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角逐
十三
虽说时令刚刚进入六月，可素有“火炉”称谓的山城重庆已经是很热很热的了！
还是重庆南郊避暑胜地黄山那间会客厅，还是一个万籁俱寂的寻常深夜，蒋介石依然驻步在那幅世界地图的下边。与往昔不同的是，他那分外严肃的目光忽而盯着缅甸，忽而又移向印度，待到他的目光由非洲、欧洲逐次转向美国华盛顿的时候，他那本来就沉郁难看的尊容，就越发没有一点愉悦之色了！
近一个月以来，缅甸溃败的电文就像是雪片似的飞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他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是重庆气温太高的缘故？还是他那焦躁不安的情绪在起作用？他一身接着一身的汗水出个没完。说句实在话，他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怎能不关心入缅抗战的十万将士的存亡和安危呢！有顷，机要人员送来了入缅将士最新伤亡数字，他迫不及待地却又是十分沉重地拿起文稿，稍经犹豫，遂又哀痛又悲愤地读了起来。
第五军是蒋介石第一个机械化军，合计有四万二千将士，历经同古会战等役，到克复棠吉前后，总共伤亡七千三百余人，但是，自所谓曼德勒会战被迫取消之后，在各自求生的大溃败撤退中死伤了一万四千余人，恰好是战场伤亡的一倍！二者相加，又正好是第五军原有人数的一半。换言之，仅第五军就有二万一千多名将士的忠骨弃埋于异邦大地啊！然而直到今天，军长杜聿明所率军直属部队仍未走出缅甸，到达印度，如此还要有多少将士付出宝贵的生命呢？为此，蒋介石首先拆阅了杜聿明发来的最新电报，大意谓：
“缅甸雨天特大，整天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此时皆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蟥、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爬虫到处皆是。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我自己也曾在打洛患了回归热，昏迷两天，不省人事。全体官兵曾因此暂停行军，等我被救治清醒过来时，已延误了二日路程。我急令各部队继续北进，而沿途护理我的常连长却因受传染反而不治。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因重伤殉国，团长柳树人阵亡，第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团长凌则民为掩护主力安全而牺牲。”
这是一幅何等恐怖的用血肉之躯堆成的画面啊！蒋介石看着看着，下意识地把头垂在了胸前，本能地对这些将士的英灵默默地致哀。他的心酸楚了，他的双眼模糊了，他的眼前，伴随着自己首次赴缅视察画面的再现，那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士兵形象渐渐又化做了漫山遍野的白骨……待到他再次想起“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因重伤殉国”之后，他近似哭泣地自语：
“戴安澜，我的好学生……”
戴安澜率部攻占棠吉后的第二天，迫于命令，率部策应所谓曼德勒会战而自动放弃了棠吉。当时，“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北进，侵占腊戍、畹町等地，并且侵入中国国境一百多公里，到达怒江（即萨尔温江）畔惠通桥，实现了对远征军的战略包围。罗卓英惊慌失措，急令聚集在曼德勒附近准备会战的远征军各部队，向北方的八莫、密支那撤退”。
戴安澜率部转入森林密布的崇山峻岭之间，以无比坚强的毅力战胜困难，同敌人周旋。敌人决心置该师于死地，在广播中曾扬言：“非消灭第五军尤其是第二○○师不可。”
五月十八日夜间，该师在即科地区通过细（包）摩（谷）公路时，突然遭到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两个大队的伏击。戴安澜指挥部队与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搏斗，全师伤亡惨重，他胸部、腹部各中一弹，身负重伤。
戴安澜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微微睁开双眼，用微弱的声音，艰难地对围在身边的部属说：“大家……不用……管我，赶快……突……突围出去，这胜……胜过救我啊！”并当众留言，如果他殉职，由师步兵指挥官兼第五九八团团长郑庭笈带领部队，回到祖国。
全师食粮早已断绝，官兵以寻求山野菜充饥。一位营长向当地村民寻得一碗粥，送到戴安澜身边。他仅仅喝了一口，左顾右盼地望着大家，伤感地说：“我怎么能够忍心一个人独吃呢！”说着，潸然泪下。
戴安澜的伤口因为没有药物、没有药棉而无法治疗。他疼痛难忍，然而却保持着坚定的胜利信念，坚持指挥部队突围。在弥留之际，他还念及国事，屡次询问距离云南的远近，何时能返回祖国，询问双方交战的情况，还用手指着地图，示意部队在茅邦渡河，沿河西岸前进，并勉励部属努力杀敌，为国立功。
五月二十六日，第二○○师到达茅邦。戴安澜的伤口因得不到治疗，又遭受雨淋日晒，严重溃烂。他预感到生时有限，又庆幸全师生还，于是嘱咐部属帮助他整理一下衣冠，扶起他向北瞭望。他嘴里喃喃地说：“反攻，反攻，祖国万岁！……”下午五时四十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壮烈地以身殉国，时年仅三十八岁。
这时，蒋介石蓦地抬起头，连满面的泪痕都未擦一把，近似歇斯底里地大吼：
“我要厚葬戴安澜！……”
六月十七日，第二○○师到达云南腾冲，戴安澜的遗骸随部队回到了祖国。他的灵柩先后经过云南昆明、贵州安顺和贵阳、广西柳州和桂林，最后运到全州厝葬。灵柩所经各地党政军民各界人士隆重迎送和路祭，借以表达对英灵最真挚的追思和悼念。
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全州隆重举行全国性的追悼戴安澜大会，一万多人参加，全国各地派代表前往致奠。蒋介石特派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为代表，在追悼大会上致祭。李济深在悼词中说：戴故师长为国殉难，其身虽死，精神则永垂宇宙，为中国军人之模范。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颖超等人撰写挽联、挽词，哀挽戴安澜以身殉国。其中毛泽东送的挽诗曾轰动一时，现恭录如下：
海鸥将军千古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在此之前，一九四二年十月六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批准戴安澜由陆军少将追晋为陆军中将；十二月三十一日颁布命令，批准他的英名入祀首都忠烈祠，同时入祀省、县忠烈祠。
美国政府为了奖励戴安澜作为盟国友军的一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以总统罗斯福的名义，向戴安澜颁发了懋绩勋章，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
新中国建立以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
此乃后话，补记如上。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抗战彻底失败了！说句公道话，这比起美国珍珠港事件、丧师马尼拉等战役而言是不足道哉的；比起英国在香港、新加坡、爪哇等地全军缴械投降而言则更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是，由于第一次入缅抗战错综复杂的战争背景，这次失败在中国军政各界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追究失败责任的争论不仅在当时，即使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也没有统一的结论。再者，由于中、美、英三国的利益不同，国共两党的政见不同，其论述分歧是难以弥合的。综观诸家之说，何应钦的分析是较为公正的，道出了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的本质：
“此次入缅作战，先因同盟国之作战准备未有具体协定，当敌陷仰光之后，英军主力移至铁路以西，铁路正面由我应战，而因时间仓促，未能及时集中，无法发动全力，自始至终，均呈被动之态势……”
但是，更多的人乃至于今天的学者都把缅战失败的责任归于史迪威将军。他们看重的不是“此次战役……指挥方面，既乏统一之准备，作战方面，又乏空军之掩护，与谍报侦察之组织，以致仍见失利”，而是出于某种政治动机，有意把矛头指向史迪威将军。就说受到蒋介石夫妇宠信的陈纳德将军，也因为美军中的权势之争的恩怨公然指责史迪威将军：
“史迪威在中国军队准备攻势之顷，突将精锐抽出，致为敌所乘，在委员长观之，直是军事经验尚未成熟之表现，委员长自此对史迪威统帅大军之能力与信任，均生动摇……”
三十年后，亲台学者梁敬先生则更是直言：“史迪威措施之失当，尚不止此。在密支那失陷一周前，委员长曾电史迪威、罗卓英，令其速将主力向密支那与气马方面移动，其时腊戍甫失守，而杜聿明军长尚能集合三个师，故其局势并非不可挽救，不幸史迪威竟未遵照委员长之指示，早入密支那，而徘徊于曼德勒与士威坡（即斯威堡）之间，直至前方兵退路塞，密支那铁路无法成行，我数万大军乃因此困于北缅，遭受饥冻，牺牲逾千。尤可异者，史迪威身为前敌指挥官，当战事紧张败衄之时，既未向统帅报告战情，又擅自弃军离队，转入印度。”
而率部入缅指挥作战的杜聿明将军则认为失败的责任有三：一、中英在战略上的矛盾；二、中国迁就英美，放弃指挥权；三、中国远征军将领的失职。在谈到第三条原因的时候，他讲了如下这段话：
“中国远征军的惨败，罗卓英和我都有责任，罗卓英的责任更大。尤其是罗卓英对于乔克巴当的行动……更是惨败的关键。他把军队的‘生地’……变为‘死地’……一意孤行，以致一败涂地，丧师辱国。
“我的最大责任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未与史迪威、罗卓英彻底闹翻，未能独断专行，下令让第五军全部向棠吉集中，反而委曲求全，选遣了一个团到乔克巴当去。对于史迪威的命令，我并不在乎（因为我可以直接向蒋介石请示），而对罗卓英应服从到如何程度，却未曾得到蒋的指示，心中无底，未敢断行，以致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以后又未料到敌人先我侵占八莫、密支那，丢车上山的决心太晚，又造成雨季困于野人山的惨境。
“至于其他某些将领的无能，如甘丽初逐次使用兵力，对当面之敌始终不明；陈勉吾放开正面，回避战斗；新编第二十八师、新编第二十九师均系康泽的别动队改编成师，毫无战力，一触即垮等等，也是惨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