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仑同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努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方针，鼓励和支持话剧艺术的发展。
著名剧作家曹禺（王昆仑执教南开中学的学生）主持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全国话剧界独具一格，而它的演出场地却十分狭窄简陋。王昆仑同志亲自到后台去考察。经过他的努力，把北京新建设备最好的首都居场拨给人艺使用，于是《茶馆》、《日出》一出出精彩剧目在这个有旋转舞台的现代化剧场上演，艺术上增色不少。
王昆仑对传统的艺术瑰宝京剧，备加关注。除积极鼓励创作剧目外，他指示对艺术精湛、久别舞台的老艺人，如于连泉、侯喜瑞等给以生活上特别照顾；让他们传授技艺，作示范演出。同时指导试演一批绝迹舞台的老剧目，组织专家评审，去芜存精，使它们重现于剧坛。他还关切新兴剧种曲剧，叉持昆曲振兴……
王昆仑同志对古建筑的保护工作极为重视。按照保护与使用栢结合的方针北京市修葺了国子监，利用原址成立了首邹图书馆。这所封建时代的中央学府现巳成为藏书二百万册的图书馆，成为首都传播现代文化科学知只的文化设施之~0
此外，王昆仑同志还组织力量考察了曹雪芹在京生活的遗迹，翻译故宫所藏有关满文老档搜集史料。这对于研究中国这位伟大的文豪的生耳相“红学”起了积钗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王昆仑作为“民革”中央的宣传部长一直在关注着民革的建设，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举例说：“在民革应该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应该以怎样的组织面貌参加新的政治生活这些问题上，王昆仑同志在一次讲话中强调必须坚守共同纲领划清敌我界限，吸收进步分子，拒绝反动分子，充实组织骨干继承和发扬中山先生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把民革建设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新型政党，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经周总理批示，这篇讲话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也为民革的组织建设方针，奠定良好的基础。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的新形势下，当时担任民革中央宣传部长的王昆仑，在他倡议下，民革中央创办了一份公开发行的报纸《团结报》，他亲任报社社长。他在《发刊辞》中谈道：团结是毛主席的一贯战略思想，干革命，搞建设，总是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他要求报社从爱国主义入手，以爱国主义为基础。指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必然会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三十年来，《团结报》作为宣传爱国统一战线的舆论工具，团结爱国人士，发挥重要的作用。”
简而言之一句话：王昆仑没有辜负党和周总理的付托，在北京市和民革两条不「％的战线上都做出贡献。
虽说王昆仑在北京工作的十年是他一生中比较有所作为的时期。但是，这并不能说他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在特定的悲剧时代中像王昆仑这样的共产党人，不可能不扮演某一历史时期的悲剧角色。事实上，自肃反运动、揭发潘汉年反党集团迄始，他一次又一次地——或不同程度地在悲剧时代中演出过不同形象的角色。其中，他在反击右派运动中，他演的角色最为沉重其教训也最为深刻！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随着城市公私合营、农村合作化**的到来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它要求上层建筑也要发生与之相适应的改变。为此，毛泽东主席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讲话，中共中央于1957年4月发出了《关干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并且发动各民主党派和党外群众向共产党提出批评建议，帮助共产党搞好整风。是年5月，“民革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消除顾虑，实事求是，诚恳坦率地提出批评和建议，供中共各级党组织参考，以改进工作。
建国近七年以来，我国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很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以及各级爱国人士都比较谨慎，尤其对执政党的整风则更是慎之又慎，多数三缄其口。为此，统战部于5月8日至6月3日，在北京召幵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共计十三次。王昆仑作为民革的负责人参加了大多数的座谈会，并认真地听取、领会了整风的文件和精神。与此同时，时任统战部长的李维汉同志为把这次整风运动搞好，还分头找王昆仑等同志谈话，希望带头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对此，王昆仑做了如下的回忆：
第一次是5戶上旬，李维汉把梅龚彬和我找去，他说：
“你们要在会上发言，你们不带头发言，别人谁敢批评共产党？”
“难道党就没有缺点？你可以说说人家说的那些有职无权，吗？”
“你们要带带头嘛！说错了出了乱子与你们无关，是我们的，
这样，到了会上就有我们1个自以为“能听觉的话”的人发言了。记不清又过了几天，李维汉第二次找梅和我去说：
“共产党是要大家帮助整风的，这些天大家的批评，很多是好的。可是共产党有毛病也有好处嘛！就算有一千条坏处、就没有一条好处？共产党要实行社会主义总是好处吧！你这回要再发言了。你们既要说说缺点也说说好处，两靣都说说嘛！”
王昆仑的回忆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表现：听党的话，党叫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就是说错了，他也绝对不把责任上推党中央，下卸给党的负责人，这就是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所共有的作风和品质。自然，也是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所共有的悲剧性格。
另外，王昆仑作为“民革”中央宣传部长兼《团结报》的社长，用今天的话说，也必然犯舆论误导的政治错误。对此，朱学范同志做了如下回忆：
我因《新民报》交出后便没有过问《团结报》的事，加上我多次公出，所以只能大概回忆。但是我听了四全大会李济深所作《工作报告》，使我吃惊不小，印象较深。
报告说：“《团结报》在1957年5月15日至6月8日期间所出版的三期中，模糊了政治方向，在某些言论上助长了右派情绪，刊登了一些毒草而没加以批判。”会后，我对李济
深说：“《团结报》在反右期间有些错误，是否容其自己检查，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报纸还是要办下去的。”李苦笑了一下，点头默许。
王昆仑作为一名不公开的共产党员，无论是想得通还是想不通，他都是以自责来对待自己的锗误的。不久，他以北京市工作繁忙为由，交出了《团结报》社长的职务。
王昆仑虽说在反右运动中，为自己的发言做过沉痛的检查，但这并非说他内心中没有自己的看法。尤其在他做沉痛检查的时候，他听到了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对反右不满，并提出厂不同的意见：“黄炎培6月15日表示不要树敌过多，要把可能拉过来的人拉过来，而不要把这样的人推到反党这一派那里去。陈叔通6月中旬说，不能因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党的某些领导人没有掌握好这一点，现在问题很严重。邵力子说，现在有许多问题处理的方式太硬，得人心很难，失人心很易，表示对民革中央的反右派斗争要来个沉默抵抗。史良表示不赞成把揭发右派分子的材料登在报上，担心这样做运动搞得很大。6月下旬，李济深表示李要在人代大会上发言提出不要骄傲自满，困难还很多，还要努力”等等，这对王昆仑那矛盾的内心刺激尤甚，但他作为共产党员，只能按照“党的驯服工具”的要求严于律己，进行更为深刻的检查。
怛是，当他看到反右派运动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商业者。全国五十五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他那痛楚而又矛盾的内心并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因为他既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又是一位忠诚党的戴罪图新者；同时，他还是一位对党的事业忧心忡忡一一又对昔的战友而今天的右派极大同情的人！为此，他在相当一个时期沉默不语，暗自思索着“这是为什么？”……
“孟君同志去什么地方了？
王昆仑惨然一笑，如实地告诉自己的老友陈毅：他自美国回来之后，就和曹孟君分居，见面时也不以夫妻相称，而是相尊称“王先生”和“曹先生”。另外，她不允许我的女儿金陵叫她妈妈，只能叫曹姑姑。
“这还能叫老夫老妻吗？”陈毅问道。
“可孟君是一位把身心全都交给党的好同志啊！”
“可她并不是你王昆仑满意的老婆嘛！”
“这……”
“这就看你的决心了！要是我嘛，离婚，和孟君做同志。”
“可这件事……”
“没有什么作难的嘛！”
“总理……还有邓大姐会同意吗？”
“我帮着你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