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坚决贯彻、落实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数以亿万计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尤其是生长在城市的红卫兵不仅告别了坐火车不用票、吃饭不花钱的生活，而且一夜之间由红卫兵变成了知识青年。被视为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农村和草原等的艰苦生活，很快就把这一代学生身上的狂热降到了冰点，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曾经天天高喊要做天下主人的革命理想也化作了虚幻的惊梦。可能是存在决定意识吧，绝大多数的知识青年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面向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中变得现实起来，他们以及他们的家长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利用各种手段——有的女知识青年甚至把自己圣洁的身体都奉献上，借以达到离开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的目的。简之，回城变成了他们人生最高的奋斗目标。我记得在一次出国访问中遇到了一个当年的知识青年，他感慨万千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农村、草原这个广阔天地实在是太大了，也太苦了！说它大，我找不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说它苦，我不知道人世间还有苦。咳！就像京剧《红灯记》李玉和说的那样，有娘这碗酒垫底，我什么酒都能应付了。”
但是，我们的传主黄如论先生是生于农村、长于贫苦家庭的红卫兵，他当年带领红卫兵大闹连江县和福州市是长见识，开拓人生的视野；而今再由省城福州返回连江县马鼻乡是回家，绝对没有全国大多数红卫兵那种失落感。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对自己未来的前程感到茫然。换言之，如果没有“**”的洗礼，黄如论要么像自己的爷爷、爸爸那样安于农耕，至多像其他同乡青年那样偷渡去海外。这些年来，他在省城福州大开了眼界，知道了外部的世界有多好，让他再安于在马鼻乡辰山村终生务农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可是如何才0能从家乡走出去，到外面的世界打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呢？他没有明确的答案。因此，他于茫茫然中又陷人了人生抉择的苦闷！
我长黄如论先生10岁，曾经是北京早期红卫兵运动的参加者，也是京城红卫兵最大的保守派组织“二司”的发起人，也曾有过作为“反革命”被放逐解放军农场的历练，因此对黄如论先生陷入这种人生抉择的苦闷是理解的。另外，我们之间或许有着共同的红卫兵运动经历的缘故，在我们的交谈之中，偶然也会说起“**”中亲历的一些事情。记得有一天，我有些沉重地向他讲起自己在“文革”中最难忘的一件事：由于派性作怪，我们保守派被造反派打培了，作为保守派的核心人物的我被抄家，一天之中还挨了三次批斗，站板発，坐飞机，游街示众等体罚全都经历了，各种非人的滋味也全都尝到了。黄如论先生听得十分认真，接着又慨然长叹，说了如下这段话：
“我16岁的时候就被人家戴上高帽子游街，帽子上面写着‘反军小丑反革命黄如论’。那时，我的两只手也被绑起来，被逼得跪在地上接受批斗。”
我听后苦笑着摇了摇头，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像我挨批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已经大学毕业，也曾做过对不起另外一派红卫兵的事情。可是那时的黄如论先生只有16岁啊！对此，我们二人相对无言，沉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最后，我低沉地说道：
“苦难，对于一个人、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我之所以能成为作家，就是能够正确地对待‘文革’带给我的苦难，并把这笔苦难转化为艺术思维，使得我写的作品更深刻一些。就这个意义上讲，我是非常感谢自己拥有这样一笔苦难财富的。”
黄如论先生十分认同我的见解。他沉吟片时，也讲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
“你说得很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很锻炼人的，它让我懂得了忠与奸，曲与直，也让我知道了为人处世的技巧，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这场变迁，很多道理我是不懂得的，所以说不破不立，大破才能大立。”
但是，那时的黄如论先生毕竟从福州回到了家乡，面临着自己一生最为关键的抉择。可以想见，他在回到家乡的最初阶段，依然难以忘怀昔口在省城福州大闹红卫兵运动的往事。随着这种苦闷日子的推移，昔日在省城大闹革命的往事渐渐远去，似乎那些所谓轰轰烈烈的革命也都变了味道。我不记得是谁说过类似这样的话：革命催人早熟。有时，几年学不懂的道理，在革命的关键时期一天就明白了。当我们二人谈起“**”带给我们的教训时，黄如论喟叹不已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在‘**’中，戴红花也戴过了，批斗也被批过了，我感到很疲倦，觉得中国的人和事实在是太复杂了，绝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左右了的。”
黄如论先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十分善于自学的人。尤其当他处于精神困惑的时候，他更是借用读书来转移这种精神困惑和痛苦。他在家乡这段相对茫然而无所适从的时间里，几乎是天天与书为伴，借用读书打发这茫然而苦闷的日子。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他在这期间读了大量的图书。
事后，我们反观他在这段时间里所读的书，大多是因破“四旧”而流传到社会上的一些闲杂图书。然而善于自学的黄如论先生自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把读闲杂图书也当成了一种学习。正是有了这种学习，他才能在这些闲杂图书中汲取知识的养分，使他在今天讲话的时候做到口若悬河，博古通今。请看他讲谈录中的这段话：
“纵观古今，凡是文武双全，在历史上做出一番轰轰烈烈伟业的人，无一不是有道德、有良知、有高尚品质的先贤。例如：春秋时期写就《孙子兵法》的孙武，高风亮节的乐毅（西汉时期被称为国士无双的韩信，能骑善射、骁勇多谋的赵充国；东汉时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班超，以马革裹尸还的马援；三国时期横槊赋诗一世的曹孟德，鞠躬尽瘁、死而已的诸葛亮，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关云长；唐朝时期创立开元盛世的太宗皇帝，时穷节见、忠烈悲壮的大书法家颜真卿；宋朝时期性情刚正、力挽狂澜的寇准，精忠报国、壮怀激烈的岳飞，男儿到死心如铁的辛弃疾，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明朝时期，千锤万击、烈火焚烧的于谦，千秋享庙、死重泰山的袁崇焕；清朝时期，浩然正气、中流砥柱的曾国藩，横刀向天、肝胆昆仑的谭嗣同等等，无一不是文武兼备、风流儒雅的外将内相之才。正因为他们有了高人一等的气节，所以他们的眼光更为超迈，见解更为独到，能够做到于内可以文治安邦，于外能够武功定国；大可纵横捭阖长袖善舞，细可洞微人烛圆满通透。”
我们权且不必评议黄如论先生对这些历史伟人功过的看法，我们仅从上述这段讲话中就可以知道他读过何等多的杂书。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定评。如果说他对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最初的了解是源于“**”，那么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在中国历史上有所建树的伟人感兴趣，除去昔日爱听故事、喜欢看戏以外，恐怕多是来自这些闲杂图书。因此，黄如论先生通过自学不仅获得了一张“绿林大学”颁发的历史学文凭，而且还逐渐形成了英雄造时势的人生观。
随着时光的流逝，黄如论先生为寻觅未来出路的苦闷也渐渐散去了。与此同时，他又开始筛选、研究自己崇拜的历史伟人以及所创造的学问。首选就是他的先祖黄餘。
黄榦，字直卿，以“勉学”自励，号称“勉斋”。黄幹生于南宋，为监察御史黄瑀的四子。由于家学源远流长，自幼受到了严格的家教。后师从大儒李深卿、林少颖学习儒学和古文词赋，奠定了深厚的国语根基。后结识朱熹的好友刘子澄，由刘书荐拜朱嘉为师。黄榦“志坚思苦”的精神令朱熹感动，朱决意培养黄餘为理学的专承者，并把发扬光大理学的热望寄托在黄幹的身上，同时还决定将仲女许配黄幹为妻。黄榦不负朱熹热望，成果累硕。朱熹大喜，嘱黄榦“更宜勉力”，“吾道之托在此者，吾无憾矣”。朱嘉仙逝，黄餘悲痛欲绝，“守丧三年，不复调官”。在“悲怆哽咽不忍书，亦不忍忘也”的情况下，耗时六年，写就了二万余字的论文《朱文公行状》，全面评价了朱嘉一生的经历和思想。
黄如论先生为高扬黄氏先贤——尤其是他最为推崇的黄幹的为人、为官、为文的光荣传统，终于得到了黄餘的专著《朱文公行状》。他怀着无比崇敬之心挑灯夜读，就像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突然见到了母乳似的，真是用尽了吃奶的力气非常艰难地啃这部天书。按照我的推测，他是在啃这部天书《朱文公行状》的过程中，第一次知道了南宋有名的迫害朱熹等人的“庆元党案”。当他知道在朝的权奸宣布朱学是“伪学”，朱的门人为“逆党”，还开列了朱熹等人的十大罪状，并力主“斩嘉之首，以绝后患”之后，又很自然地想起了“**”中的冤假错案。为此，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喟叹：“啊！历史和现实是何等相似乃尔！”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政治。当他获知自己的先祖黄榦不怕牵连，义无反顾地随侍朱熹左右，怒斥权奸“几危宗社，而生灵涂炭矣”时，黄如论先生更加坚定了以先贤黄幹为楷模，并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啃懂《朱文公行状》这部天书。
首先，黄如论先生啃懂了《朱文公行状》这部天书的价值，摘其要者是：“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在黄榦看来：能承继孔子之大任的一二人即孟子和朱熹。所以，黄榦大胆论定“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即微言大义），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以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接着，黄餘又放言“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当黄如论先生想到理学自宋代以后被历代学子尊为儒学正宗，成为日后八百年官方哲学的现实之后，真是为自己的先祖黄幹有这种大胆预言而骄傲。
我们由上述简短的引文可知，《朱文公行状》这部书是何等的深奥，既难读又难懂。我虽然不是熟读经史子集的饱学之士，但也在所谓国学大海的岸边洗过身手，为了弄懂《朱文公行状》这部书的要义，我的确借助了不少工具书才得以撬开一缝，然仍难窥视全貌。可以想见，只念过小学、就读过“文革”社会大学、获过“绿林大学”颁发的历史系文凭的黄如论先生想读懂《朱文公行状》是何等的难！为此，我行文的时候不仅称《朱文公行状》是天书，而且还用了一个啃字来形容其难。事后追论，黄如论先生就是在啃《朱文公行状》这部天书的过程中，比较全面地知道了儒学的渊源和发展。同时，他还真正地领略了中国古文那特有的魅力。就这个意义上讲，黄如论先生通过啃读《朱文公行状》这部天书，等于又自学念完了旧式学堂私塾，毫不夸张地说，他可以拿到一张毕业证书了！
简之，黄如论先生通过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自学，深深感到学海无涯苦作舟，唯有劈波斩浪朝前行。然而，他又清醒地知道家乡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入学无门，良师难求，如要继续求知真是难上加难。为此，他经常独自一人来到罗源湾，望着从海天相交处跳出的一轮红日，或远眺大海中的落日狂涛，思绪似乎飞向了远方。一天，他由罗源湾的海边回到家里，看着那低矮的住房，澎湃的心潮难以平息，遂挥毫泼墨，写下了这条明志的条幅：
“水流千里，怎抵龙游三尺！”
这时，全国上下正在贯彻、落实要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连江县马鼻乡由于缺少师资，黄如论先生曾经念过六年小学的那所学校，仍然听不到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为了能让更多的贫穷孩子受到教育，黄如论先生决定倾其所学，主动地承担起马鼻小学的教学任务。依我后来对黄如论先生的了解，他的学识和他的能力，是一定能胜任教小学的任务的。另外，他在“文革”中曾四处串联，八方游走，和普通的小学教师相比真可谓是见多识广了！再者，他从小就博闻强记，善于演讲，可以肯定地说，他是能够得到同学们的爱戴的。
那时，各级行政大权多数操控在群众组织的头头手里，他们一边高喊要复课闹革命，一边又继续利用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其中，那些极具“文革”劣根性的头头们只知视人唯派，用人唯亲，而中华民族选贤任能、择善从之的光荣传统不见了。可以想见，曾经当过一派红卫兵小头目的黄如论先生是一定会遇到麻烦的。
黄如论先生毕竟是一个受学生拥戴的小学教师，且又喜欢好为人师的工作。不久，他辞别了马鼻小学那些可爱的孩子，来到罗源县。应该说，罗源县虽然也是一个在贫困线以下的穷县，但却成了黄如论先生人生、家庭、事业的起点。他到罗源县之后，通过朋友介绍参与承接当±也海军基地施工建设。在这里，他结交了不少在罗源的老乡以及各界朋友。同时，他还认识了未来的妻子方守金。黄如论当时还是一个刚刚创业的青年，方女士也正值妙龄，端庄温柔，身上洋溢着中国南方女子特有的温婉贤惠气质。她的出现，让黄如论感到欣喜，觉得终于遇到了能够共度一生，组建一个美好家庭的女性。几次交往后，他们逐步建立了感情，也渐渐有了默契。黄如论身上有着闽商的典型特质，常年四处奔波打拼事业，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对此，方女士从未埋怨，而是默默留在家中相夫教子，照顾几个儿女，把家里上上下下打理得十分周到，从来不因为家务事拖丈夫的后腿。有时，黄如论好不容易回到家，本想享受一下家庭的团圆，但总是会有很多事等着处理。处理完事情，黄如论又该走了。所以结婚几十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三年。不过，两人虽然平时话并不多，但彼此理解，彼此尊重，心心相印，感情也格外深厚。在黄如论功成名就之后，方女士依然保持着低调、传统的生活方式。黄如论在和朋友提及自己的夫人时，也都会用非常尊重的语气，称赞她是自己的贤内助，并诚恳地表示，在他的成功中，有一半属于他这位深深爱恋的夫人。
在交往一段时间后，黄如论先生和方女士相互订下终身，并选择了一个不错的日子成婚，那时，正是邓小平大搞整顿的时候。
按照中国人的风俗，结婚是人生最大的事情。因此，自古就有攀比操办婚事的风气。正像今天这样，无论是官家还是商家，把操办婚事当成了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就说是普通百姓家吧，为操办儿女的婚事，砸锅卖铁也在所不惜，目的只为两个字：面子。我没有査过中国的婚丧嫁娶的历史，只知在“文革”中曾把传统的结婚仪式当做“四旧”给禁止了。即便如此，老百姓还是要请几桌酒席热闹一下的。
经过“**”的人都清楚，那时中国的经济到了就要崩溃的边缘。举例说，一个人一个月有30斤上下不等的粮食，凭粮票购买。同时，还发放半斤肉票、半斤油票、半斤糖果票、半斤点心票等。听说黄如论就要结婚了，热心的朋友们省下自己的半斤肉票凑份子，悄悄地准备办几桌没有多少肉的酒席庆祝一下？正当黄如论兴高采烈地筹办结婚酒席的时候，马鼻公社的当权者下令要他回乡，接受群众的批判。理由是结婚大办酒席，有资产阶级思想。那时的黄如论是很有组织观念的，尽管气得怒目大睁，可他还是回到了马鼻公社接受所谓审查。回首往事，他愤愤然地对我说：
“我一个人呆在屋里接受审査，交代资产阶级思想，可在罗源的朋友们还在为我筹备结婚的酒席，我当时真是气极了！尤其当我想到就要当新娘的妻子，我真是气得有泪不知向何处流啊！”
也就是在遭受这次特殊的审査中，用黄如论先生自己的话说：“我那时真的对政治厌恶到了极点！”怎么办呢？他无限悲怆地对我讲了如下这段话：
穷则思变，这是一切穷人内心最为美好的向往，或曰一生奋力追求的方向。
诚如前文所述，黄如论先生出生在农耕之家，穷得连书都念不起，虽说自幼就有着“穷则思变”的梦想，但对他这样一个穷孩子来说，也只是一个梦想。
我记得在“文革”前夕参加“四清”运动的时候，经常对贫下中农的骨干分子说这样几句话：“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富，富变修。”意思是说，穷则思变是对的，一旦富了就变修也是符合规律的，因此，我们要防止生活富裕了变成修正主义。“**”中，在全国——尤其是在农村有一句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话说白了，上述两段话是“四人帮”给全国亿万农民指的方向：宁可受穷，也不变修。现在看来，这两段话真是荒唐之极，然而在那个荒唐的时代却被当做真理来吹捧。从一般规律来看，红卫兵时代的黄如论先生是难辨真伪的，说不定还会大喊几声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
但是，生存是决定人的一切行为的先决条件。换言之，再美丽的谎言只能欺骗一时，一旦谎言危及到人的生存就不攻自破了。例如，当年黄如论先生带着自己支持的厅局级“走资派”向山区逃跑的路上，饿得只能用一角钱挖三个地瓜充饥的时候，他不会不问一个为什么；接下来，他也一定会想一想今后的日子将如何生活下去。事有凑巧，等到黄如论先生带着这些“走资派”回到省城福州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危及到他的安全和生存的事件。
经过“**”的人都清楚，在打派仗的时候撒谎是可以不脸红的。那时，各级电台天天广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可是那些大闹派性的头头们却出于一派之私阳奉阴违，天天在大搞武斗。这就是最典型的桌面上谈判，桌底下使绊。也就是在“四人帮”挑起的派性大战中，黄如论先生他们那一派的红卫兵组织被打垮了。接下来，对立面的那一派红卫兵组织又乘胜追击，对他们不仅进行“宜将胜勇追穷寇”的全面出击，而且还要继续展开“痛打落水狗”的战斗。直言之：一是对所谓站错队的红卫兵群众大搞触及灵魂闹革命，再是抓捕被打垮的红卫兵组织的大小头头进行隔离审查，坚决批倒斗臭，重者还要送交专政机关蹲大牢。在强大的舆论攻心和专政手段相结合的高压下，到处都是一片白色恐怖。面对生存的抉择，那些曾经高喊经风雨、见世面，为真理而斗争的被打垮的红卫兵，随即作鸟兽散，一个个忐忑不安地在等待命运的安排。黄如论先生很早就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为了逃避对立面红卫兵组织的抓捕，他偷偷地由省城福州回到家乡马鼻躲藏。没有几天，他又想到自己曾是连江县红卫兵组织的小头目之一，自然所谓的派性冤家也不在少数。换句话说：躲藏在家乡并不安全。为了逃避对立面红卫兵组织的捜捕，经由家人协商，由他的叔叔凑了20元钱，让他逃到闽东老革命地区古田堂姐家去避难。
“文革”中的农村是非常贫穷的！我记得在农村种地的哑巴哥哥干一天农活挣10个工分，到年底这10个工分才能分到8分钱；就说我大学毕业后的工资吧，一个月也只有46元钱。换句话说，20元钱对当时的农民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那时，黄如论先生家贫如洗，自己又没有工作，自然清楚这20元钱的分量。同时，他还明白在躲避搜査的特殊时期，这20元钱又凝聚着全家人对自己深深的爱。那天夜里，他伸出粗大的双手，有些颤抖地接过这沉甸甸的20元钱，遂又小心翼翼地藏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接着，他含泪告别全家的亲人，转身走出家门，趁着月黑星稀的深夜，拿着托人买的汽车票，大步踉跑地向连江汽车站走去。天就要亮了，他终于坐上了驶往古田的又脏、又乱，且又人满为患的长途客车。‘‘文革”之前，福建是一个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省份。其中，闽东革命老区古田等地因群山环抱，水深流急，则更是难以和外部世界沟通。就是到了“文革”时期，联系福州与古田的也只有那条异常险峻的山区公路。黄如论先生或许是因为避难出走的心情不佳，也或许是要转几次长途客车实在是太累，满山遍野的茂林修竹引不起他的兴趣，崇山峻岭中的百鸟歌唱他也无睱欣赏，他只是木然地坐在破旧的长途客车上，微眯着双眼，下意识地保护着身上那20元钱，忽而倚着车窗睡觉，忽而随着人流中途换车，希望快一些到达古田县城，好再打听去堂姐家的路。
倚窗沉睡的黄如论先生被售票员唤醒，他习惯地揉了揉双眼，匆忙站起身来，随着人流走下客车，放眼望去，方知是到了夜幕低垂的傍晚时分了。他活动了一下身子，顿感腹空无力，至此又知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他当即决定：先买一块烤地瓜充饥，然后再问去堂姐家的路。当他伸手掏钱的时候，惊得出了一身冷汗，放在口袋中的那20元钱不见了！他焦急万分，不住地自问：“是谁偷了这20元钱呢？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啊”多年之后，黄如论先生向我讲起这件往事的时候，还心情沉重地说了这段话：
“那时候我所在的一派红卫兵失败了，怕被抓，就想跑到古田我堂姐家去避难。当时叔叔给了我20块钱路费，我转了好几趟车到了古田县城，发现钱被偷了，堂姐家离县城很远，我没钱住店，就蹲在公园里整整冻了一夜，这件事我印象很深。那夜，我躺在公园的木椅上望着星空想了很多，最后得出结论：归根到底就是没有钱。所以，从那时起就暗下决心：我要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