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回忘年交情深似海老同志未忘旧谊
时在四川省银行总行省库部收支课工作的许伯建回忆说：“一天，我收到中央银行国库局一件支付书，命在江津县代办国库业务的四川省银行办事处付给陈仲甫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这笔钱是由蒋介石汇给陈仲甫的。我想，陈仲甫是陈独秀的名号，一般人都不甚知道，所以我特别注意这笔库款的下落。江津靠近重庆，虽战时，水陆交通仍方便。可是过了六七天，仍不见江津省银行办事处寄回陈仲甫的收据。国库局派了一位襄理大员来查问，并催促尽快将这笔钱送交陈收。又过了两天，江津省银行办事处回电说：‘办事处主任张锦柏亲自去见陈仲甫，他还是不收，只好将原支付书退回。我们当即通知国库局：已将这笔钱原封退回。”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中现存有11件国民党当局资助陈独秀款项的相关信函和文件，其中有四封信是朱家骅写给陈独秀的（其中1942年1月23日的书信手稿应为27日信的草稿），告诉陈资助情况，并派张国焘送去。还有两封是朱与蒋介石大秘陈布雷的通信。陈布雷在1942年1月17日致函朱：“日前所谈仲甫近况艰困，经呈奉谕示一次补助8000元，以吾兄名义转致。”朱则在1月20日回复说：“关于一次补助仲甫兄8000元由弟名义转致一节，俟收到后，当即派张国焘同志送去也。”
从六封信中可以看出，朱家骅都是以“个人名义”先后于1940年7月17日、1941年3月6日、1942年1月27日三次向陈独秀分别资助1000元、5000元和8000元。
毫无疑问，从朱家骅书信手稿笔迹上来看，并非是一人所书；而从署名“朱家骅（亲签）”或“朱家骅（亲）”以及每封书信开头都写明“致陈独秀”、“复陈主任”、“函陈仲甫先生”或“致陈仲甫”等信件标题上来看，这些信件均不是正式信件原稿，而是未誊清手稿或秘书代笔草稿。
陈独秀在江津完成的《小学识字教本》，原定教育出版社出版，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前后两次批示，预支两万元稿费给他。可后来，为书名二陈却发生争执，相持不下。陈立夫以为如今新学已起，“小学”二字不妥，要陈独秀更改书名后才付印。
为此事，陈立夫还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信如下：
仲甫先生大鉴：
大著《小学识字教本》，斟酌古今各家学说，煞费苦心，间下已意亦多精辟，自宜付梓以期普及，惟书名称为《小学识字教本》，究属程度太高，似可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未审尊意何如？即希示复为荷。
顺候
撰祺！
陈立夫拜10、11（1941）
陈独秀则坚持己见，不同意改名，复信称：“10月11日惠书诵悉。许叔重造说文意在说经，章太炎造文始意在寻求字原，拙著识字教本在便利训蒙，主旨不同，署名遂异。以其内容高深，不便训蒙者，朋辈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种乃为教师参考而作，儿童课本别有一种，但编排单字三千余，不加诠释，绝无高深可言，俱见全书，疑虑自解也。”
陈独秀拒绝了陈立夫的建议，并与仲纯等朋友强调说：“自汉代起即称语言文之学为小学，章太炎也以为小学之名不符，主张改称语言文字学，脱了裤子放屁，何其烦琐也！”
笔者爬梳考证，研究陈独秀晚年生活多年，注意到所有研究家都一致认为陈独秀晚年经济十分窘迫。笔者经过详细采访当事人与查阅历史资料，得出的结论也无出其右。
但初时让笔者大惑不解的是，陈独秀在江津三年多时间里，既有章世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薜农山、包惠僧、段锡鹏、杨鹏升、邓氏叔侄等众多新老朋友或多或少不定期的资助。胡适与赵元任也各赠陈独秀1000元。杨鹏升一人有据可查的便赠陈4500元。其中一位“晋先生”，先后资助陈2200元，“晋先生”究系何人？非但笔者未能查实，连陈独秀在辞世前一月余，即1942年4月5日写给杨鹏升的最后一封信表明他也同样不认识这位“晋先生”：“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觉惭惑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
而类似于“晋先生”之类古道热肠之辈，也还另有其人。
1941年10月4日，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中便有这样的句子：“函转某先生赐款600元，已由省行寄到，既经兄代为接收，何敢言辞？即希代某先生致谢。某先生为谁？尚希示之！”
用了别人的钱，连馈赠者的名字也不知道，这让陈独秀十分的过意不去。
重庆薜农山，让他兼着一个《时事新报》主笔的虚衔，每月按时给他寄来160元；北大同学会，每月还有300元同样稳定的汇款。一次迟迟没有收到北大同学会的汇款，陈独秀十分焦急，还给昔日的同事蒋孟麟写信催问。
蒋孟麟于陈独秀逝世后，在《新潮》撰文说：“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这段话提到了国民党政府“维持”（资助）陈独秀的观点，也是符合实际情形的。一方面，陈独秀的风骨决定了他拒绝接受蒋介石的资助；另一方面，蒋介石想利用他的影响来反对共产党，所以一直没有放弃拉拢他的念头。蒋介石派戴笠胡宗南前往白沙镇拜望陈独秀，亦可证明此论不谬。
除了以上收入，陈独秀还有虽零真零碎碎却颇可观的诸多进项。他所撰文章，也多多少少能为他换回些稿费。年节为人写对联，不少大户人家新房落成，恭请他写匾额，别人也绝对不会让他白写。他在江津城中的日常生活所需主要也是由邓仲纯和邓季宣兄弟承担，逢年过节，生昭满日，做稻米生意的大姐和大姐夫也会给他一些帮助。后来他去了石墙院，房东杨庆馀也未收他一文房钱，他在城关镇、白沙镇发表讲演有报酬。以他的名气，以人们对他的敬重程度，想必给少了也不好意思拿出手。他为地方名流们破石题字也有不菲的润笔之资。
龚灿滨先生就谈到：“陈独秀辞世后，我在城关镇和龙门滩、油溪镇、白沙镇见到陈独秀为我的朋友新建房屋写的小篆横匾，字体遒劲有力。听朋友说，他们原本仰慕陈独秀的大名，请他题匾，既能为家中增光添彩，也籍此给陈独秀送去一些润笔。”
“一些”是多少？
龚灿滨继续道：“做粮油生意的刘建初盖新房时，陈独秀应请为其写了一个“仁寿修居”的楷书横匾。刘建初奉上的润笔费是每字200元。”
更重要的是，国立编译馆为出版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已先后预付他两万元稿酬，这不啻是一笔巨款……凡此种种，他怎么可能就穷到把柏文蔚赠他的银鼠皮袍也送进当铺去换几个铜钱的地步？
即便陈独秀后来到了石墙院，自立锅伙，陈独秀也还雇了一个焦姓男子当家厨兼仆人。主仆三张嘴，他一月开销又有多少呢？陈独秀在信中写得十分清楚。1940年12月23日他致函杨鹏升：“数月以来，物价飞涨，逾于常轨。弟居乡时（即住在石墙院时），每月用200元左右，主仆三人每月食米1。5斗，即价需100元，今移居城中月用300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30元之宽裕，其时一斗米价只3元，现在要70元。”
1941年8月6日又至杨鹏升：“兹又接7月24日来示，内附有省行1000元兑票一张，妥收勿念。屡承吾兄垂念鄙况，既感且惭，无以答雅意，如何可安！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300元，差可支持，乞吾兄万勿挂怀！”
笔者想，任何一位研究家也不可能比陈独秀本人更加了解他在江津期间的经济状况了。按照月出300元的标准，仅仅是靠北大同学会与《时事新报》两处月入的每月460元，他的生活不仅不能算“清贫”“拮据”“穷困潦倒”“晚景凄凉”，而应当是绰绰有余。
可以用来佐证陈独秀生活状况不差的证据还有他给台静农的信。“……之瑜若能在聚奎任课，薪金自当由校中决定，他但重礼貌，薪金不甚计较，前在博学，据弟记忆，月不过百元。”
这是他为何之瑜写的一封举荐信，虽出于文化人的面子“薪金不甚计较”，但也明确提出何之瑜在原来任教的学校报酬是“月不过百元”。而这“月不过百元”，也就是当时一位公教人员一月的收入了。
凡此种种，均能证明陈独秀与穷字无缘。
而笔者采访到的同样能够有力证明陈独秀“穷困潦倒”的证据也比比皆是。与陈独秀潘兰珍同住石墙院的郭碧新说：“其实我们都晓得，陈先生是马屎外面光，穷得遭孽，潘兰珍每天下午都在厅屋里跟杨家几个婆娘打麻将，瘾大胆子小，输多一点，打出一张牌手都在抖。”
而陈独秀死后亲手为他穿老衣、装棺的胡品中则说：“他又没啥经济来源。有次潘兰珍还托吴国兴进城，把陈先生的一件皮袍子（即柏文蔚送陈独秀的银鼠皮袍）拿到当铺里当了几个钱回来买米、抓药。我有心帮帮他，又没得这个能耐，我家里也穷。”
既有这么多钱，却又把日子过得来如此之苦，这似乎成了一个难解之谜？
那么陈独秀毛算起来显然已经不少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呢？
后来笔者深究他为《小学识字教本》一书与陈立夫发生的争执，似乎才找到致他于穷困的真正原因。
陈立夫原本对处于穷困潦倒之中的陈独秀也还是给予一定照顾的。如1940年5月13日，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请示国民党教育部，就陈独秀所编《小学识字教本》再预支给陈独秀稿费5000元一事。陈立夫大笔一挥：“前稿已否交来？照发。此款在本年度高等教育救济费中动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