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出王昆仑所料的同时也令王昆仑十分悲痛的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卢涛同志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壮烈地牺牲了！这样一来，王昆仑这位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就失去了介绍人的证明材料；而王世英同志仅能证明他当时是共产党员，在他离去之后，也不能为他写出证明未曾脱党的材料；更为难办的是：当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和王昆仑只有工作关系而无组织联系，谁也不能以组织的名义为王昆仑做证。简之，事情复杂化了！周恩来同志对王昆仑的政治生命是相当重视的，他听了安沪文的汇报之后，认为自己无权为王昆仑恢复党籍，遂向毛主席当面做了报告。毛主席听后说道：
“五昆仑早就是我们的人，这点你我都清楚。恩来，你说该怎么办呢？”
周恩来办事是慎重的他曾为王昆仑的党籍问题想过解决办法，遂答说：
“我看只有两种办法了，是恢复他自1933年的党籍，冉是从今天起重新入党。”
毛泽东主席是大而化之的领袖，在他的心中，王昆仑是共产党，至于从哪一天迄始计算党龄？对他来说是不重要的。他想了想，十分干脆地下了结论：
“重新办理入党手续，党龄从现在算起。”
对此，周恩来总理没有提出异义，遂向安子文同志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意见。自然，作为组织部的主要负责人安子文同志也就只有落实主席和理指示的份了！
就这样，王昆仑的党籍由1933年变成了1950年。
但是，王昆仑对此是不通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一生的信仰和荣辱。因此，他不可能有毛泽东主席大而化之的解决之方，也没有周恩来总理那种无条件的服从，是在情理中事。实际上，王昆仑到死都在为自己的党籍问题向党中央申诉，直到他告别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此乃后话，留待下文详述。
也许是应了“祸不单行”这句老话了，随着肃反运动的展开，王昆仑的一个叫王汝琪的堂妹被牵连进去，而且还涉及到了他。由于这个不成其问题的问题久悬未结，一直到**中还作为整王昆仑的借口，故有必要作一介绍：
王汝琪在王昆仑的影响下，自读书迄始就向往革命。后与复旦大学毕业生陈传纲结为伉俪。据王昆仑回忆：“1936年我因工作路过济南（即护送丁玲去北平），和她相遇，知道她在政治上有进步要求。抗战爆发前她在上海从事青年妇女的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春，国民党一方面残酷镇压群众的爱国运动，又一方面想拉一些人加入国民党，就决定了一种特殊入党的办法。这时地下党的对策是根据发展白区抗日救亡统一战线，为了取得公开合法身份便于掩护，某些人可以加入国民党。我是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有国民党某一中委……用填写好他自己的名字的表格，要我联名找人介绍入党。我考虑这对她的前途不会有什么影响，就向她说明，让她填了表，由我送交国民党中央党部。至于以后，我并没有得到什么答复，因此这不能说明她巳加入了国民党。时间不久，抗战起来了，我先到武汉，汝琪夫妇后到，找我陈述他们的志愿是想加入共产党，并要求我介绍他们到延安去。我平时了解他们的政治方向和参加革命的正当要求，就给他们介绍去找当时在武汉办事处的领导同志，以后他们就到延安去了。”没有想到，他们夫妇在延安又成了王实味“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王汝琪于1938年入党，改名王里；丈夫陈传纲也于1938年入党，改名成全。他们到达延安之后，成全在行政学院任教务主任，后调马列学院学习，后调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王里在中央妇委做研究工作，住在丈夫成全的工作机关。就在这期间，他们认识了王实味，多有交往。在反王实味的运动中，他们夫妇和其他三位同志被打成了“五人反党小集团”。关于王里的罪名，当事人一一又是平反王实味冤案的主要负责人温济泽同志做了如下记述：
这里还要提到一件事，就是王里是王昆仑的堂妹，王昆仑是国民党的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康生把他说成国民党特务，就硬把王里说成是由王昆仑派到延安来的民觉蓝衣社特务。直到后来审干运动中，周恩来和董必武回到延安，他们证明王昆仑虽然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但思想进步，帮助我们党做了不少工作，这才消除了这个怀疑。
但是，王里和其丈夫成全一直背着这个政治罪名，每搞运动就会旧话重谈，直到**就再次变成了特务。自然，王昆仑也因此——还有和苏联的问题被打成了特务，在秦城监狱关押了七年！
1954年，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幵，王昆仑当选为人大常委。正当他欲要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的时候，潘汉年同志被公开逮捕法办。作为曾在潘汉年领导下为党工作过的王昆仑而言，其震愕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了！……
潘汉年是江苏宜兴人，早年曾是以郭沫若为盟主的创造社的小兄弟，自称十字街头文人。后投身革命，为职业革命家。他以弱冠之年，参加和鲁迅先生的论战，定要争个孰是孰非。不久，受到党的批评，遂又在党的领导下参加筹备“左联”等社团的工作。正当他积极投入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之时，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他受命接任陈赓同志在特科的工作。从此，他把毕生的年华都献给了党的情报事业。
王昆仑和潘汉年是同乡，又都同属才子型的职业革命家，加之潘的弟弟和王枫是同学——且王昆仑又曾保释过潘汉年被捕的弟弟，二人神交已久。也就在潘汉年负责特科工作期间，王昆仑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潘的领导下为特科提供国民党上层的情报。也就是在这前后王昆仑和潘汉年相识。对于潘在情报战线的功绩，王昆仑无论是从我方还是敌方获知的消息是很多的。因而，他对潘是十分敬重的。然而一夜之间功臣变成了罪人，王昆仑怎么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呢！
王昆仑虽然崇信马克思主义，但东方文化中的修身之学对他还是有着无形的影响的。因此，他不仅真诚地称道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荞》一书，而且还践行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教导。时下，党——包括和潘汉年一起战斗过的同志都口诛笔伐“潘（汉年）杨（帆）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的时候，王昆仑又陷入了党的决定和个人认识的矛盾中。他一方面不能接受潘汉年反党的现实，另一方面又不能怀疑党的决定，怎么办？他唯有保持沉默！笔者在写《功臣与罪人一一潘汉年的悲剧》一书的时候，发现昔和潘汉年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战友，像王昆仑这样没有揭发潘汉年所谓罪行的为数极少，这不仅说明了王昆仑的政治品质，同时也可看出王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随着揭发、批判“潘杨反党集团”的深入发展，许多和潘汉年有关系的中高级干部都受到了牵连，并相继被捕入狱。待到和王昆仑有情报关系的曹亮等同志被捕之后，王昆仑那矛盾和痛苦的内心乂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会是真的吗？照这样发展去，我会怎么样呢？……”
是因为王昆仑和党曾失去一段组织关系的原因？还是由于他的地位不同一且大部分时间是在周总理和董老的领导下工作？总之，他没有被牵涉进所谓的潘汉年反党集团中去。
方此同时一或许和潘案有关的原因一也或许是和苏联关系恶化在起作用，王昆仑和钱俊瑞、胡济邦等同志当年受命以搞剪报的方式和苏联交换情报的事提到了程上，出王昆仑所料的是，统战部的徐冰同志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立即停止这项工作，今后再和苏联保持这种关系，就以特务论处。”
虽说这件事是奉党之命而办的，而今又是根据党的决定停止这项工作，但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三反、五反、外加揭发潘汉年的所谓反党罪行的氛围中，王昆仑内心的政治压力还足很大的。为此，王昆仑向周总理提出：希望调动自己的工作。
周总理抑或是理解王昆仑要求调动工作的心情，也或许是真的工作需要总之很奭怏地答应了：调北京市任副市长，协助彭真同志分管文化卫生工作。最后，周总理还特别叮嘱：
“民革的工作要继续做，并且要做得更好。”
王昆仑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根据党的决定，他的党籍不公开，这样，他以“民革”负责人的身份参政，当北京市副市长；同时乂以秘密党员的面貌参加“民革”的领导工作。他当时的心情楚愉快的，他感谢党对他的信任，更感谢周总理对他的付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带着这种心情走马上任的。实事求是地说，工昆仑任北京市副市长十年，他不仅兢兢业业地工作，而且取得厂有目共睹的成绩，对此，沈予同志说道：
“他十年如一日，时刻关切群众的疾苦，孜孜以求地为人民谋福利的精神风貌，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间……他不顾长期身体欠佳，力疾从公，在北京市的工作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给人以最深刻的启示是：坚持不懈、一心意为人民造福的精神和任事亲自动手，深入调查研究有一种过细、一丝不苟的谨严、求实的作作风。”
王昆仑分管卫生工作。他生长在北京，深知老百姓的疾苫，要知道广大市民有病没钱治——或借到了钱也找不到好的医院和大夫看的困难。因此，他上任伊始，就抱定决心从看病入手，解决卫生战线上所存在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想到解放六年了，看病难的问题是这样的棘手，解决起来又是那样的不容易。请看沈予同志的回忆：
解放后，北京市的医疗事业有很大的发展。由于群众玍活的改善以及实行公费医疗、劳保制度，就医人数激增。市民有病挂不上号，危重病人送不进医院。他按照市人大的决议，亲自下去做调查研究，提出“分级分工医疗”的具体办法，把全市的医疗机构分为市中心、区和基层三级，实行分工负责，让群众就近就医，大病到大医院。这既方便了病人，又合理地使用了现有设备和医务人员。经过在一个区试点，总结经验后在全市推广，显著地缓解了“三长一短”（即挂号、候诊、取药的时间长，诊治时间短）的状况。为了解决急重病人的困难，他指示卫生局成立急救站，病家随叫随出车，送病人进医院。他亲自选定市中心区南池子大街为急救站站址，确定了一个容易使人记住的电话号码（555678），公诸于众。急救站建成后，他还特意来到那里视察如何运行服务，并躺在急救车亲自试一试行车时的颠簸程度。就这样，急群众之所急，达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他特别关切生产第一线劳动群众的健康，前往京西城子煤矿下矿井步行到巷道深处采煤的“掌子面”上，察看粉尘的状况，了解矿工饮水是否清洁，饮食热尤热。并且谆谆叮嘱矿上对矿工的职业病矽肺要加强预防措施。
由此开始，王昆仑在北京展开了爱国卫丰运动。“在他的领导下，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总结制定了一套户户有人负责，条条块块相结合，突击扫除与经常保洁相结合的推进群众卫生工作的有效办法，在全市推广，取得显著的效果。五十年代下半叶，北京市大街小巷环境整洁，蚊绳极少，卫生面貌一新，受到了国务院、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表彰，一度被外国来访者赞誉为无蝇城。”为了治本，他又“倡议以民办公助的方式把近郊大中型臭水坑分期疏浚，改造成人工湖。经过三年群众的义务劳动和政府大力资助，一批恶臭难闻的脏水坑消失了。一个个新的湖泊，困结湖、八一湖、青年湖……相继出现。”待到六十年代初，“北京市危害人民健康很大的传染病痢疾、肝炎……等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这实实在在造福于人民，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
诚如邓大姐所评述的那样：“王昆仑同志是个斗士，也是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就王昆仑一生的个人兴趣爱好而，他非常喜爱文学艺术，也愿意和文学家、艺术家交朋友。也可能是因为他在北京长大的缘故，尤其喜欢北京土生土长的艺术，如京剧、昆曲、大鼓、相声等。就在他自美国回到久别的北京不久，遂和京味的大艺术家老舍、曹禺等时相过从，并和京剧大师梅兰芳、袁世海等，曲艺名家侯宝林、魏喜奎等有着很深的私交。对此，周总理也是知情的。当他听到魏喜奎同志演唱的奉调大鼓《宝玉娶亲》后，认为这段子有缺点，就主动地说：“请昆仑同志帮你修改一下。”是年中秋节，周总理邀请文艺界人士圆月的时候，又亲自点了这个节目，并说了如下这段话：
“前些时候，说请王昆仑同志帮你改的那段《宝玉娶亲听说改好了，唱唱请大家听听多好。”
由上面说的情况可知：周总理点王昆仑出任北京市主管文化的副市长的将是正确的。就王昆仑个人而言，也是愿意把北京的文化事业搞好的。对于他在任职十年期间的成绩也是有皆碑的。请看沈予同志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