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回叙家事苦情难述观空战喜上心头
中午时分，陈独秀与潘兰珍下得楼来，到院坝边的平房里吃饭。
邓仲纯邓季宣两家人，加上陈独秀一家，还有医院雇请的护士员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了满满三大张桌子。
邓仲纯对一对青年男女道：“仲先，稼先，快来见过你们的陈伯。”
邓仲先和邓稼先姐弟俩惊讶地对视了一眼，赶紧起身走到陈独秀跟前鞠了一躬，恭敬地：“陈伯好。”
陈独秀诧异地问：“你是……”
邓稼先叫道：“陈伯，我是稼先呐！你不认识我了么？”
邓稼先的父亲就是邓仲纯的哥哥，陈独秀的好友，北大著名教授邓以蛰。
陈独秀惊喜地叫起来：“稼先，哈哈，变了，变成大人了，连你陈伯也认不出来了！呃呃，你父亲怎样了，他现在过得可好？”
邓稼先摇了摇头：“爸爸……过得不好。”
仲纯也上前说道：“稼先这次可遭罪了，他仲先大姐这次把他从日本人占领下的北平带出来，绕道上海、香港、越南，从云南来到江津的。”
陈独秀感慨地：“以蛰的儿女都这么大了。当年，你们的爸爸从早稻田大学毕业，他和我还有苏曼殊三人从日本同船回国时，他也比你们大不了多少呢。”接着问道，“你刚才说你爸爸过得不好，怎么回事，他没从北平逃出来么？”
邓仲纯对两个孩子道：“坐下说吧，陈伯虽是个大人物，可和你们爸爸是老朋友，你们俩在他面前不要这么拘束。”
陈独秀也说：“对，对，随便点，随便点好。以蛰从日本回来不久，又去了美国普度大学专攻哲学，我都许多年没见着他了。”
邓仲先说：“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组成了西南联大。日本人进城后，周作人当上了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兼北大校长，邀请爸爸出来执教，被爸爸称病拒绝了。”
陈独秀一惊：“以蛰还留在北平啊。”
邓仲先说：“爸爸因患肺病，未能随校南迁，日军进城那天早上，爸爸对我们说：‘孩子们，从今天早上起，你们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邓以蛰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稼先在崇德学校上高二，民族自尊心非常强烈，他每天上学都要路过府右街日本宪兵队门前，中国人路过那里都要给日本哨兵鞠躬，稼先上学放学宁愿绕很远的路，也决不给日本人行礼。
一次，日本人召开祝捷大会，给每个学生发一面小太阳旗，稼先悄悄把太阳旗撕了，还在上面跺了两脚，不料被一个日伪警察看见，还告到了学校。校长是邓以蛰的好朋友，赶紧到邓家对邓以蛰说，稼先的学业很有前途，但思想激进，留在北平迟早会出事，必须尽快把他送走。这样，邓以蛰就痛下决心，让长女仲先带着稼先到江津来投奔二叔邓仲纯与四叔邓季宣，在大后方继续学业。
邓稼先说武汉陷落那天，日本人逼着北平的大学生中学生为皇军的胜利召开大会庆祝，会后还要上街游行，他一怒之下，就把太阳旗给撕了。
临离开北平前，爸爸叮嘱他说：“国家几十年来受尽日本人的欺侮，虽然原因多多，但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科学太弱，今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象我这样，不要学文，只有科学发达了，国家才能强大起来。”
陈独秀说：“稼先小小年纪，国难当头仍不坠青云之志。好，好！中国的年轻人都要像稼先这样，国家就决不会亡。”
邓仲纯说：“稼先马上去国立九中接着念高三，毕业后再争取考上西南联大。现在大后方最好的大学，就是西南联大了。”
邓稼先一到江津即被邓季宣安排到高中三年级插班。他在这里认识了同班同学、许德珩的女儿许鹿希，此后与鹿希喜结良缘。
邓稼先语气坚定地说：“我一定努力，不辜负二叔四叔对我的期望！”
当年仅仅16岁的青年才俊邓稼先，一年后果真如愿考上了西南联大，由江津前往昆明继续求学。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开拓者，为发展中国的核科学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被誉为“两弹元勋”“中国原子弹之父”。
逢此战乱之际，陈家却人丁兴旺起来，松年的大女儿长玮刚满两岁，又添一女长屿。九中在与县城一江之隔的德感坝，松年周末才能回家，照顾产妇和婴儿的事，就落到了潘兰珍的身上。陈独秀有时见她忙不过来，也帮忙递递汤水，抱抱孩子。欧阳大师、高语罕、许德珩、潘赞化、何之瑜等一帮故旧学生经常到延年医院与陈独秀喝茶摆龙门阵，见到陈独秀抱着小孙女，脸上流露出的那一份他们过去难得一见的慈爱亲情，想不到昔日向孔孟宣战，锐气凌厉的斗士雄杰，竟也有如此的温柔细腻，儿女情长，不禁感慨万端。
当然，生活也并非无风无浪。潘兰珍对陈独秀百依百顺，关怀备至，可谓贤妻。而在松年眼中，却并非良母。从年龄上讲，他这儿子比后母还大出两岁，从感情上讲，到江津之前他们也不过见过两三次面而已。而且，潘兰珍时常因不堪家务之累而与松年发生不快。松年性子平和绵软，可他的妻子窦珩光却不让人，婆媳俩口角之争是经常的事。有一次潘兰珍甚至当着从重庆给陈独秀送来平价米的许德珩的面与儿媳争吵，弄得一辈子极要面子的陈独秀十分尴尬。
此时的陈独秀，由于笔者在前面已分析到的原因，经济上也日见窘迫。虽然他的进项不少，可即便如此，面对一日三涨的物价，陈独秀也时感阮襄羞涩，英雄气短了。
而他一大家子老老少少七口人与仲纯、季宣两家人在一口锅里吃饭，经济上主要又由邓仲纯、邓季宣两兄弟承担，寄人篱下的日子一久，邓太太脸上便时时露出颜色来了。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话偶尔背着丈夫也吐出几句，让陈独秀、潘兰珍深感苦恼，气愤，碍着邓仲纯的面子，又不便发作。
忍气吞声地捱到这年夏天，终于在一场公开的冲突之后，陈独秀与潘兰珍被逐出了“延年医院”。
这场风波的起因，却是邓季宣六岁的小儿子引起的。而邓季宣本人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更是记忆犹新。江津县志办保存的一份邓季宣留下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未刊稿）中写道：
陈独秀到江津后，就把小儿子松年送到江津县城对岸的德感坝国立九中总务处潘赞化那里，由潘给他在总务处安排一名最低级的职员。
我那时也在九中任教。我和二哥考虑到陈家和我们邓家是世交，此时又都流亡在江津，目睹已算是到了穷途末路山穷水尽的陈独秀，觉得应该帮助他一下，所以我们就主动邀请陈家搬到延年医院同住，也依靠我们兄弟二人生活，同在一口锅里吃饭。
那时，陈独秀已经满60岁了，可他的新夫人潘兰珍才二十几岁，我们都比她大很多，不好称她陈太太，就叫她小潘。
我和松年平常都在德感坝，只有星期六才过江回到江津城里。我的一家子对陈家还算过得去，只是我那位二嫂对这一对老夫少妻万般厌恶，经常恶言恶语地给他们夫妇难堪。偏偏我二哥惧内又是出了名的，不敢出面制止。
民国二十八年夏天，气候炎热，陈独秀也学着当地人的样，上身啥也不穿，下身只穿条裤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像当初在汉口难民所里一样，确实不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