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3周年
重庆的一座山顶上有一个小公园——去年5月这里发生了血腥的一幕，有200名中国人被炸死，因为他们自认为如果藏在树底下或躲在灌木丛里会安全地躲过空袭。这里还出现了一种新游戏，叫作“抓叛徒”。5个纸做的木偶头放在地上，每个代表着投靠日本的汉奸。几步之外，笑嘻嘻的中国人排队来一试身手，5分钱投一次，用松柏条做成的套圈扔向汉奸头。如果有谁把最大的汉奸汪精卫给投中了，就可以得到5元的“国家复兴券”。
除了这一游戏以外，还有许多令中国人感到好笑的事情。与他们的欢笑不无联系的是，还有“国家复兴”这个名词。
其中一件事是，一支新成立的军队在福建沿海登陆，这是一支可怜兮兮的伪军，它的首领是集诗人、学者、绅士、政治家为一身，而单单不是战士的汪精卫。日军称，这支由5万中国人组成的军队拥护“新秩序”。而它的名字，大概只有日本人才能想得出来：和平与国家复兴军。
颇为严肃的国家复兴军终于从意向变成现实了，看起来好像是日军第一次有意要撤出。日本的南中国军队司令部发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宣称日军最近在南宁所取得的胜利在东亚地区是史无前例的；声明还称，汪精卫政府即将成立，中国的南部铁路线被切断，日本也不再想扩展所占领的区域。最后，它声称：“今后我们的军队将是对付中国的挑衅举动。”
这并不意味着和平。只有日本人被赶走或撤出，蒋介石才会和谈。但这的确给了精疲力竭的中国一点喘息机会。而且它还意味着，即使日军仍有能力打击中国，但是在东京发生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严重制约了日军的行动。
这些麻烦越来越明显了。连续三周来的批评（这种情况在近期的日本算相当罕见）在会议上爆发了。2月初，斋藤崇雄说国家对战争厌倦了。然后议员小口说，当前日本的物资短缺和困难，如果轻工业和一度繁忙的出口业不因为战争而做出牺牲的话，是可以避免衰败的。牧野良三议员警告说，“现在民心不稳。”但是军事大臣畑俊六断然拒绝了公开军事开支的要求，而当争吵达到白热化的时候，他很冷静地中断了会议议程记录。
2月下旬，汪精卫宣布他的政府于4月1日成立。汪精卫和他的日本支持者共同宣布在下半年“尽快组建”。
“它长300步，宽8步；如此宽敞，10个骑兵可以轻易地骑着马并排过桥。”这是1277年年轻的马可·波罗第一次看到卢沟桥时有感而写。这座依然挺立在那里的桥，660年后一个炎热夏夜发生的事件使它被载入了史册。
1940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件”发生3周年。与此同时，西班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芬兰、挪威、丹麦、苏格兰、波罗的海国家，甚至法国，要么投降，要么屈服于武力进攻。在此期间，曾一度被认为是胆小懒散的中国人，开始拿起武器反抗，与所谓的3个最为野蛮和不可捉摸的国家之一进行斗争。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都为这一英雄事迹而震惊。
在日本进攻的第一年，攻势出奇地快，有点类似急行军的速度，从北平到天津，从北到南，一块块地失陷了。上海在顽强的抵抗之后也失陷了。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赶上了疯狂的日军上演历史上最为可怕的一幕，杀人、**、放火、抢劫，日本人的报复行径造成了30万市民丧命。
在名义上占领了46。5万平方英里土地后（其中居住着1。15亿百姓），日本人信心十足地（因此也是半诚恳地）提出议和，中国拒绝了。日本人开始试图安抚占领区时，又被游击队员戏弄。此间，台儿庄战役使日军在众多的中国士兵打击下，遭到了近年以来最为惨重的失败。
第二年，日军的闪电攻势放慢了，几乎停滞了下来。其主要战绩有：占领汉口，它曾是南京失陷后政府的所在地，这之后就转移到了重庆；可怕的轰炸和紧接下来的广州失陷，把香港到内地的运输线路切断了；对沿海地区直至香港的投资；出于战略考虑对海南岛的占领；以及对重庆的狂轰滥炸——这不但没有摧毁中国人的士气，反而更加坚定了信心。
第三年，1939年的夏天，中国军队在山西省取得了一场令人振奋的胜利。日本人对自己的高要求产生了动摇，在长沙做出了挽回脸面的举动。可是他们反而挨了一记耳光，重庆方面称之为“最大的一次单场胜利”。绝望之中，日本人发起了一场出人意料的进攻，这一次他们胜利了，在南宁，他们切断了从印度通往中国的弹药运输线路。对中国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打击。而本月初宜昌的沦陷使日本多了一个有利的基地，可以对重庆施加更大的空中轰炸。但1939年至1940年日军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是由德国在波兰、挪威、法国等地所取得的。
希特勒的每一场胜利都直接影响到日本的胜利。每一次盟军受到重创，都会使法国、英国和荷兰对他们在远东地区的利益无暇顾及，而他们都曾是中国的主要外援。日本人清楚地认识到，要是把这三个国家与中国的联系切断，那么他们就肯定能够赢得中国战场的胜利。因为中国唯一的朋友兼战友苏联，要从西伯利亚横穿2000英里路程，路途极其难走。一次穿行就会使大多数的卡车受到致命损伤，而中国现已接受苏联的援助占整个外援的10%。
所以此前日本采取的对付法国和英国的战役，不仅仅对中国的第三年抗战至关重要，还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