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王昆仑怀着激越的心情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或者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幵国元勋所关心的是封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自己打下的天下，多数同志在开国前培是很少想到梁山好汉排座次这类俗事的。当然，他们绝大多数同志一一尤其是高级党政军干部，都相信组织会实事求是安排自己的工作的而王昆仑作为一名特殊的革命家，他乂是怎样考虑这些事情的呢？
王昆仑不同干一般的共产党人，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即不是带着入股分利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投茧命之机捞取什么名誉和地位他是为了政治信仰，或日是为寻求一种救国之路而由国民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所谓封官晋爵之类的事他已经体验过了，带给他的不是精神的满足，相反是一种痛苦。而这种痛苦又导致了他对自己已经得到的封禄的背叛。因此，他面对新中国的诞生多的是信仰和追求的喜悦，少的是面对祖国的新生自己应该获取什么。另外，他在国民党官场中混迹二十余年，对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是有着一系列的看法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能力和长处——或臼哪些工作自己能够胜任与否，也有着比较切合实际的估量。再者，他是我党打入国民党上层的地下工作者，严格的组织纪律使他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自己只有服从组织决定，绝对不允许向组织提出些什么。所以，他对自己未来做些什么是很少考虑的。
然而，党组织一尤其是周恩来同志是一定要依据每个同志的长处，并考虑到其它因素平衡安排的。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以及党中央是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的，政务院所属各部委的主管首长有很多是爱国民主人士和国民党起义的将领。如水利部长是傅作义将军，司法部长是史良女士，邮电部长是朱学范同志等；而宋庆龄、李济深、张澜被选为国家副主席；沈钧儒被委任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黄炎培、郭沫若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等。像王昆仑这样一位曾在国民党政府中官居要职的同志做何安排呢？周恩来总理几经斟酌遂和王商谈：
“昆仑同志，关于你的工作安排，我想请你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协助我这个兼职的部长做些外交方面的工作。”
这对王昆仑而言的确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他于诚惶诚恐之中除感谢党组织的信任而外，他又认为自己是绝不适合给周恩来总理当外交部长的助手的。另外，他深知外交部责任重大，自己也无力承受这一大任，故忙答说：
“总理我……没有外交方面的经验，还是委任更适合做这项工作的同志当你的外交助手吧广
“昆仑同志，没有经验可以从工作实践中学习嘛！再者，外交部办公厅的主任准备任命王炳南同志，副主任准备任命阎宝航同志，都是和你很熟的战友嘛！”
王昆仑讲自己的实际情况，再次恳请周总理另选比自己合
适的外交部副部长。周恩来同志认为王昆仑辞情有据，辞意乂甚坚，故说了这样一句史有所记的话：
“那你当不管部部长吧！”
我国是不设不管部的，因此周总理的这句话只是对王昆仑让贤的一句赞誉。从此，王昆仑以四级干部的职位在为党工作着。后经中央研究，他的工作重点放在统战方面，而出面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参预民革组织的整顿及重新登记其成员。
王昆仑虽然是“民联”的发起者和主要负责人，并且协助冯玉祥将军筹备“民革旅美总分会筹备会”，但他毕竟未履行加入“民革”的手续。加之，“民革”创建初期，“民革”、“民联”、“民促”三大组织依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而，王昆仑是作为“民联”的代表参加政协的。不久，“小民革”自动宣布解散，根据当时的规定，王昆仑自“小民革”解散之日起即加入“民革”。这样，王昆仑即是原“民联”的负责人，同时又是“民革”的新成员。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民革”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标志着“民革”完成了推翻蒋家王朝的使命，又担负起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任务。形势的发展要求“民革”必须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新时期的新任务贡献力量。为此，“民革”中央做出了整顿组织的决定。
诚如前文所述，“民革”是由国民党分化出来的“民革”、“民联”、“民促”三大左派组织组成的。但是，这三大国民党左派组织乂有着相对的独立性。这种松散的结合已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亟待整顿。与此同时，随着蒋家王朝的垮台，又有许多国民党高级党政军人员站到人民一边来，也有必要把这些人员吸收到“民革”中来。为此，由“民革”、“民联”、“民促”的代表组成的统一协商会议亍1949年10月6召开，讨论了国民党各民主派别的统一问题制定了统一工作方案，公推李济深为召集人，邀集各方代表包括程潜、张治中、那力子等参加经过多次协商，各方意见基本是取得了一致。同年11月12日至16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四个方面的代表，即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共五十八人。第四方面即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包括原南京政府和平代表团的部分成员、部分起义将领和国民党知名人士。解放后停止活动的原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的部分领导人也作为第四方面代表参加。”
而这次重要的会议，史家称为“四方会议”。
虽说参加四方会议的代表均是来自国民党，但他们对重新组建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以及新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分配上都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对此，朱学范同志做了如下记述：
在协商名单时，也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神认为，在一届“民革”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名单的基础上逬行调整；第二种认为，由四个方面提出新单，重新协商。当时，会议是由四个方面的同志组成的，大家的意见自然而然集中在重新协商新名单方面。经过提名、协商，拿出的名单与“民革”成立时选出的名单比较，变动很大。但是，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必须平衡四个方面的关系。于是大家决定，变动大一些只好多做解释工作，还是以新名单重新进行选举。……有些同志认为会议文件上有“新民主主义”之词句，不如改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更有“民革”本色和特点；特别是在“民革”成立时，坚持“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革命之正确指导理论”的那些同志一时思想转不过来。为此，李济深亲自召集我们参加起草的《组织总纲的同志共同磋商，在该《组织总纲》上写明本党党员要“确认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在现阶段已与新民主主义汇流，并愿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而奋斗。”
本次“四方会议”有不少争议，仅朱学范同志所记就有9条之多。但是，在李济深、何香凝——还有我们的传主王昆仑同志，“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此，王昆仑十分赞成李济深的这句话：“不能只顾自己勇往直前，要照顾好自己的同伴一道前进，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王昆仑不仅是理论上的赞成，而且也是身体力行的，通过“四方会议”的实践，把四面八方高层的国民党爱国人士团结起来，适应潮流，一道前进！
但是，在民革二次会议期间，对民革现阶段的中心任务也曾有过不同的争论。对此，李济深主席认为：“组织形式和组织路线都应服从于革命的政治任务。在民革成立前后的主要政治任务是对国民党军政人员起分化作用，在以中共为首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领导下，进行政治上的号召和军事上的策反，以加速瓦解国民党反动派。”他还着重指出：“今后仍旧不能放松政治策动工作，像傅作义这样较大规模的和平起义仍有可能。最近，黄绍竑来电，龙云来信，程潜、刘文辉也倾向和平起义。”谭平山认为：“我们是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不是与反动集团的联合。如果这样，对革命不利。”还有的同志指出：周恩来很早就建议民主党派整理、发展组织的原则是“三层两类”，以中层为主。并进而指出：这样做是否违背了周总理的指示？陈其瑷认为：“起义将领虽是上层，民革号召在前，没有理由拒绝在后。”张文认为：“中层为主，并非不能上层，但是以好的为主是不能通融的……”在这场争论中，王昆仑说了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不要机械决定谁好，谁坏，要看到人是会变的，正如任公（李济深）所说《，组织路线要服务于当前的政治任务，我看当前策反上作还是重要的。”
在王昆仑等同志的积极支持下，李济深主席的意见得以顺利地通过，并付之实施。在和平解放云南、四川等省的过程中，尤其是西北新疆等省的解放，民革的同志——其中张治中、屈武等同志是立下了特殊的功勋的。自然，王昆仑也通过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关系，为祖国的解放贡献了力量！
王昆仑于“民革”二届全会上当选为常委，并兼任宣传部部长。会后，他根据代表会议的决议，协助民革主席李济深等组织各级成员“认真学习共同纲领，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团结，同时，推动成员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明确方向，为安定社会秩序，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努力。接着，民革动员成员先后投入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接受锻炼和教育。”实事求是地说，王昆仑在这历史时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事物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当王昆仑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时，出他所料的是，他的党籍问题又成了他后半生的一大心病。
诚如前文所述卢涛同志介绍王昆仑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奉命调离南京，由王世英、曹亮等同志接手和王联系，并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工作不久，海中央局被敌人破坏，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等人被捕叛变，王世英、曹亮等同志相继撤离，从此，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在长征中的党中央失去了联系。1936年4月底，冯雪峰奉命潜回南京和上海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由于王昆仑在国民党中官居要职，他的组织关系是单线联系，属于高度机密，就是李竹声这样地位的人也不掌握他的确切情况。因此，上海地下党数度遭敌破坏，都不曾危及到他的安全。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王世英、曹亮等同志撤离之后，像冯雪峰等人和他只有工作关系，并无组织关系。换句话说，抗战前夕恢复的上海地下党组织没有和他重新建立组织联系，从组织关系上说，王昆仑在这段历史时期虽然继续为党工作，但实质上脱离了党的组织。可悲的是，王昆仑却认为自己为党工作，就等于续上了组织关系。
抗战爆发前后，王昆仑知道了上述内情之后，遂通过有关人士向党组织提出：重新恢复自己的组织关系。但是这时他已经有近一年的时间未和党发生组织关系了，像他这样身份的秘密党员，必须经过一定的手续——并报请相当一级的领导批准才可生效。因此，在那种动乱的历史时期就拖了下来，但并未影响他继续为党工作。诚如当事人所回忆的那样：这时王昆仑的情绪是比较低沉的。
1938年，王昆仑自徐州前线返回武汉以后，他见到了钱俊瑞同志，再次谈起了他的党籍问题，并请钱向周恩来同志反映，希望尽快解决。钱俊瑞同志向周恩来如实反映了王昆仑的请求，周恩来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以及王昆仑的特殊地位，做了如下答复：请转告昆仑，他的情况我们是了解的，为了便于工作，同时也为了他自身的安全，暂不恢复为好。这个问题，将来是一定要解决的。（大意）
王昆仑虽然心里不通，但又认为周恩来想得周全——况且周恩来有言在先；将来是一定要解决的，故未再申诉。事后，无论是长江局还是南方局，都未把王昆仑当作一般的爱国人士对待，而且和他保持直接关系的是周恩来和董必武，以及分管这方面工作的王炳南等同志，因此他认为自己恢复组织仅仅是个时间和环境的问题。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王昆仑和蒋介石的矛盾表面化，其处境越来越艰险，就更没有可能向党提出恢复组织问题。但是，在这期间，不仅是王昆仑认为自己仅仅是尚未恢复的共产党人，而且周恩来和董必武也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同志使用和爱护。就说他的女儿陪他去美国的经费，也是地下党组织提供的。
王昆仑偕女儿安抵美国之后，负责和他联系的是地下党员唐明照。就说王昆仑回国吧，也是由唐明照同志转达的周恩来同志的意见：“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结束，希望冯先生和昆仑转道回国，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为安全起见，请冯先生和昆仑父女分别由水陆两路到东北跟香港的一批会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王昆仑认为是到了解决自己的组织问题的时候了，遂向组织部安子文同志做了汇报。安虽然是组织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但因此事关系重大，加之同时提出的还有左恭、曹孟君、胡济邦等人，故答说等毛主席和周总理访苏归来之后再做答复。
不久，周总理陪同毛主席访苏回到了北京，安子文如实地向周总理做了汇报。周总理说道：
“请王昆仑同志的入党介绍人写份证明材料，然后再请各个历史时期与昆仑共过事的同志写出证明，再由组织部向中央写个报告，由中央批复、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