国焘这下沉不住气了，猛地起身冲动地嚷道：“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以被认为是托派！你甚至可以说张国焘也是托派，把我也抓起来枪毙算了！”
王明冷静说道：“不，你不是托派。但是，中央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受到了托派的利用。李特、黄超在供词中，均已承认了这一点。”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在过去的内部斗争中发生的屈打成招的事例，难道还少了吗？在甘孜时贺龙就告诉我，夏曦在湘鄂西肃反时，采用刑讯手段逼供，冤杀了段德昌等一大批好同志，差点把他也当反革命杀掉了。后来不少供词中涉及夏曦，说他是‘AB团’‘改组派’的头子，这才使他醒悟过来，知道供词是不可全信的。我们为什么这样缺乏自信，总觉得党内到处都是暗藏的阶级敌人呢？”
张国焘的态度激怒了王明，他板起面孔严肃地说道：“国焘同志，我认为你目前这样的情绪是不利于党的建设的，也是相当危险的。我再强调一次，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至今认为你还不是托派分子，仅仅是受到了托派分子的利用。”
张国焘仍然执拗地说：“我承认我在毛儿盖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所犯的错误和托派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仍然坚持，已经被你杀掉的李特、黄超不可能是托派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