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回手稿引入石墙院戴胡密访下松林
三月里的一天上午，陈独秀上街去看中医。仲纯虽常到康庄给他看病，但也仅仅是看看而已，如今西药奇缺，仲纯再是妙手也无法回春了。连这位叫作邹邦柱的老中医，还是仲纯给他介绍的呢。过罢年后，陈独秀感觉身体状况十分不妙，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头晕耳鸣，折磨得他无法读书写作，甚至连觉也睡不好，胃病也翻了两次，痛得他在**滚。前次仲纯来给他检查身体，还说他心脏也有问题，看仲纯那神情，似乎问题还不轻。邹太医的药吃了几副，倒是有效，胃不痛了，脑袋里也没有前些日子那样折腾得厉害。
看完病从神仙口邹太医的医馆出来，陈独秀背着双手，指弯勾着三副麻绳系成一串的中药包，在街上缓缓而行。
转眼，便到了杨嗣桥。
杨嗣桥一长段街面是江津县城的菜市场，挤满了进城卖菜的农民和城里前来买菜的居民。菜市上人流如潮，空气里弥漫着猪羊的粪便味、酒糟味和两旁小饭馆里飘出来的辣椒味、韭蒜味和煮肉味。场上的担子、背篼、小摊上，放满了绿油油的各种蔬菜和山货。木架子上挂着猪脑壳和大块小块鲜红的猪肉。头缠白布盘头帕，身穿蓝布大褂，脚蹬草鞋的农民，背着筐，牵着羊，赶着猪熙来攘往地挤满了这条用青石板铺成的街面。一个卖打药的壮汉在天花乱坠地吹牛招徕顾客，许多人围着看热市。
陈独秀无心在菜市上耽搁，匆匆买了一方豆腐，一把菠菜，便欲出城归去。
今日，他心情尤为不好，那是因为出门前他和潘兰珍口角了几句。住进康庄之初，潘兰珍也异常满意，可时间一长，她就烦了，嫌这儿太清静，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嫌这儿不方便，称盐、打油都要跑大老远。陈独秀知道她是恋着她那帮牌友，住在城里时，她每天吃过午饭，便兴冲冲跑到支那内学院去打麻将，欧阳大师、高语罕、苏鸿怡三人的老婆加上她，刚好凑一桌。基本上是风雨无阻。松年夫妇好几次带着一对儿女来看望父亲，见总是父亲孤零零一人伏案工作，心中不忍，便请父亲开导一下潘兰珍，别这样天天出去打牌。
陈独秀曾撰文反对国人打麻将，偏偏在对待潘兰珍的问题上却表现得很大度，说：“你二妈跟我多年，除了提惊受怕便是受苦受累，从没过上舒适的日子。她如今也就是这么点可怜的乐趣了，我怎么忍心也给她剥夺了？麻将这东西，小打怡情，她爱打就由她打吧，反正，家里的事也不多。”
但是，自搬进康庄，潘兰珍便失去了这份乐趣。她当然也清楚，如此宽敞的康庄，是一分钱也不用花的。以丈夫目前的经济收入，要到城里另租这样好的房子，她也不敢存此奢望。故而，也仅是偶尔在丈夫面前发发牢骚罢了。不料这次到白沙住了两月，她竟乐不思归了，硬要丈夫去对邓蟾秋表示，希望能搬到白沙长住。陈独秀一听火冒三丈，说她得寸进尺不懂情理，还说：“这种话，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启口的！”
潘兰珍无奈，只好怏怏不乐地地随丈夫回到康庄。两相比较，更觉得日子愈发难熬，语言中也就时有怨气。陈独秀却听不得她抱怨，闻之则吵，两人便因此而常常生出不快。陈是火暴脾气，气头一过，又觉得自己实在对不起妻子。他能拿起书提起笔来一坐半天，兰珍呢？除了简单的一日三餐，她便再也无事可做，正如她在与陈独秀口角时所言：“整天看见的，就是这树、这河、这山，再待些日子，我都变成个山妖野鬼了。”
陈独秀心中虽觉愧然，却也无法可施。连张友鸾、周钦岳、柏文蔚见了他住的康庄，也赞不绝口，誉为“洞天福地”呢，他还能不知足么？
走到西门街口，他跨进了街边一家古旧书店。过去住在城里时，他曾常来这里翻看，无甚收获。不料，这日他却在书摊上发现了一本研究小学的手稿，署名是江津杨鲁丞。顺手翻了翻，他认为还有几分可取之处，便掏钱买下了。
数日后，邓燮康有事来江津，约了龚农瞻来看望陈独秀。交谈中，陈独秀便提到了这部手稿。
邓燮康拿过手稿翻了翻说：“这杨鲁丞，过世前我见过，他与我五叔、六叔交往甚密。此人是前清特科拔贡，二甲进士，四川省咨议员，在地方上很有名望，鹤山坪上的祖宅石墙院也不同凡响，被人称为‘进士府’。不过，自他辞世以后，家道已逐渐中落了。”
陈独秀说：“我花了两天工夫，把这本书反复看了。这杨鲁丞，对小学倒颇有研究呢。”
龚农瞻说：“杨先生除了研究小学，在经史上也很有建树。当年号称经史大家的章太炎到重庆时，杨先生曾带着一份得意的手稿去重庆请教，章太炎一则忙于应酬，二则也没把这个乡野村夫放在眼里，随便翻了翻，说了句‘杂乱无章’，就还给了他，气得杨先生回江津后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
陈独秀道：“如此说来，太炎倒成了个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了。杂乱无章有什么关系，我看只需稍加整理，就会顺理成章了。”接着，他便对章太炎出言不逊了。“太炎老兄的朴学，我是佩服的，他也堪算一个国宝。但此兄的为人，我却是半点也不敢恭维。我第一次去日本，和他、刘师培、苏曼殊、张继、陶冶公，还有日本人幸得秋水一起，筹组亚洲和亲会，打算把亚洲各国的社会党联为一体。那段时间，我常去东京《民报馆》，与太炎常有接触。他为人之小气，说出来你恐怕也不敢相信，朋友向他借钱，他不仅要握住收据，还要收取利息，令朋友尽皆侧目。后来他给官僚军阀们写寿序、墓志一类的东西，一篇索价五千至一万，也就不足为怪了。”
陈独秀感慨地说：“其实，历朝历代的饱学之士，也并非尽被搜罗到文渊阁、翰林院中，江湖上高人不少，你们说到的这位杨鲁丞到还在其次。我在南京坐监时，有位姓程的老先生就和我成了文字知音。为争一个字，我们俩还都吹胡子瞪眼，拍了桌子呢。”
陈独秀肯定没有想到，他对邓燮康、龚农瞻的这样一番谈话，没过多久便传到了杨鲁丞的孙子杨庆馀耳中。祖父的遗稿竟能得到名声显赫的陈独秀的好评，令他惊喜若狂！这位正在江津中学任教的杨门贤孙迫不急待地赶到康庄，恭请陈获独秀住到他家去，为他祖父整理遗稿。
陈独秀听杨庆馀说明来意，并未立即点头，而仅同意带上潘兰珍，随杨庆馀到鹤山坪上的石墙院去小住几天，先看看再定。
此时的杨家已经没有了杨鲁丞在世时那般显赫威风，但石墙院，毕竟给陈独秀夫妇留下了极佳的印象：院落匍匐在半山坡上，四周围墙，均用大块条石砌成，犹如堡寨，围出一方清幽宜人之天地。院里有绿树花台、水池假山，更有修竹万竿，让人目清神爽。几十间宽房大屋，门窗镂花，板墙上漆，依然可见往日富家气派。而今，这所大宅院里仅住着杨鲁丞的几位已经分家独立的孙子，以及一些下人。
潘兰珍一眼便看中了石墙院，环境好不说，与康庄相比，这儿毕竟多了些人间烟火气，再者，大船烂了还有三千钉，杨庆馀如今仍靠收租吃饭，多养他们两张嘴还不容易？
陈独秀虽也看中这地方，但他与潘兰珍的想法却不一样，虽然邓氏叔侄从未流露过半分嫌弃他的意思，但久住康庄，无以回报，始终有一种负疚之感压迫着他。而到石墙院，心情便霍然舒朗得多，住人之屋，食人之食，同时也为人做事，自觉心安理得许多。
故而，两日后，陈独秀便答应了杨庆馀的要求。
待住进石墙院一段时间，陈独秀才感觉到并非初来时想象的那般理想。最初几天的盛情款待，不过是大户人家讲究排场的习俗而已。杨氏家庭，早已露出破败之相，聊以收租糊口，几兄弟虽同住一院，却是自立门户，分灶开伙，为供养陈独秀夫妇，杨庆馀还和兄弟们闹得很不愉快。几位妯娌，也是口袋里装茄子，整日里叽叽咕咕，虽说是冲着杨庆馀，但偶尔潘兰珍也能听到几句，这就愈发地令陈独秀不快。于是，来到石墙院一月后，他便向杨庆馀提出，彼此饮食习惯不同，他和兰珍还是独自开伙的好。杨庆馀劝阻不住，只好另备下锅盆碗盏，由他们去了。
来到石墙院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为“不辱使命”，陈独秀熬更守夜地辛劳一番，很快便整理、校正出两册书籍，由杨庆馀拿到江津合作社去各印了一千册，分赠亲朋好友。
陈独秀在批阅了杨鲁丞留下的几箱遗稿后，也曾直言不讳地告之杨庆馀：“你祖父另外的手稿我全都认真看过，多系转述古人学说而已，无甚创见，价值不大。所以，我不似再行整理、校正，而要做我自己的事情了。”
陈独秀说得如此尖锐、犹如给满怀希望的杨庆馀兜头泼了一桶冷水，简直荒唐，不给我做事，我凭什么还要供养你？杨庆馀心中愤愤，却碍于陈独秀的声望，不便与之争吵。但就此以后，杨庆馀几乎不再跨他夫妇的门槛了。以往还隔三岔五地叫下人送些柴米蔬菜，这以后便日见稀疏，终于啥也不送了。
弄到这步尴尬境地，陈独秀好生后悔，但也无法可施，再掉头去向邓氏叔侄表示再回康庄，他怎么开得了这个口？回想前尘，感慨万端，《全唐诗》里有过两句诗：“岁将暮兮欢不再，时已晚兮忧来多。”岁暮天寒，陈独秀摆脱不了迟暮的心情。只好将一切恼人之事抛开，埋头到他的文学学研究里。
兰珍无奈也无聊，备了把锄头，去后院的石墙边开了块荒地，种上些时鲜蔬菜、?子蒜苗。陈独秀偶尔写烦了，也出去帮帮忙，倒也增添了些“躬耕垄亩”的情趣。不过，这情趣中也带着几分沉甸甸的苦涩，此时的陈独秀，早也没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趣了。
这以后的日子，就如那拂过田野的山风，既空虚，又苍白。
毕竟，这石墙院也太偏僻了，进出极不方便，往返县城一趟单程至少也需两个钟头。若要雇请滑竿，来回力资也不是个小数目。因此，过去许多路过江津县城顺道来访或专程来拜望陈独秀的朋友和学生们，大都望而却步了。
陈松年和何之瑜有时也上山来看看他，但来得最勤的依然是邓仲纯。他每次上石墙院，便带给陈独秀这段时间里的书信报纸，包括近段日子城里发生的新闻，如中央银行的经理罗元斌赌钱输多了，挪用公款给查了出来，前两日丢了饭碗；如渝江师管区秦司令看中了江声舞台的坤角凤蕊，礼拜天秦太太带了些兵到后台亲自动手将凤蕊打得满脸是血；如上礼拜三东门河坝枪毙了一个杀人犯，这人和另一个同伙拦路杀了一个老头，谁知老头身上只有一把挂面，杀人后怕事发被捕，这人又杀了同伙灭口，一把挂面，出脱了三条人命。
邓仲纯既像通讯员，更像是保健医生，来了，总要用血压计、听诊器为陈独秀检查一下身体。陈独秀的身体状况，委实令仲纯担心，却又无法可施。仲纯已经几次劝陈独秀到重庆宽仁医院去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陈却含含糊糊不置可否。其实，他近段时间脑袋晕眩得厉害，久病成良医，连自己都能觉察出来，血压又大幅度上升了。去重庆作一次全面检查，非不愿，而是经济不允许，求助于朋友，又实在过意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