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珩光也是个传统型的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整日操劳，为了多增加点收入，她还去小学里做过代课教师。但对与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婆婆潘兰珍，她和邓二婶一样，也有不佳的看法，所以婆媳俩处得不是很融洽。
松年当然也注意到了，但是，他是个性格谦和明白事理的人，从不会把他的不满溢于言表。
陈松年第一次看见潘兰珍是在南京模范监狱，当他前去探监时才知道父亲身边又有了这么个年龄比自己还小的女子。当时，他从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他把愤懑之情，转移到了父亲的身上。而第二次见面，则是出于无奈，眼看安庆即将落入日军之手，他只有带着他的祖母、妻子与长玮辗转奔波到武汉投奔父亲。
自出狱以后，陈独秀与潘兰珍起居公开，朋友们都把潘兰珍当作了陈独秀的爱人。因高晓岚、高君曼均已去世，陈松年一家人也都只好默认了这个事实婚姻。
松年一家赶到武昌双柏庙街时，父亲不在家，潘兰珍亲切地接待了他们。
松年鼓足勇气，不自然地叫了她一声“二妈”。
陈独秀回到家里，见到嗣母儿子孙女，也高兴万分。一家人相逢于乱世，除了欢乐，也有悲切。
松年称潘兰珍为“二妈”，此后又叫女儿尊她为“二奶奶”，委实是因为他仍然从感情上把高君曼当作他的二姨妈，而非继母之故。
随着延年、乔年的相继牺牲，筱秀病故，松年是陈独秀第一次婚姻留下的最后一枚果实了。
1920年1月下旬，陈独秀受湖北学生联合会的邀请，去汉口讲学。出门那天，他戴上毡帽，用围巾遮住嘴巴，手提小旅行箱，见门口无人，匆匆叫了一辆人力车，向火车站奔去。此行他决定经上海转道武汉。
就在列车向着上海奔驰的时候，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与邓季宣等人一起登上了一艘海轮，从吴淞口开出，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科伦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德港向马赛驰去，开始了漫长的赴法勤工俭学生活。
几年后，陈独秀在北京出狱来到上海，暂住于汪孟邹家中。潘赞化听说陈独秀到了上海，赶忙来见。几句问候话说过，潘赞化就提到了此时已经从法国归来的延年、乔年兄弟。
陈独秀问：“延年、乔年知道我在北京被抓的事了吗？”
潘赞化犹豫了一下，鼓足勇气说：“仲甫，我实在不明白，你们父子之间的感情是怎么调理的？”
陈独秀蓦地盯着潘赞化，隐隐发怒地问：“怎么？莫非这两个杂种希望我死在军阀手里？”
潘赞化坦言道：“意思差不多，只不过话并没有这样明白地说出口罢了。延年认为，你要真是和北洋军阀作斗争牺牲了，倒是件很光荣的事情。”
潘赞化直率的话语深深地刺到了陈独秀的痛处，他神情木然，默默地坐了一会，才叹息了一声说：“我的确算不上一个好父亲，我的事太多了，顾不上管他们。”
潘赞化继续说道：“一天晚上，我上法租界去上课，在街上遇到了延年、乔年，他们穿的衣服很少，也很破料，像叫花子一样。兄弟俩的脾气和你一样，犟得很，我给他们钱他们不要，我叫他俩上我家拿件衣服，他们也坚决不去。延年、乔年去法国勤工俭学，自闯前途，你该满意了吧？”
陈独秀听得出，潘赞化的话里分明带有一点埋怨的意思。
“我在他们那么大时，不也闯关东了么？”陈独秀看了一眼潘赞化说。
潘赞化道：“延年、乔年出国，吴稚晖从中帮了大忙的。”说到这里，潘赞化也生气了，提高声音说，“你说你当年也曾小小年纪闯关东，你能和他们比么？你可是随做官的老爹一道去关东享福的。”
的确，作为父亲，陈独秀对儿女们尽到了什么责任呢？没有。已经离开人世的延年、乔年、筱秀从未得到过他半点关爱，以至于儿女们至死也对他不能原谅。这同时也成为他难以言说的终身遗恨。而他留给唯一活着的儿子松年的，同样是除了灾难与惊骇，便是无尽的孤独与悲怜……
松年比两个哥哥小十来岁，当他诞生时，父亲已经与姨妈生活在一起。陈独秀即便回到安庆担任省政府秘书长期间，也很少再回陈家大洋房子，也从不给家里写信、寄钱。在松年幼时的记忆里，只知道父亲“陈仲甫”在家里是个受到众口谴责的人物，他丢下自己的妻子儿女，居然和妻子的妹妹私奔。再后来，他听家里人说父亲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教授。
松年的母亲长父亲三岁，因自幼受继母虐待，虽是出身将门之女却目不识丁。她身材修长，面目清秀，一双小脚，总是穿着老蓝布做成的长长的大褂子，宽大的裤脚管，用细绳子扎得紧紧的，很少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她自从嫁到陈家，就再也没有回过娘家。她除了1927年去汉口探望患重病的儿子乔年，从没有出过陈家的大门。母亲是一位普通的旧式妇女，没有文化，但很有教养，善良温和，孝敬公婆。母亲逝世时，父亲没有回家，倒是姨妈高君曼不顾族人的风言风语，从南京赶回来给姐姐送葬。
安葬母亲后，奶奶气不过，叫松年前往上海去找汪孟邹伯伯，一定要见到父亲。
那一次去，他总算在一条狭窄弄堂里的一幢石库门房里和父亲见了自己出世以来的第一面。后来他才知道，那时的父亲已经被共产党打入了冷宫，形单影孤，心灰意冷。那样的见面，自然不能化解和消除他对父亲的怨恨之气。
后来，也就是陈松年22岁那年，从报上知道父亲被关进了南京模范监狱，奶奶让他带着媳妇珩光赶去探监，才又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松年经历了一个封建官僚须大家庭从鼎盛到衰微，从衰微到贫穷的全过程。这其中几多苦难，几多惊骇，几多愤懑和心酸，他感觉得最深切。直到抗战爆发，眼看安庆已经不保，不得已才将家具运往乡门亲戚家中，撇下空空如也的祖宅大洋房子，随后赴武汉，上重庆，转江津。
随着松年思想的成熟，以及对父亲愈加深入的了解，他的感情发生了奇怪的变化，过去，父亲在中国社会中驰骋风云，如日中天时，他对他并无敬重感、亲近感，而当父亲已经陷入了政治上失意，生活上穷困潦倒的地步后，相反，他却对父亲产生了出自内心的敬重。
当然，从感情上讲，松年与他的两位哥哥延年、乔年一样，并不热爱父亲。但是，他们却无法排遣对父亲的敬重之情。
能够证明陈独秀与儿女们感情极其淡薄的还有他和高君曼所生的女儿陈子美。陈独秀到江津后，陈子美就在半日之程的重庆城一边当护士一边深造妇科，但是，她却从来没有到江津来看过一眼他的亲生父亲。
陈子美原本是想到江津看父亲的，但因她当初带着在南京银行供职的新婚丈夫张国祥到老虎桥监狱看望父亲，没想父亲对初次见面的张国祥很反感，反对她和张国祥的婚事，当着张国祥的面就厉声大骂子美，气得张国祥扭头就走，陈子美则与父亲大吵了一架。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独秀也的确没有看走眼，陈子美比张国祥大十来岁，结婚几年后，她才知道张国祥在老家有老婆儿女，两人大干了一场。最终，陈子美考虑到已经有儿有女了，也就承认了自己姨太太的身份，但却给他俩的感情埋下了隐患。
抗战爆发后，陈子美和张国祥先到贵阳，后到重庆。陈子美得知父亲此时在江津避难，准备前去江津看看父亲，可张国祥坚决反对。
抗战胜利后，感情生活上饱受折磨的陈子美最终和张国祥分道扬镳。张国祥拒绝承担五个儿女的生活费，陈子美一个弱女子哪里养得起这么多嘴巴，无奈把最小的女儿张树范送给了在贵阳医学院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杨慧伦。
解放后，陈子美辗转南京、上海，最后她又在上海和李照焕组织了新的家庭。1956年随丈夫迁到了广州。全国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陈独秀都是一个令人恐怖万分的名字，谁沾上谁就大祸临头，子美从来不敢告诉孩子们他们的外公是陈独秀。但是，“文革”期间仍然整得她夫离子散，九死一生。
一天深夜，陈子美从变相拘禁她的学习班逃出来，用最后的积蓄183元钱买通了一个渔民，在珠江口用一只汽车轮胎，抱着死中求生的念头，漂洋过海偷渡到了香港。
陈子美始而在香港医院里当护士，继而辗转加拿大，最后定居美国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