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就在汪精卫决定北伐不久，蒋介石暗中命令四川军阀杨森的军队顺长江而下，摆出进攻武汉的架子。其中夏斗寅的军队竟然进袭到离武昌只有十多里的纸坊，如果没有叶挺紧急组织军官学校的学生兵奋力厮杀，武昌早已失落敌手。万一蒋介石趁北伐之机挥师西指，和杨森的川军形成东西夹攻之势，武昌必失无疑！面对如此严峻的危局，汪精卫早已失了方寸。怎么办？只有调回刚刚会师郑州的唐生智、张发奎所部护家，似别无它途。但北伐胜利的果实―收复不久的河南省怎么办？他一时也没有定见。
再其次，正当冯玉祥所部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在郑州会师的时候，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收到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来的“五月指示”电报，大意谓：一，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实行土地革命，二，动员两万名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三，鉴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领导正在动摇妥协，应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去；四，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这位罗易代表不向中共中央传达，首先给了汪精卫一个副本。汪精卫看后震惊万分，五月指示一旦变为现实，他就必然淹没在工农革命的狂涛中！他三思慎行，请来握有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大权的唐生智商量对策，一致认为这个电报指示是要共产党解散国民党，实行共产革命。接着，他们又分头和其他国民政府委员密商，做出先下手为强的决定：六月五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宣布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的全部职务，并驱逐回国。从此，汪精卫撕掉了伪装，公开叛变革命。
但是，由谁来举起屠刀，惨杀两湖的工农大众和共产党人呢？惟有从北伐前线河南调回唐生智和张发奎所部。为了拉拢冯玉祥反蒋，并完成所谓的撤军，汪精卫毅然决定北上郑州，和冯玉样举行会谈。
汪精卫对冯玉祥还是有所了解的。对冯当年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议政之举，汪精卫也是十分欣赏的。至于后来冯玉祥宣布加入国民党，举行五原誓师，受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之职，率部东出渣关等义举，汪则更是称道不已。另外，汪精卫也清楚地知道，北赤冯玉祥东山再起，完全是仰仗苏联的支持和共产党人的帮助。时下，冯会赞同自己清共反蒋的路线吗？汪没有一点底数。为此，他在北上郑州的专列中，望着一位年长的大员请教：
“季龙先生，你是冯玉祥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可否谈谈这位冯将军和苏联、和共产党的关系？”
这位季龙先生，就是国民党的元老徐谦。
徐谦早年曾中举人、进士，在清廷供高职。辛亥革命之后，他辞谢清朝官职，吁请清廷逊位。一九一七年曾出任孙中山军政府秘书长，从此跟随中山先生奔走国民革命。一九二0年受孙中山委派和冯玉祥会谈，使冯赞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北京政变之后，受冯玉祥之聘出任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由此深得冯玉祥的信任。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赴苏考察，他和于右任、顾孟余等陪同前往。行至库伦，同行诸人一起研讨中国的前途。回国述职的鲍罗廷对冯玉祥说：
“您拥有中国最强毅的军队，口称救国，但不知您的救国方针，具体计划如何？何时实现？假设您的救国大策优于国民党，我们可以离国民党来助您；假设没有，就请您加人国民党，接受其主义和政策，联合一致，共计革命的成功，这是我们的希望！”
冯玉祥于戎马住惚之中，很少研究救国的信仰和主义。多年来靠着朴素的善恶标准行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先敬仰其为人，后才关注其政治信仰。他和共产党人李大钊的友谊，请中山先生北上议政，均先出于对其伟大人格的敬服。对面前这位苏联人鲍罗廷―孙中山先生所信服的外国顾问，他冯玉祥很自然地怀有崇敬之情。所以，当鲍罗廷劝他加人国民党，遂坦诚告之：
“我是一个军人，不懂政治，更没有具体办法，耿耿此心，是仰慕中山先生的为人和主张的。”
后鲍罗廷等人先行动身，徐谦决计留下，陪冯玉祥同赴莫斯科。徐再三地劝说冯玉祥加人国民党：
“我们的党，决不是你心目中所想的那个党。这个党是有组织，有主义，有纪律的一种政党。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决不是所谓‘君子群而不党’的党，也更不是‘营私结党’的党。”
这时，冯玉祥受各方面的影响，已决心加人国民党，共同为中国奋斗。他听了徐谦精辟的讲话后，愈加兴奋，当时即由徐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徐谦不仅是冯玉祥加人国民党的介绍人，而且还是相知很深的朋友，所以，他决不相信冯玉祥会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和国民党为敌。他略加思索，十分巧妙地回答了汪精卫方才的问话：
“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当年介石游俄归来，也曾跟着中山先生高声喊过以俄为师；中山先生仙逝以后，也曾跟着兆铭同志你高声喊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结果怎么样呢？他最先举起清党、分共、排俄的旗帜。”
汪精卫听后就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顿感踏实多了。他沉吟片刻，又说：
“季龙先生，你和这位冯将军交谊素笃，郑州此行，你一定要把他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
“我只能尽力而为。”
“为什么？”
“这要看他索要什么价钱了！”
汪精卫听罢一征，刚刚安定的心又慌乱起来。他近似自语地说：
“冯玉祥会要什么价钱呢？…”
冯玉祥欣然同意举行郑州会谈，索价并不很高。简而言之一句话：他希望武汉国民政府解决他的军需粮晌，继续联合北伐。但这时的汪精卫一是囊中羞涩，难解冯玉祥的燃眉之急，再是急需撤兵武汉，叛变革命，加上汪精卫和冯玉祥生活作风的差异，注定了汪、冯的郑州会谈是不会愉快的。
与此同时，冯玉祥偕国民党元老子右任驱车东来。二人沿路的话题，几乎都是围绕着汪精卫进行的。最后，冯玉祥有些武断地说：
“自打汪先生刺杀摄政王迄始，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位极富正义感又十分重名节的人。”
“我不完全这样看汪先生，”于右任叹了口气，侧首看了看倾心聆听的冯玉祥，“我和他相识有年，知之较深。有中山先生在，他可以办好国家大事，中山先生仙逝了，他就失去了主心骨，该谋不谋，当断不断，不到一年，就让蒋介石逼到法国做寓公去了。”
“汪、蒋失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他们二人不都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忠诚弟子吗？”
“一言难尽，”于右任信手搏了抨胸前飘逸的美髯，感慨万千地说，“我只能这样对冯先生说，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王冠面前是不会有亲兄弟的。”
“蒋某人的兴起，是不是靠手中的军队呢？”
“也不尽然，中山先生仙逝之后，介石他并非是三军统帅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