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钦岳说：“你们师生心里有气，我自然能够理解的。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这也绝不是恩来愿意看到的。他除了让我给你们带话，还专门请了党内元老徐特立从长沙赶过来作调解人，争取能够尽快地平息这场风波。”
陈独秀说：“我似乎听出点意思来了，在污我为匪、为日寇暗探这个问题上，延安恐怕也不是一个声音……也罢，冲着恩来的这番苦心，我就接受这位老朋友的劝告，暂且将此事搁置一旁，不再使事态继续扩大和恶化。”
周钦岳如释重负：“仲公有这个态度就好！这样也算是给我一个面子，让我不辱使命了。来来来，我敬仲公一杯。”
陈独秀话锋一转：“不过，你也给王明、康生带一句话：搁置一旁并非置之不理，所有的证据我都已搜集在手，将来到法庭上，和他们一并算总账！”
周钦岳说：“行，行，等到打完仗，国家太平了，你们再来慢慢地了断这些难以说清的是是非非。”放下杯子，缓缓说道，“我虽远在重庆，也常常能够看到仲公的文章，看到报道仲公的消息。仲公积极宣传抗日，受到各界人士欢迎，只是当前武汉形势日趋恶化，政府前日已发布公告，命令非战斗人员在8月15日之前全部撤离武汉，尚不知仲公有何打算？”
陈独秀说：“宣传抗战，乃是老夫本分，只可惜中国军队不争气，上海战败，南京沦陷，这武汉看来也是凶多吉少。你看看政府公告一出，机关法团，以及无数百姓，携家带口，提箱背篓，纷纷向那远离战火的大西南逃去，我陈独秀也只能成为一只丧家之犬了。鄙人已决计入川去重庆，在大后方再为抗战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在重庆人生地不熟，恐怕到时候还得麻烦老弟哟。”
周钦岳：“客气了，客气了。仲公入川，小弟自是衷心欢迎，定会全力予以关照。届时望仲公务必提前告知行期，以便小弟聊尽地主之谊。”
罗汉说：“老师迁居重庆，我受北大同学会委托，将会陪同老师入川，并负责照料老师在避难期间的生活。”
周钦岳笑道：“哈哈，仲公到底是国宝级人物，任何时候都有贵人相助啊！”
陈独秀捋着几根山羊胡须，既感激又不无得意地说：“我在北大执教不过短短两年，可北大对我的恩情，山高海深，老夫是没齿难忘的！”
周钦岳还告诉陈独秀一个最新消息，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11年前开除的26名进入国民党中央高层的中共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其中就有他，还有毛泽东、周恩来和目前与他闹得很僵的“托派”实际掌控者彭述之。
听到这个消息，陈独秀笑道：“我对国民党一时的心血**嗤之以鼻，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闹剧，难道就是他们所谓的‘国共合作’吗？”
罗汉说：“倒是毛泽东在延安刚刚出版的新作《论持久战》，与老师在武汉演讲中所宣传的全民抗战、持久战的思想不谋而合。”
周钦岳道：“英雄所见略同，英雄所见略同啊。”
1938年7月，素有“长江第一火炉之称”的重庆城烈日悬空，热浪滚滚。处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朝天门码头，人潮涌**、嘈杂喧嚣，轮船的汽笛声、桡手与纤夫发出的雄浑的号子声在江面上不时响起。中国第一黄金水道上樯帆如林，百舸争流。全面抗战爆发已经一年，四川作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正将一船又一船的粮食和盐巴抢运出川，送往前线。比粮食和盐巴更加宝贵的是由四川热血青壮年组成的川军官兵，拥挤在码头和船上，他们高唱着刚刚学会的歌子，急切地奔赴前线杀敌。长江上的朝天门码头、储奇门码头、望龙门码头、黄沙溪码头，嘉陵江上的千厮门码头，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满载着出川队伍的轮船和木船源源不断地驰出，壅塞了宽阔的江面；重庆各界组成的欢送队伍齐聚各个码头，旗帜飘扬、敲锣打鼓放鞭炮，在激动人心的口号声与亲人相别的哭泣声中送出一船船天府子弟兵。
国逢大难。自民国初以来便遭军阀割据，二十多年间被连天炮火打得百孔千疮的天府之国，终于万众一心，投入到了抵御外侮的撼天狂潮之中。国难见忠臣。在民族大义面前，一年前还和红军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拼杀得你死我活的四川军阀们停止了内战，抗日爱国热情被空前激发出来了。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刘湘即电呈蒋委员长，请缨抗战；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停止内战，全国上下同德一心，共赴国难。几天后，刘湘又以川康绥靖主任名义，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大声疾呼：“今者，自卢沟桥事件发生，此一伟大之民族救亡抗战，已经开始。默察此次战争，中日双方均为生死关头，而我国人所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最后之胜利。四川为国人期望之复兴民族根据与战时后防重地，山川之险要，人口之众多，物产之丰富，足为战争资源，亦为世界所公认。故在此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七千万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如此军民一心，上下共济，只知目前抗战是唯一的中心，只知抗战解放中国是唯一的坦道，排除一切歪曲的认识，克服一切事实的障碍，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则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中华民族！”
毕竟皆为炎黄子孙，值此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关头之际，刘湘登高一呼，过去为争夺防区互相厮杀不休的四川军阀们竟然全都收刀捡卦，争先恐后致电宣誓，拥护蒋委员长，愿随刘湘出川抗击倭寇。
应了“乱世出英雄”这句老话，率部出征的四川军阀里，也果真出了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122师师长王铭章、145师师长饶国华等名昭日月，永垂青史的抗日民族大英雄。在他们的家乡，后人为其建陵树碑，供子孙后代缅怀凭吊。
7月2日下午四时许，民生公司的“民权”号客轮正鸣响汽笛，推波拥浪，缓缓向着浊浪涛涛的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朝天门码头驶近，闷热且臭气熏天的船舱里顿时喧嚣起来。性急的旅客早已收拾好行李，争先恐后地拥到了甲板上舷梯旁，准备抢先登岸。
首先展现在逃难者眼前的重庆，是密密麻麻麇集在长江与嘉陵江沿岸峭壁上的吊脚楼。毫无疑问，这种以木料、竹篾捆扎而成的房屋已经成为重庆城的标志建筑，它体现着这座内地大城市的落后与贫穷，仿佛在提醒着所有的逃难者，他们在此地的日子必然会充满艰辛与坎坷。
但是，毕竟这里远离战场，没有枪炮声，没有血腥的屠杀，没有战争的恐怖气氛，它是所有逃难者共同的希望所在！四川——天府之国；重庆——陪都——这一切对船上的许多乘客来说都是陌生的。他们全都是从已经陷落或即将陷落于日本人铁蹄之下的江、浙、皖、鄂等省携家带口逃出来的难民，而且大都是第一次入川，第一次到重庆。他们饱受惊骇的心中多少有了一点终于寻觅到了一块安全之地的欣慰。但充塞于人们胸中更多的，则是对于未来生活的担忧与彷徨。
在他们的双脚踏上重庆码头的那一刻起，四川人便送给他们一个崭新的名字——下江人。
在这一派嘈杂喧嚣声中，船舷边出现一位身着玉白色长衫偏矮身材、肤色黝黑、双目炯炯有神的老人。他站在舷梯旁，手把栏杆，目光急遽地在码头上掠过，似在寻找什么人。
紧跟着，一片骤然而起的欢呼便向他拥来。
“哈哈，仲甫兄，你可到了！”
“陈先生，陈先生，我们在这里。”
陈独秀的目光紧随着骤起的欢呼落到了江边囤船上。那里，簇拥着一群衣着讲究，看似学者、商绅模样的人，他们正扬起手臂使劲地向船上的老人招呼。其间，还有不少胸前挎着相机的记者。
陈独秀的双眉倏地蹙紧了。显然，这种热烈的场面使他蓦然感觉到了不悦。此刻他并不知道，6月28日，当他携潘兰珍在汉口江汉关码头登上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包租的“民权”轮离开武汉后，他的好友——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已经用电话通知驻重庆办事处的部下前往朝天门码头迎接。而消息一经泄露出去，陈独秀的老友张友鸾、张恨水、张慧剑、周钦岳、薜农山、沈尹默等，以及大批学生、仰慕者、大报小报的记者，也都赶在轮船到达之前，在朝天门码头上不期而会了。
陈独秀虽然是第一次入川，但是，此时此刻，他却对这块陌生的土地油然产生了一种亲切之感。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使他知道四川自古便是一方人才辈出、藏龙卧虎之地。远的不必说它了，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功不可没的戊戌变法中就有绵竹人杨锐、富顺人刘光第成为光绪皇帝钦定的变法维新中枢机构“军机四卿”中的成员。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俩喋血菜市口，成为誉满中华的“戊戌六君子”。在辛亥革命中，蜀人投入之踊跃，贡献之巨大，足令国人刮目相看。著名的黄花岗之役便主要是福建人与四川人参与，“七十二烈士”亦然，内江人喻培伦则是其代表。而为了逼迫清帝退位，金堂人彭家珍孤胆只身进入北平，炸死满清宗社党头目良弼，更是壮怀激烈！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好友、重庆人邹容，以《革命军》震惊神州。在辛亥革命中，四川人民掀起的保路风潮，更是直接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并导致了满清王朝的垮台。
而眼下，当祖国面临巨大灾难时，又需要广阔富饶的天府之国，来提供庇护和濡养了。
这年6月12日，日军侵占安庆，陈独秀请前些日子刚由国民党内政部调往航空委员会当差的包惠僧，找了一条军用火轮，将刚从安庆逃难来的嗣母谢氏、儿子陈松年、儿媳窦珩光、孙女长玮先行送到了宜昌。
分手时，陈独秀叫陈松年到宜昌后去二马路平和里找史岳门，说：“我过两天乘行营开往重庆的差船，到宜昌时，我会到史岳门家来接你们。”
可是，陈独秀并没有如期启程，而是在汉口多耽误了一些日子。
原来，松年一家刚走，阔别近多年的大姐向荣与大姐夫吴欣然，还有他们的父亲和四个孩子，全家九口突然从安庆流亡武汉，前来投奔陈独秀。
陈独秀对包惠僧说：“老姐姐来了，我怎能撇开他们，自己先到重庆？无论如何，我得想办法，再搞几张船票，把他们一家子全带走。”
吴季严是向荣的长子，他和妻子李秀泉，政治上都是陈独秀狂热的追随者，此番也随父母逃难。吴季严与陈独秀感情深厚，情同父子。吴季严早年追随舅舅献身革命，并在陈独秀的资助下远涉重洋，先后留学德、法、俄三国，熟读马列经典，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秀泉入党则更早，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主持的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在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中，担任醴陵县妇女组织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