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回斥托派一刀两断再遭辱扫地出门
萧克老将军为《陈独秀诗集》作的序，无疑是一篇足以令人振聋发聩的文章。老将军摘引了他本人1981年在中共成立60周年讨论会上的几段发言：“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有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不久前看纪录片《先驱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建党的最主要人物，在建党的镜头中，一出现就是李大钊。然而，‘南陈北李’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建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
接着，老将军列举了研究陈独秀无法回避的一系列重要方面：“对陈独秀的研究，我认为，不能仅限于他在党内及其以前的时期，而且应包括托陈取消派时期。中国的托陈取消派和外国的托派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纲领如何？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态度如何？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何？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如何？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态度如何？出狱到去世时的政治态度如何？都应当在研究之列。”
要让现在以及今后的中国人知道托派是怎么回事，首先就必须弄明白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用陈独秀的话来说：“他们是老子党，我们是苦力。”
这话看似偏激，而性质的确如此。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就处于一种不正常的却又是合法的规范之中。这种关系给日后的大革命失败埋下了隐患。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必须遵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在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违背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而另搞一套，这是共产国际纪律所不允许的。所以，每当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意见出现分歧时，最后都是以中国共产党服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统一起来的。
很明显，陈独秀虽有着中国共产党第一领袖的身份地位，但却是个能当家却做不了主的总书记。替中国共产党做主的是共产国际，是苏共中央——说到底是斯大林。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托洛茨基的命运一点也不值得称羡，他的名字成了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诅咒的对象。谁不小心与这个名字牵连上，就有可能人头落地。
然而在托洛茨基从苏联的政治舞台上突然消失以前，这个名字还曾在苏联红色歌曲中不时响起，托洛茨基的肖像也还同列宁的肖像一起，高高地悬挂在苏联各级党政机关里。
列夫·托洛茨基，苏联早期著名政治家，苏联工农红军和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斯大林时期党内反对派首领。十月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先后担任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
就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斯大林亲手炮制了一起大冤案，这个案件的审理把托派称为是德、日情报机关的“侦探”，是意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匪帮”。于是，苏共党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
从那以后，对共产国际指示必须不折不扣执行的中共凡提到托洛茨基，必然加上“匪徒”“反革命”“最凶恶的敌人”之类的名词。
早期革命领袖中的很多人都是个性突出，颇具诗人气质和人格魅力的理想主义者，能够在追随者中间产生巨大的号召力。他们是天生的鼓动者和演说家，文笔优美，言辞犀利，永远有过人的精力，有着一切杰出革命家具有的出众品格和坚强意志。
中国的陈独秀如此，苏联的托洛茨基同样如此。在中国，托洛茨基思想的响应者并非以陈独秀始，但是，因为他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特殊地位，却在一个不长的阶段成为中国托派的领军人物。
今天我们已经十分清楚了，把中国托派的“领袖”陈独秀与国际托派领袖托洛茨基联系在一起，并非空穴来风。但问题是，陈独秀的“领袖”地位，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从莫斯科回来的诸多托派学生组织的承认。相反，他们认为陈独秀必须对过去长期领导中共中央所犯下的错误承担责任。
中国托派在政治上表现得尤为激进，国难当头之际，他们提出的两大并列的政治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打倒国民党”，当然也就坚决反对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由此可见，中国的托派一开始便把自己置于了一种极其孤立，自缚手脚的地位。虽然他们从始至终都宣称自己是比中国共产党还要忠于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最坚定的共产党人，也注定无论他们多么英勇，多么忘我的工作，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托派的言论从整体来说是“拥护抗战，又批评其领导”。“拥护抗战”是其主要方面，至于“批评”，是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主、开放党禁、召开普选的国民大会等等，其实这也是中共“全面抗战”的主张，不同的只是托派的主张显得僵化而激进，如它要求以工农政府取代国民党政府来领导抗战等等，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中国的托派犹如中国革命中的堂吉诃德，总是英勇无畏地去从事一种荒唐的事业。他们始终是一个昧于国情、奉托洛茨基等人的理论为圣旨的小党派；它日益蜕变为脱离现实、远离群众的关门主义的“极左”小集团。
既然中国托派的理论悖谬、政治影响也有限，参加的人数也愈来愈少，最后萎缩到全国不足50人，更何况内部又充满矛盾内讧而不时分裂，最终连陈独秀也坚决地脱离了它。这不仅暴露了中国托派幼稚、执拗的一面，也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实力可言。说托派中有汉奸这不假，说托派是一个汉奸组织则没有任何根据。道理很简单，一如汪精卫当了汉奸并不能说国民党就是汉奸组织。张国焘投降国民党并不等于共产党向蒋介石举起了白旗。
对中国托派，邓小平的评价是中肯公允的：“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1929年春，北四川路西边老把子路（今武进路）陈独秀寓所里来了一位年轻人，来人称陈独秀为舅舅。陈独秀看了半天，才认出是大姐的儿子、自己的外甥吴季严。
吴季严说：“我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听说了你的事情，特地来看看你。”
陈独秀一听外甥从苏联回来，忙说：“坐下，坐下，给我说说苏联现在的情况。”
吴季严说：“1926年7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反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今年2月，托洛茨基已经被斯大林驱逐到土耳其去了。”
陈独秀给吴季严沏了一杯茶，叫他快接着往下说。
“不少中国留苏学生都受到了牵连，被开除党籍的有好几百人。”
“你也是受到牵连的吧？”
吴季严点点头，将他在苏联期间所见所闻，在陈独秀面前大讲了一通。临走，还丢下了两本托洛茨基写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前一年的秋天，原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从苏联回来，告诉陈独秀中共“六大”情况，劝陈独秀应当义不容辞地带头起来反对中共中央错误的政治路线，陈独秀表示“我不能做那样的事，中国共产党是我辛辛苦苦一手搞起来的，我绝对不能做反对他的事情！现在的党真要被他们搞垮了，我就重打锣鼓另开张，另外创建一个新的共产党。”
吴季严走后，陈独秀急急看起托洛茨基的文章，这时他才惊喜地发现，在中国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上，托洛茨基的许多观点与自己竟然不谋而合！
陈独秀找来一支红笔，在很多地方圈上记号，托洛茨基激烈地批评了共产国际强迫中国共产党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做法，说：“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党不能加入别的阶级的政党与别的阶级混合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党从国民党中退出，并通过左派和这个组织联合，证明是无比正确的提案”；“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是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妥协路线所造成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完全取消在组织上、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赖”。
陈独秀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就像注入了一针兴奋剂，精神十分亢奋，一夜没有睡意。他没有想到，共产国际也不是铁板一块，他陈独秀的观点，在苏联高层中也有人支持。他之所以如此迅速地接受托洛茨基的思想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由于他对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理解，以及他对于中国革命所形成的一些正确观念；另一方面，他在革命过程中亲身经历的失败经验，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悲惨教训，所以当他看到托洛茨基精辟尖锐地批评斯大林和布哈林，领导中国革命惨败的机会主义路线和革命失败后所采取的盲动主义政策，他深深感到托洛茨基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有许多意见，已经被血淋淋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预言。
激动不已的陈独秀立即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在党内发动全体党员讨论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当前的政策，并要求把托洛次基所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件全部公布出来，作为党员讨论的参考。
就从他这个近乎天真的行动来看，已经担任过五届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离一个精明圆通的政治家的标准还相当遥远，甚至遥不可及！
他哪里知道，虽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同属共产国际的著名领袖，但在斯大林的眼中，托洛茨基已经成为自己最危险的敌人，并正在策划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来铲除托氏。
不久，陈独秀去昆明路上彭述之家，托洛茨基成了他俩的主要话题。
陈独秀说：“我那天从我外甥吴季严那里看到了一些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完全同意他的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