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对米夫的了解，以及他们在苏联搞肃反的经验，我看问题似乎还不会这样简单。”
“这我们管不了，但我要表明这样一个态度：与你共进退。”
瞿秋白听后惨然一笑，微微地摇了摇头，似乎是在说：“现在不是说义气话的时候，还是静观其变吧……”
米夫，全名叫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一九○一年出生在俄国一个小官僚家庭。他早年投身革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在故乡赫尔松辛纳的共青团工作；后报名参加红军，开往察里津前线，与叛军战斗。一九一九年春，他由地方党组织推荐进入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翌年又转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读书，毕业后留校任研究员，专门研究远东革命运动问题。不久，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拉狄克任校长，他任副校长。从此，他又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蒋介石叛变革命不久，他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了解情况，王明任翻译，从此，他们师生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相偕回到莫斯科不久，中山大学两派学生发生争论，他坚定地支持王明等人的小宗派活动。早在中共六大会议筹备期间，米夫就曾想把王明塞进中央委员会，只是由于瞿秋白、周恩来等一批老同志反对才未如愿。接着，米夫辞去中山大学副校长之职，调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负责指导远东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革命。接着，他的爱徒王明奉调回国，他又给中共中央专门写了介绍信，竭力推荐王明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又是因为周恩来等一批老同志坚决反对才没变成现实。更出乎米夫所料的是，王明不仅没进入中共核心，而且还接连受了两次党内处分。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暴露之后，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解决问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把李立三搞下台的同时把王明捧上台。瞿秋白与周恩来回国之后，再一次使米夫等人大失所望。为此，他们就下定决心搞倒瞿秋白等同志。就在发出十月来信不久，米夫等人就又炮制了《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全盘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所开列罪状有七条：
总结起来，必须说：（1）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2）三中全会模糊了这个路线和国际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3）三中全会没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阶段的真正教训；（4）三中全会没有提出并解决革命现在阶段的现实任务；（5）三中全会对于全党同志没有解释领导机关所犯的错误，反而模糊了这些错误的实质；（6）三中全会没有责备在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不同意的时期，所表现的那些反共产国际的言论；（7）三中全会上表现了领导机关之中有不健全的小团体的两面三刀的空气。
由于共产国际东方部突然对三中全会持否定的态度，必然就导致了王明等人把斗争的矛头进一步对准六届三中全会的主持人瞿秋白。与此同时，他们试图通过对瞿秋白投不信任票的办法，达到把瞿秋白等人排斥在中共核心领导以外的目的。请看东方部成员苦西莫夫这段发言：
我稍微说一说秋白同志的东方式的外交，我们在今年夏天曾经在政治委员会上面省察过秋白同志参加中大纠纷的问题。那时决定秋白同志最好不要再参加中国的代表团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其他的同志领导了中大小团体的纠纷，……我们决定了秋白退出代表团，当然我想政治委员会的委员都没有以为秋白退出代表团就要加入政治局，仿佛是为着在中大小团体工作反而得到了在中国的奖赏。……我不是说以后不能够再用他。然而组织党的领导不能够是这样组成的，因为这里一点儿都没有保障——他是很会做东方式的外交的，不能够保障这样情形不再继续下去。
米夫及东方部的负责人搞倒瞿秋白并不是最终目的，他们的真实想法是：让在莫斯科培养的并为他们所信任的王明等人上台，成为中共中央真正的领导者。对此，他们之间是直言不讳的。当李立三到达莫斯科进行自我批评的时候说道：“把陈绍禹留党察看六个月，是我的错误。”苦西莫夫遂取出王明写给他们的一封信，并说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我还有一封信，是中国一个同志寄来的，他在这里很久，是从这里派到中国去工作的。立三同志今天也提起曾经把一些同志留党察看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说为个什么而把他们留党察看的。他们的被开除是为着他们不同意三中全会的虚伪——三中全会说中央和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他们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却被称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细因此留党察看三个月到六个月。……这种同志起来说话防止党去犯错误，却对他们实行摧残——这是不能容许的事情。
苦西莫夫只是说如此处置王明等人“是不能容许的”，但是他并没有说出应该怎么办。接着，东方部一位“皮同志”的发言，就把他们的西洋镜全都戳穿了。请看他这段发言：
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习，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而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个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们做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允许的。现在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当发动一个公开的运动反对立三主义和那一部分政治局。
从上述言论看，共产国际东方部对中共中央是有着相当偏见的。在他们看来，十月来信发出去快两个月了，关于全盘否定六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也传到了中国，他们要解决的问题理应得到解决。可是事实上呢，瞿秋白等为首的中央依然还在主持工作，而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人的希望之星——王明等人依旧处在所谓挨整的地位。当他们再联系到远东局驻上海的代表与中共中央的矛盾，以及李立三敢于藐视共产国际的态度，遂得出如下的结论：时下的中共中央独行其是，是共产国际所属支部中唯一的一个独立王国。怎么办？必须派出授予大权的钦差大臣去中国，砸烂这个独立王国，让王明这些听命于共产国际的人进入中央，指导中国革命。
这就是米夫此次来华的政治背景，也就是他这次来华的政治目的，或曰要完成的政治使命。
米夫虽然是俄国人，但他也懂得“要知故乡事，需问故乡人”这句中国俗话。谁是他的故乡人呢？自然是王明、博古等得意门生。因此，他一到上海之后，撇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单独召见了这些中国未来的希望之星。开始，他就像是一位来自俄国的长着大鼻子的元始天尊，仪态威严，高坐其上，一言不发，故作出成竹在胸的样子，倾听这些所谓“受苦受难”的中国弟子在讲述不幸的个人经历与情况。最后，他就像是一位颁布诏书的高僧那样，一句一顿地说道：
“中国党的情况大体就是这些了，我先不谈解决的办法。今天，我只想告诉你们，我此次使华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中共支部变成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战斗核心，或是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坚强堡垒。为此，共产国际认为，必须首先做好两件事情：第一，坚决把执行立三路线的人，且又是屡教不改的，坚决从中共中央清除出去；第二，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把你们这些在苏联学习，并坚定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有为青年提到中央的岗位上来，担负和完成历史赋予你们的重要使命！”
参加召见的这些得意门生们，听了上述讲话，真犹如大旱之年望云霓，简直比三伏天吃冰激凌还要好上百倍。他们绝大多数人的脸上绽开了欢欣的笑颜。或许是王明在回国后的这一年多以来，他上演的走麦城的戏太多了，也或是过于老道的王明为了今后的战斗，需要向恩师米夫多要几件上阵应战的“宝贝”，所以唯有他做出为难的样子，却又是毕恭毕敬地说道：
“谢谢恩师的栽培。但是，我认为要完成中共中央这新旧交接的任务，必将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挑战的。”
“我当然清楚这一点，”米夫猝然变色，“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我的手中握有共产国际授予的上方宝剑，懂吗？”
王明一听米夫这句话，心里有了底数，遂在米夫的主持下，共同策划了如下抢班夺权的方案：
第一步，反对中央政治局召开似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力主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米夫认真地听了王明等人关于召开紧急会议的理由，大意谓：六届三中全会并没有贯彻共产国际的精神，相反却变成了公开保护立三路线执行的组织措施。换言之，时下的中央无论再召开什么样的中央会议，只要是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他们也难以彻底翻身，成为新的中央领导成员。为此，他们希望开像是解决陈独秀那样的“八七”紧急会议，把瞿秋白等人拉下马的同时，重新组建中共中央的核心机构，由他们这些先知先觉们执掌大权。这就是他们几派联合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终极目的。
诚如前文所述，在王明等人的围攻之下，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一是感到难以为继，再是为了表示一种光明磊落的人格姿态，遂接受了王明等人的意见，并于十二月九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紧急会议的决议》。在此决议中公然承认，三中全会“对于立三同志的整个错误，取了调和态度，并且替这一路线辩护”，“即使三中全会了解到必须实行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的整个转变，但这个转变也变成为不可能的了，而且实际上正如国际来信所说又在重复这些错误”。“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通过新的决议，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
而米夫来华主要是两个使命：一是把瞿秋白等人赶下台，再一个就是把王明等人扶上台。在米夫看来，第一个使命是容易办到的，而困难的则是第二个使命，如何把王明等人扶上台。因此，他来华后看待和处理一切事务、审定或欲要作出的一切决定，都以能否把王明等人捧上台为前提条件。他经过简单的调查之后，认为通过紧急会议，是很难把王明等人捧上中央领导地位的。搞得不好，还会出现大权旁落何孟雄、罗章龙等人之手。这是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由他一手培植的王明宗派小集团在党内十分孤立，很多做法又不得人心。相反，何孟雄、罗章龙等人在党内是资深的老同志，其中像何孟雄等同志为人耿直，又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有着相当的群众基础；再就是罗章龙，他早年就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等运动，时下又是全总党团的主要负责人，的确有着一定的实力。一旦召开紧急会议，米夫再挥舞共产国际的上方宝剑，也难以控制投票的多数。怎么办？米夫假借共产国际的牌子，说开紧急会议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而他来中国之前，共产国际已经同意中共中央召开四中全会，迫使中央于十二月十四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接受米夫建议，决定收回召集紧急会议的成命，改为召开四中全会。
第二步，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撤销对王明等四人的处分。
米夫历经苏共多次肃反运动和党内的斗争，深深懂得多数的重要性。眼下，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使不得人心的王明等人提高威信呢？为此，他决定召见瞿秋白和周恩来等人，向他们当面传达共产国际对王明等人的态度，并希望这些处于被告席上的老同志能认清形势，网开一面，从旁为王明多说几句好话。所以，他一见瞿秋白与周恩来，就像是毫无表情的判官，冷冰冰地说：
“今天，我约见你们的目的，主要是听听你们对三中全会的认识。”
米夫如此而为的目的是清楚的：以此为契机，让瞿秋白、周恩来知道国际对他们的态度，同时再引出吹捧王明等人的话题。但是，坚持党性的瞿秋白绝不去投米夫的机，依然按照共产党人应遵循的原则去办事，沉重地自我批评道：
“由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从调和主义的立场出发，在三中全会上没有揭露批判立三路线的要害，这责任主要由我来负。”
“不，我至少也要负一半责任。”周恩来忙说道。
对于周恩来的插话，米夫当然是不高兴的。他当即变色，十分严厉地斥责：
“当前不是谁承担多少责任的时候！从秋白同志的谈话，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你们至今都未认识到所犯调和主义的本质是，在掩护立三路线错误的同时，继续执行没有立三的立三路线！”
对此，瞿秋白与周恩来能说些什么呢，唯有沉默不语，接受这种傲慢的庭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