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这才作罢，让曹茂池拉到街沿上，目睹眼前这一场乱象。
突然，警笛狂吹，警察提着枪“哗哗”奔来。
抢掠者一见警察，四处逃窜。
紧跟着响起了几下枪声……
曹茂池吼道：“快走，这子弹可没长眼睛，要钻一颗在身上，你我今天就死在这里了！”
陈独秀随曹茂池钻进旁边一条小巷，匆匆离去……
过了几天，油溪吴家派人来报，说大姐向荣得知粮店被抢，顿时便气瘫在地，不省人事。虽经医生抢救过来，仍是重病缠身，走动都有困难。大姐历来性格急躁，说话做事，风风火火，精明利落，是个非常能干的女人；吴家内内外外，大事小事，全靠她操劳主持。谁能想到，她竟然会在逃难生涯中，因粮店被哄抢，一急之下，变成一个废人。
得到大姐病重的消息后，陈独秀与潘兰珍曾坐上水揽载，亲赴油溪探望大姐。
回到江津，陈独秀正担着心呢，七月四日这天，他正在书房看报，潘兰珍突然带着吴季严走了进来。
陈独秀一见外甥手臂上的黑纱，顿时预感到大事不好，惶恐问道：“季严……季严？”
吴季严泣不成声：“妈妈……妈妈她走啦！”
陈独秀瞳孔大睁，泪如泉涌：“大姐，大姐呀！你怎么……这样就走了？
得知噩耗，陈独秀又不顾自己身体有病，立即携潘兰珍随吴季严前去油溪奔丧。操办完丧事后，他怀着悲痛的感情写下了《挽大姐》一诗，诗中说他们兄弟姐妹四人，自己最小。长兄、二姐早逝，“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谈到了春季去看望病中大姐的情景，分别时，“姐意愿偕往，临行复迟疑。送我西廓外，木立无言辞。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缠绵悱恻，感人至深！
可以毫不犹豫地拒绝蒋介石、朱家骅、张国焘等人的资助，也可以不为周钦岳转达的延安方面“只要不发表政治言论”，便可“负责安排入川后生活”之条件所动的陈独秀，为何唯独屡次三番地在收到成都杨鹏升的赠金后会“既感且愧”，“不胜惶恐之至”，“屡承厚赐，何以报之”，“且连谢字也不敢出口”？
凡研究陈独秀晚年生活的文章中，都必然会涉及杨鹏升这个名字。但杨鹏升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为何会六次赠金资助落魄中的陈独秀？陈独秀在江津不足四年的时间里，为何会给比他小了21岁的杨鹏升写了40封信？几乎达到每月一封！这在他所有的新朋旧友中是唯一的。同时期写给台静农的虽多达70余封，但内容几乎都是为出版《小学识字教本》。所论之事，所发之情，其深度也是无人可以企及的。他们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笔者对此问题也疑惑不解，最近，却有幸通过成都新闻界的朋友，与杨鹏升的女儿、成都铁路局退休工程师杨祖慧女士取得了联系。有了杨祖慧的大力帮助，笔者才将上述问题弄了个明白。
陈独秀昔日名声如日中天，即便潦倒江津小城，也依然余晖不灭，余音绕梁，瘦死的驼驮比马大。而杨鹏升不仅是国民党赋闲将军，也是在金石书画艺术上蜚声中外的一员儒将。
杨鹏升算得一位货真价实的巴蜀奇才，其金石书画艺术方面的造诣，连不太容易恭维人的大文豪郭沫若，也在诗中惊叹杨鹏升为“蜀派印圣一世雄”，即便在全中国，恐怕也是极少有人能与杨鹏升比肩的。
此君乃1900年生人，书画署名铁翁，蓬生，中年归隐锦城九里堤“劲草园”后又以别号“劲草先生”行世。如今在百度上搜索一下杨鹏升这个名字，马上便可看到此翁留下的作品，仍然在书画市场上占据着一个不菲的价位。
杨鹏升，别名泰坤、盖孝、蓬生，中年号劲草先生，书画署名铁翁，出自四川渠县平安乡一个没落世代书画之家。鹏升幼年家境贫寒，靠自学写得一手好字，且擅篆刻，后为生计所迫，在渠县街头卖字刻章，被杨森慧眼发现，将他作为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特招入伍，后又出资送他到北京大学读书。
杨鹏升与同当时的热血青年一样，极喜读《新青年》上的文章，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鲁迅极为崇拜。来到北大时，正逢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他思想激进，参加了由陈独秀领导的五四运动。当时他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在校新生，多次有幸聆听陈独秀的讲演，此前又读过他许多雷鸣电火般的雄文，对陈崇拜得五体投地。但他未读文科，无缘直接受教于陈独秀，于是便找到蔡元培校长，请求引荐自己与陈独秀见上一面。
与陈独秀的初次见面交谈，更令他认识到这位大思想家的博大精深、高瞻远瞩。杨鹏升初次以弟子礼拜见陈独秀，师生甚是投缘，从此两人交往越来越频繁，成了友谊深厚的忘年交。此后，陈独秀去了南方，杨鹏升毕业后也重返军界。“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时，杨鹏升已官至88师副师长，与师长孙元良将军率部与日军血战。
杨祖慧在与其弟祖敏合撰的未刊稿《陈独秀与父亲的交往》一文中写到：
陈独秀与我父亲杨鹏升是挚友，这件事情我们一直不是太清楚。直到1985年党和政府给我父亲平反并落实了‘率部起义将领’的身份后，我们才回到从来没有去过的老家渠县，走访了渠县统战部、渠县政协及有关老人，初步了解到一些情况。
父亲一生豪爽、正直仗义。一个国民党中将和一个共产党的原总书记能有那样深厚的交情，真的非同一般，十分特殊。这使我们十分感慨。
家父一生淡泊名利，无心仕途，定居成都，潜心金石书画，广交朋友。民国显要林森、张群、杨森、李家钰、孙元良、顾祝同、陈诚，社会贤达名仕章太炎、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章士钊、蔡元培，艺术大师张大千、徐悲鸿、刘开渠、齐白石、吴昌硕，以及陈独秀等名流大家，均过从甚密或交情笃厚。这也使父亲受益匪浅。
过着戎马生涯的杨鹏升金石书画也足堪巍巍然大家。30年代，他的作品在北京、上海以及日本各地巡展。1930年，杨鹏升在东京举办个人金石画展时，日本首相犬养毅亲临参观道贺。1946年10月，四川省政府教育厅聘他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成都书画展览委员会特约编纂。杨鹏升还擅长考古与文物书画鉴定，1947年美国空军司令兰度，在徐中齐的陪同下，专门前往劲草园拜访，他为兰度鉴别古玉器200余件，还赠其自画扇面，深得兰度的喜爱。从来目中无人狂妄得几近疯癫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曾放下不可一世的架子，窝在劲草园里，一日三餐吃着杨家名厨做出的精美可口的川菜，认认真真地为他选编过数十集《杨鹏升印谱》。连陈独秀也表示：“百集成时，拟勉强书数语以塞责也。”
杨鹏升的字，还有故事。
游览过长江三峡的人，想必还记得，当行至具有三峡门户之称、千年古城白帝城下的夔门时，就会看到刻在滟滪堆岩石上的“夔门天下雄，舰船轻轻过”10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其落款为“孙元良”。
孙元良当时是师长，杨鹏升是副师长。孙元良知杨鹏升书法有名，请他代笔并落自己的大名，这对于杨鹏升来说也是不好推辞的。这样。时过半个多世纪也无人知晓，这十个大字的真正书写者，乃是杨鹏升。
陈独秀到江津后，杨鹏升已身兼川康绥靖公署参议和重庆卫戍司令部中将顾问等官高位显的虚职，任职不履职，支薪不办事，很少过问政治，潜心经营劲草园和钻研金石书画。
1932年10月2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监狱服刑期间，杨鹏升数次托陈独秀的辩护律师章士钊将烟卷、水果、糖果等物转送陈独秀。
这年9月，陈独秀从南京到达武汉避难，恰好杨鹏升也调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兼办公厅副主任。他从报上看到陈独秀到了汉口的消息后，立即多方打听，在武汉码头附近一小旅店找到了暂栖于此的陈独秀与潘兰珍，随即帮助夫妇二人在武昌一桂系军官的一所平房里安身。从此，杨鹏升在多方面给予陈独秀夫妇照顾，两人交往甚密，感情笃厚。
杨鹏升为陈独秀精心篆刻一方阳文“独秀山民”四字图章，和一方“仲甫”图章，被陈独秀视为珍品。陈独秀也曾以书法作品和一些著作相赠。他们师生之间以文交往，相互观赏，互赠往来，切磋技艺，其乐融融。陈独秀在武昌住到日军迫近武汉，才从这里入川。
劲草园中，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但杨鹏升对于处境艰难的陈独秀须臾也没有忘记。同处蜀地，交往弥笃，书信往来遂更为频繁。这一期间，陈独秀已经把杨鹏升视为了自己晚年倾诉衷肠的知音。
杨氏姐弟在《陈独秀与父亲的交往》中写道：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凄凉病逝于江津鹤山坪。家父6月5日才得知此噩耗，顿时痛心疾首，悲痛哽咽，在陈独秀来信的信封背面含悲写下‘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5月27日逝世于江津，6月5日报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深深缅怀着这位忘年交和老学长。从此，陈独秀的40封来信就成了我家的家珍，被精心收藏。从陈独秀最后的40封信中充分体现了两位朋友的牵挂。两位先人已辞世多年，但他们之间至诚的师生友谊和深厚的交往，是难能可贵的。令我们后人感动和敬佩，并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间。（1954年杨鹏升被捕后，一直珍藏的陈独秀40封亲笔信被成都公安局抄去，后由四川省档案馆收存，1980年7月，又移交给中央档案馆收存。相关部门给杨祖慧出具了收存证明。—作者注）
1939年2月，陈独秀因病到重庆宽仁医院住院时，周恩来、董必武与朱蕴山都去医院看望过他。
而仅两个月以后，董必武、朱蕴山又亲赴江津，再次拜望了陈独秀。
那是在陈独秀从重庆回津后，邓仲纯让他夫妇住进自己家，以便继续观察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