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他…”
“有着计高一筹的权谋。在这方面，汪先生就略逊一筹了。”
冯玉祥经过这次和于右任先生的深谈，暗自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汪精卫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但他依然出于传统的观念，认为蒋、汪是中山先生的嫡传弟子，认为外人不介人他们的争吵，从旁多做说和工作，争取团结一心北伐，早日打垮老对头张作霖。
冯玉祥的专列驶抵郑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许多军队与人民团体，汪精卫、徐季龙、顾孟余、谭祖安、孙哲生、唐孟潇等军政大员都亲来欢迎。这样隆重的欢迎场面实出冯玉祥的意外，他觉得自己实在愧不敢当。他背着把雨伞，穿着一身棉布裤褂，束一根腰带，匆忙下车与迎接者一一握手。汪精卫和冯玉祥这次相见的印象如何呢？先看陈公博的如下记述。
“这次汪先生往郑州一行，使武汉和冯焕章两面都得不到好印象。武汉这班人比较摩登的，眼见着冯先生大布之衣，杂在士兵当中，有专车不坐而偏要坐货车，有好饭不食而偏要嗜粗橱，以为这是太矫乎常情。并且他治军也太奇怪了，对于下级军官常打军棍不用说，就是高级将领和僚属张之江、薛笃弼等，除当面斥责不必论，往往在通电话时，一不合意，即在电话说‘跪’，那接电话的人虽然没见冯先生的影子，也不敢不立刻朝着电话跪下去。冯先生太不把人当人了，他迟早要失败的，这是武汉方面由郑州回来的人这样观察。至于冯先生呢，眼见着武汉这班先生，早上开会，晚上也开会，桌上茶啊，饼啊，也实在不配他老人家的胃口，这班都是傻子吧，冯先生也在那里想。因此河南既下，武汉以为冯先生唾手而得中央的大平原，一定会对武汉表示同情，而冯先生则以为武汉这班先生不一定能会成功，北伐无期，不熊不另辟途径。”
对于郑州会谈，冯玉祥是这样记述的：
“哲生、季龙两位先生和我详谈武汉的情形，指出许多方面，令人看不下去。第一是夸张的宣传，例如每一次的开会，总说到了二十万人，或是十多万人，而实际到会的人众连一万也不够。第二是社会秩序的紊乱，只以商店一项来说，就有百业俱废的趋势。他们在衣铺定做两套衣裤，过了约期，老是取不到手。质问老板，老板说，我们现在都是处在打而不倒的境地，工人每天出去游行示威，工作连天地停顿着。他们仅只回店来吃饭，吃完饭，又出去开会或是游行。我们本要停止营业，可是停业又要受工会的处罚。现在勉强开着，事实上等于停业。你们做的衣服不要说两个星期不能交货，就是再过两个月，还是不会做的出来。市面上情形如此，其他方面可以想见。第三，各机关团体依旧不脱旧时散漫懈沓的恶习。比如开会，仅是十儿个人的一个会议，召集起来也不容易，往往规定两点钟开会，四点钟还不能到齐。会桌上水果点心摆得满满的，西洋点心，美国澄子，一切都是穷奢极华，旧官僚的习气全都学会了。他们从未想及自己正在干的是什么事，人民百姓过的什么日子，前线上拚血肉的弟兄们吃的什么？他们说的这种种情形，都无半点夸张，因为我此回到郑州，连开会议，亦有同样情形。汪精卫就多次不曾出席。我忍耐不住，因编一副对子，给他写好送去，那联文是：
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
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
对联而外，再加一张横批，是‘官僚旧样’四个字。这虽未免过于刻薄，但确是当时革命政府官吏的写实。听说汪对此甚为恼恨，在许多朋友面前骂我。”
政治家晤面，绝不以个人的印象好恶为转移。他们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都还要做出十分自然的样子，并面生笑颜地和对方恳谈，尽管他们各自的心里都在骂：“你算个什么东西！”郑州会谈的双方，就是这一典型写照。
汪精卫是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席，自然以君临属下的领袖身份致开幕词，首先大大表扬了冯玉祥自请中山先生北上议政以来的革命业绩，重点嘉奖了促成郑州会师的不灭的功业。最后，又操着关心属下的口吻说：
“为了继续完成北伐大业，我等首先听听冯总司令的第二集团军有哪些困难？”
冯玉祥虽然对汪精卫的作风不感兴趣，但是对他这番演说还是颇觉心情舒畅的。他为了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如实地讲述了所部的经济困难。接着，他又指出：“前方纷纷来电说，从武汉出来的友军都用的现大洋，各地人民无不欢迎，惟有我们却一块现大洋也没有，只是拿军用券和人民淘气。就算勉强用了，也处处受人民的白眼，使人民对我们部队起恶劣印象。同时为革命奋斗的军队，牺牲流血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待遇如此不同？试想我接到这样的电报，心里是什么味道？我只好复电安慰他们说，富家子弟出门，自然盘缠充足，贫家子弟哪有办法？牺牲流血自然是相同的，但我们从穷困的西北打出来，他们却来自富庶的南方。来处两样，贫富也就不同了。你们想待遇一致那还须相当的时候。”冯玉祥说到此处，有意巡视一下参加会谈的武汉大员，发现方才那一个个笑口常开的面孔，不知何时又被苦颜愁色所代替，心里好不痛快他随即把脸一聋拉，非常郑重地说：
“我们既然已经纳人国民革命军的序列，国民政府就应当解决我们第二集团军的困难。不知汪主席和诸位大员是怎么看的？
“完全同意冯总司令的意见，而且对第二集团军将士忍饥受饿，还如此英勇的浴血奋战，我深表同情！”汪精卫边说边起身，竟然向冯玉祥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冯玉祥是位非常实际的军人，他不会被汪精卫这一躬所软化，他依然表情严峻地问：
“我想听听汪主席具体解决的办法。”
汪精卫颇有身份地点了点头，旋即提出了他预先设计好的方案：一，成立开封政治分会，指导豫、甘、陕三省政务，由冯玉祥任主席；二，成立豫、甘、陕三省政府委员会，以冯玉祥为河南省主席；三，唐（生智）、张（发奎）所部武汉部队撤离河南，回镇武汉，四，河南军务由冯玉样的第二集团军负责。最后，汪精卫笑了笑说：
“这样一来，第二集团军的给养由河南等省提供，是可缓解军务必须。待武汉国民政府步入正规，再行北伐，第二集团军的困难即可纳人全局解决了。”
冯玉祥对汪精卫信口开空头支票的做法非常不满，但他对如此轻易获得中原地盘则感到有点意外。同时，他对唐、张所部停止北伐，回师武汉不甚理解，故直言相间：
“难道北伐就到此终了了吗？”
“不！是暂时终了。”
“为什么？”
“这就是我要和冯将军商谈的第二个议题。”接着，汪精卫愤慨地谴责蒋介石独裁专横，目无国民政府，要把党和政府放在他的军权控制下；旋即把话题一转，说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这是破坏国民革命，应予严厉制止。并攻击鲍罗廷执行的是“破坏国民党的阴谋”，必须解除他的顾问职务等等。最后，他叹了口气又说，“这就是武汉国民政府所而对的现实。不先扑灭家里的野火，就无法全力北伐。因此，暂停北伐，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汪精卫发完言，唐生智、张发奎等人相继指责蒋介石，大骂共产党煽动两湖工农滋事生非，结论都是一个：打倒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其中，何健说道：“湖南更是一团糟，士兵们带了三、五元或十元、二十元回家乡，当地农民协会就要对之收税，甚至加以拘禁，说大家都是无产阶级，你不应随意享用此钱，连长、营长的父母兄弟，有的被拘捕了去当土豪劣绅惩办。湖南的官兵在外都不李心，急着要回老家去。您看，这样下去，还能打仗吗？”这实在是触痛了冯玉祥根深蒂固的“军事第一”的军阀思想。尤其当他想到在西安的时候，也曾发生过农民协会拒绝纳租、交税，甚至杀土豪劣绅的事情，遂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而对汪精卫等人的反共言论，他也由犹豫转为赞同。但是，他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对于汪精卫等人的反蒋言行决不苟同。他详细地阐述了对全国政局的见解后，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
“在目前的政局大势之下，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团结一致，打倒军阀，万不可自相水火。因此，我决不赞成对蒋介石用兵。”
由此，汪精卫和冯玉祥陷人了严重的对立，致使会谈无法住下进行。正当汪精卫借故不参加会谈，留在下榻处思索拉冯倒蒋的新招数时，他突然接到了一份密电：蒋介石要冯玉祥在郑州扣留汪精卫一行。汪精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当即决定：
“终止郑州会谈，立即乘车返回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