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珍！”
“先生，你为何就为了争一口气，数次三番和自己过不去呀？”年轻的妻子扬起一双泪水迷蒙的眼睛，悲伤地问道。
陈独秀赶紧上前，双手将她的头抚在胸前，激动得难以自持，却找不到话来安慰，仅一个劲地呢喃道：“兰珍，你跟着我受苦了……受苦了……”
“先生，我是个平凡人，我能吃苦……可是，我不忍心看见你这样的大人物，也吃这样的苦，受这样的羞辱啊！”
还有句话，在潘兰珍的心中翻腾得厉害，却终未出口。“先生，你高官不做，如今受困江津倍遭凌辱，难道你就不为你当初的选择后悔吗？”
雨住了，屋檐滴水，“哒哒”的响……
数日过去，租房之事依然没有着落，连邓仲纯也在托人帮忙了。
自母丧后，陈独秀便辍笔未写一字，此时，想写几篇文章也静不下心来。百无聊赖加上栈房里日夜吵闹，不得安宁，陈独秀每日上午在“家”里整理一下研究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资料。下午，则与潘兰珍到支那内学院，与欧阳竞无、高语罕、七十多岁的老进士苏鸿怡聊聊天。潘兰珍则与三人的太太凑在一起，搓搓麻将，也算是多少寻得了一些乐趣。
不料，却接到郑学稼的来信，催他速将《实庵自传》续写完，由他拿去设法出版。关于自传，他在给郑学稼的信中曾提到过，没想会引起如此重视。
看来，这篇文章倒是不能不写了。
他最初动笔写《实庵自传》还是在金陵狱中，刚写了两章，在《宇宙风》发出后，反响极大，却因日机轰炸，无法再写下去。而现在客居江津，阮襄羞涩之际，恰逢郑学稼又函约他将《实庵自传》续写下去，这对陈独秀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了。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陈独秀几番提笔而终未成文，不禁有文思枯竭之感，甚至连文采也自觉黯然失色了。作为避难之地，江津虽比重庆平静，少惊扰，但远离中枢之地，信息也深感闭塞，与经常前来探望他的许德珩、台静农、卢前等人交谈，也使他频生孤陋寡闻之感，觉得自己真是大大地落后于时代了。
此时，日机对重庆的轰炸日甚一日，即使走不了的城里人，也纷纷把家眷撤往了乡间。台静农、许德珩在邓氏叔侄的帮助下，都在白沙找到了房子，把家眷安顿在那里。往来重庆、白沙期间，有时船泊江津，也就趁便上岸来看看老师。
卢前乃金陵大学名教授，是吴梅的大弟子，散曲、套曲写得极好，而且善歌能饮，此时也把家眷送到了江津。他和台静农，作为沦陷区逃出来的名教授，均被安置在中央编译馆领一份微薄的干薪，也各自再去重庆的大学里兼点儿课。
陈独秀曾《实庵自传》前两章的原稿上写有一段跋：“此稿写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中，时居南京第一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
自传前两章由《宇宙风》首发，陈独秀出狱后，即将两章交由汪孟邹，在亚东图书馆里出了本小册子。在那本小书里，他仅仅写了他17岁前的一段歪歪扭扭的人生足迹。而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他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霜刀雪剑？誉他者把他捧上了天，毁他者毫不留情地将他踏入了地；既有壮丽无比的辉煌，也饱尝了不堪言及的耻辱。如今，他已是个行将就木的垂垂老翁。可毕竟，老翁也是从一个天真稚嫩的孩童一步步走过来的呀！
他激动了，他感到全身似乎重新澎湃着青春的热血，枯老的胸腔里，跳动着的是一颗纯洁无邪的孩童之心……
陈独秀还记得1920年年底，他应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邀，前往广州出任省政府教育委员长。陈炯明是清末秀才，留日时与自己过从甚密。接到邀请后他给陈炯明回了一信，提出他出任广东教育委员长的三个条件：“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以广东全省年收入十分之一拨作教育经费；以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统一趋势。”陈炯明当即回信表示：“保证以全省年收入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无论如何，决不短缺。”
12月16日晚，他动身去广州，启程之前，他请李汉俊代理上海共产党小组书记一职，把《新青年》则委托给陈望道主持。
他到广州后，陈炯明、汪精卫为他设宴接风，视其为贵宾。可万万没有料到不足三月，他便成为广州保守势力千夫所措、合力驱逐的“邪恶象征”。
事情的起因，是他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的演讲。他说，中国的家庭，家姑压迫媳妇，小姑压迫嫂嫂等事情非常之多。女子在未婚时服从父母，既婚之后，服从丈夫，丈夫死后，还要服从所生的孩子，都是不正当的人生。他的演说如天花乱坠，片片喷香。满堂听众忘了对他迟到的怨气，此时都睁大眼睛，一个个听得入了神。
猛烈的攻击也随之而来。3月8日政学会机关报上海《中华新报》载文：陈独秀“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天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为先之旨趣，青年弟子多具有好奇摹效之性，一闻此说，莫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闻现时广州各校学生多因仿效此等风气家长父兄甚为惶恐，饬令子弟退学者络绎不绝。”
广东高等师范守旧派欢呼雀跃：“我们要把陈独秀赶出广东！”他们给省长陈炯明呈文道：“陈独秀为人，其道德学问已为职教员工等所熟知，若任令操纵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
一日，陈炯明在宴会上问他：“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其事吗？”陈炯明问话的声音很低，不像是在说笑话。
陈独秀一听，也收敛起笑容大声说：“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是一个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孩子。”
他还记得1897年7月，自己与庆元前往南京参加盛大的江南乡试的情景。
当时，有一件事留给陈独秀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天气炽烈似火，生员待在狭小逼仄的考棚里挥汗如雨。一位徐州来的大胖子，将大辫儿盘在头顶上，全身脱得一丝不挂，脚趿一双布鞋，双手捧着试卷，在热气蒸腾的长巷中走来走去，上下两个脑袋摇晃着，长声吆吆地念他的得意文章，念到自觉精彩之处，神采飞扬，用力一拍大腿，震得“小脑袋”一阵乱颤，跷起大拇指连声狂叫：“好，好，今科必中，今科必中！”
陈独秀在自传的结尾中写道：“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又因此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的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啊！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我于意外有意！”
前次在南京监狱中，他写到此处便止住了，然而这才仅仅是他拟写的《实庵自传》的一个小小的开头。接下来的40多年的风风雨雨，奔来眼底，更值得他写一本厚厚的大书了。而此时他思前想后，却处于了踌躇两难之中，欲罢不忍。写，则必然会给他招致更大的麻烦，抑或是一场灾难。当然，他并不惧怕任何后果，曾经沧海难为水，还有什么样的打击，他不能忍受？他唯一担心的是兰珍，他现在还得对可怜的兰珍负责。他已经带给她太多的苦难，倘若再因他这篇文章又起战火，将她最后的一点安全感也残忍地夺去，他也实在是于心不忍了。
更何况，他倘若如实写来，重庆能出么？延安能出么？国共两党，皆视他为不合时宜的异物呀！要是能回避开政治，那倒是一大幸事，可他陈独秀全身每一个毛孔都是政治，又怎能回避得了？
过了些天，陈独秀复函郑学稼：“弟之《自传》，真不能写，也决不能写，但写也不能出版，如之奈何？”
陈独秀在邹之银栈房里一困半月，最后，仍是邓仲纯出面，在与“延年医院”相距不足一百米的大西门租到了两间临街的民房。而且，仲纯还替他们预交了三月的房租。
虽说是战乱时期，旧历年的气氛毕竟不同于平日。最明显的，便是江津城中大十字、小十字一段最热闹地段两侧几乎所有的店铺门前，都贴上了红纸春联。
欧阳大师忙了起来，街上到处都是他的手迹。陈独秀写的春联也不少，但他无非是以此来报答一下那些对他时有馈赠的新朋旧友罢了。而这些新朋旧友大都知道他那“无功不受禄”的脾气，平时接济他时，都故意请他写字破石，到了这年节上，便更有充分的理由登门“求”他了。
对这一切，陈独秀自然胸中有数。不过，他那苍老沉雄独成一家的书法，也大受江津人的赞赏喜爱。居然还有识货的“斯文贼”偷揭呢。陈独秀贴在自家破门枋上的一幅“乾坤万里眼，天地一家春”，未过一夜，居然就不翼而飞了。
节前的一个早上，陈独秀起得迟了一些，潘兰珍把热水给他端来，让他洗了脸，再把煨在锅里的烫饭给他端上桌，然后提着几只风鸡跨出门槛，将风鸡悬挂在屋檐下晒衣裳的竹竿上。竹杆上本已挂了不少熏肉、腊肉。潘兰珍又学着江津人将红萝卜、白萝卜切成连格花挂起来风干，屋檐下琳琅满目，更增加了过年的浓厚气氛。
陈独秀刚吃过早饭，松年牵着长玮、妻子抱着长屿来看望爷爷奶奶了。这已成惯例了，自离开延年医院后，松年每个星期天皆会如此。这让陈独秀颇感欣慰。但也时感惊讶，他眼下怎么也会产生如此强烈的隔代之恋了？做父亲时，他因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工作，没有工夫也没有心情去关心爱护自己的儿女们，如今做了爷爷，他却对含饴弄孙之乐有了强烈的渴望。松年能善解人意地满足了他的这种渴望，他从心底里感激松年，并因此而对松年产生了一种内疚的感情。
长玮已经懂事了，进门便向爷爷鞠躬，问爷爷好。刚转脸叫一声“二奶奶”，潘兰珍却视而不见，起身进屋去了。
陈独秀煞是不快，却也无奈。兰珍前几日和松年媳妇窦珩光为件小事口角了几句，她心里也的气至今也还没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