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陈毅同志如实地向王昆仑转达了周总理和邓大妲的十六字意见：前账不算，后账不加，加强团结，努力工作。
王昆仑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是在对待革命工作，还是处理夫妻关系，都是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决定。当年，曹孟君被捕之后，他毅然抛弃准备结婚的那位学艺术的女士，等着曹孟君出狱；而今，他们二人只是革命加同志的关系了，当听到总理和邓大姐的十六字处理意见后，就又服从组织决定，和曹孟君“加强团结，努力工作”。这就是王昆仑爱情悲剧——乃至于政治悲剧的根源！
王昆仑很快从反右运动中解脱出来，遂又以十二分的干劲投入到1958年狂热的大跃进运动中去了！
1958年的大跃进，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为地兴起来的一场强国富民运动。用通常的话说，是一场脱离现实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幻梦。梦境是诗意的，因为它可以超越现实，也可以不受理智的制约。因此，在做这种诗意之梦的开始，人往往是十分投入的，不仅不会想到醒来之后的结果，甚至连是美梦还是噩梦都不曾想过。王昆仑就是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以共产党员的真诚，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场近似疯狂的运动中去。有意思的是，由于王昆仑分管卫生和文化，在举国上下大做强国富民之梦的过程中，反而为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请看如下事实：五十年代的北京，运输主要是靠马车。如“海淀区的四季青公社、丰台的南苑公社，以及朝阳区等许多农业生产队距城很近，每年从这些地区为城市人民生产大量的蔬菜和瓜果。当时，每天主要靠马车运输，供应市场川流不息。还有许多生产队的马车枳负着清理运输城区街道和居民厕所的粪便，以支援农业生产用肥此外，一些建筑材料和货物也主要靠马车运输。因此，每日从郊区各关厢进城的马车非常频繁，数量很多，而这些运输车辆的马匹和牲畜沿街随地遗落马粪，对市容影响很大，招引很多苍蝇，釣碍环境卫生，群众意见颇大怎么办？王昆仑深入调查研究，遂在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上提出并作出决定：对马车加强管理，规定凡大车进城的牲畜必须配戴上马粪兜，以防沿街遗落马粪。时，还要求车把式随时清扫保洁，维护市容卫生。不久，他又发现写在纸上的决定并没变成现实，这种千年积习依然故，他以对人民负责的：作热情——自然也含有大跃进的干劲，下定决心除此陋习。对此，他的秘书张光模同志做了如下的回忆：
王老为了解决马粪兜的制作和供应问题，亲自与负责商业的副市长研究，决定由商业局供应一批质量结实，价格便宜，专作马粪究的布料，并加工制作一批马粪兜供应市场。他要求今后要经常保证供应，不追求利润，由商业局、市代销合作社直接送货到农村生产队。还要求在一些城区关厢增设马粪兜销售点或代销点，以利大车把式随时购买。
自然，要想彻底解决这一司空见惯的难题，还必须有法律为依据使积习难改的社员做到有法可依。为此，他亲自主持制订了《北京市加强马力车进城管理规定》的文件，并成立了北京市车辆管理指挥部，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严格执行。这样，才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如果说一滴水可以透视太阳的话，我们从这一件不算大的事情可以看出，王昆仑在火热的大跃进年代，依然是脚踏实地地履行自己的副市长职责，为改变北京市的卫生环境在业精于勤地工作着。也可能是他真的为生养过他的故都换旧貌做了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他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请看他在领导除四害运动中为消灭老鼠而写的这首《七律》：
鼠
一九五八年岁首首都群众举行捕鼠日
前年携药从东北，去岁东单试点初。
腊尽千家迹渐灭，
春回万卢害应除。
跳梁窃泰安容尔？
清野犁庭可待吾！
卷地风雪何历迅，
定教丑类伏全诛。
王昆仑作为主管文化的副市长，在他任职十余年期间，毫不夸张地说从故宫到长城，从北海到谭拓寺，从曹雪芹遗址到地下宫殿……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北京偌多的文物和古迹能完好地保存到今天，和王昆仑坚定地执行党的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举例说：随着毛主席“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句问世，越来越多的中外游人登临长城。为了使得游人能愉悦地观瞻长城的古韵和风貌，他曾数度光顾长城，并会同市有关单位领导进行了研究。他严肃地提出“长城游览区应成立管理委员会，负责经常管理工作。同时，他看到长城陈列室展品陈旧，要求市文化局协助延庆县整理展品资料，要常更换、补充新的。对食品供应也提出了要求，决定由市、县商业部门负责考虑扩大供应点，保质保量供应，满足旅游旺季的需要。另外对于长城游览区周围的环境卫生，他要求县和当地公社指定专人经常负责打扫保洁……这里苍蝇很多，他要求市卫生防疫站帮助县里培训卫生消毒人员，在技术上给以指导，定期喷洒灭蝇。至于道路、停车场、游客休息室等需要扩大的问题，他也提请市长办公会上集体讨论解决。”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又收到了“怀柔县黄花长城和密云古北口一带长城被当地社员群众拆毁城砖，私自修盖家畜禽舍，严重破坏了长城的文物古迹”的报告。怎么办？他的秘书曾做了如下回忆：
与此同时，王昆仑作为主管文化的副市长，继续保持和文学艺术家广交朋友的作风。在这期间，他和老舍先生、曹禹同志等不仅发展了他们当年在山城的友谊，而且还为他们的写作创造条件。实事求是地说，北京市在十年大庆前后出现的话剧《茶馆》、《蔡文姬》，长篇小说《靑春之歌》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和王昆仑有些关系。
王昆仑是一位很有**的诗人。在他的人生旅途中，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他作为诗人的遗迹。1958年，不仅在物质生产方面掀起了一场狂热的大跃进运动，而且在文艺创作方面——尤其是在诗歌创作上也人为地制造了一场歌颂假大空的全民写诗运动，给后代留下的是一本由郭老和周扬同志主编的《红旗歌谣》。作为过来人，依然记得放卫星式的诗歌比赛。后来者也可从毛主席的诗歌创作中看出：他在这几年中写下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到韶山》等十多首诗词，几乎是他一生中创作诗歌总数的三分之一。由此也可以说明：在全民写诗运动中也的确有诗歌精品问世。诚如前文所述，王昆仑一一以及他的同代人，在大跃进运动的初期，多数是受着强国富民之梦的理想驱使，非常真诚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的。时这种真诚一旦感动诗人并化为诗歌，也一定能写出上乘的诗歌精品。昆仑在这几年之中不仅出现了一个诗歌创作高峰，而也的确写出了不少他作为诗人的真情实感。换言之我们从他创作的诗歌中可以窥视到他的内心是激越而乂冗奋的。如：
在大跃进的热潮席卷大江南北的时候，王昆仑听说爱女金陵同志主动要求放扬州劳动，他不仅举双手赞成，而且还写下了《送女金陵下放扬州农村诗三首》，算做父亲的临别噌语。事有凑巧，诗人外交家陈毅元帅来访，拿起桌上墨迹未干的诗草就朗朗吟诵了第一首：
送儿下放去杨州，
有欢乐不觉愁。
带笔从农真壮举，
脱胎换骨此从头。
莫忘土改三同训，
好助丰年五谷收。
汝尚青春我未老，
乘风破浪总司舟。
陈老总读罢连声赞日“好诗！好诗……”接着又把第二首、第三首吟罢，遂又有些激动地说道：
“昆仑，第三首中这几句写得最好：水田浸骨知禾贵，破晓寻肥觉粪香。寄语我儿休念我，全心全意为农忙
对此，陈老总也是有同感的。他想了片刻说道：
“我建议：把这三首诗登在《人民日报》上，告诉我们的中高级1部，要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不要变成当年的八旗子弟！”王昆仑作为共产党人，曾亲耳聆听过周总理说过这样的话不要把我们的孩子变成当年的八旗子弟。因此，他为送自己的女儿去农村写下了三首诗，作为父亲对女儿的寄言。今天，他又听到了陈老总说这样的话，使他不能不想起历代封建王朝覆灭一尤其是清王朝覆灭和其不肖儿女的关系，因此，他是赞成陈老总的提议，把自己写的这三首诗送往《人民日报》刊登。但是，他又听说由于毛主席不提倡青年人学写古体诗词，《人民日报》未必愿意登。陈老总听后拿起诗稿说道：
“我找席和总理去，他们一定会同意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这三首诗。”
没过几天，《人民报》上果真登出了这三首诗。随之而来的是，解方将军等高级党政军干部送子女当工人、当农民、当战士的报道，逐渐在全国蔚然成风。
不久，诗刊创刊，除公开发表毛主席的诗词而外，还全文登载了毛主席给臧克家同志一封关于诗歌创作的信，提出了诗歌创作应以新诗为主的意见。为此，诗歌界又掀起了有关建立格律诗的争论。王昆仑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诗歌创作方面进行了两种尝试：一古体诗民歌化；二，创作新诗。前者，如上所述《送女金陵下放扬州农村诗三首》，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七律》，糅进了七言民歌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