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人重视打通滇缅路，并非全为提高中国士气打击日本海上运输力着想，吾人目的在配合欧亚非各地作战……若收复缅甸之案不立实施，则美国或将有被迫退出欧洲之日。”
英国的将军们并不怕“讹诈”，因为他们清楚，“美国遗憾地撤销其在欧洲战场承担义务”的决心必须由罗斯福总统来下。同时，他们还坚信自己的首相丘吉尔能把罗斯福总统死死拴在欧洲战场上，因此，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讹诈”手段还击道：
“抽调登陆舰艇夺取仰光，必然会削弱英国用于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的作战力量。”
结论是：英国不想参加——起码不想立即参加“安纳吉姆”计划。
美国的海军总司令金上将当即严词驳斥了英国方面的意见，并严肃指出：“用于进攻仰光的登陆舰艇可以从美国太平洋舰队抽调。”最后，他以质询的口吻问道：
“还有什么困难吗？都当面提出来，由我们共同解决。”
英国的将军们被金上将大刀阔斧处理问题的方法镇住了，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一如往常的联席会议那样，英美两国军界高级将领在作战方案上无论是意见统一，还是有分歧，最终都得交由两国最高的决策者——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协调分歧，作出决定。因此，他们通过的方案往往可以说是基本上双方都认可的折中方案。这就是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区别所在。诚如史家所记载的那样，“反攻缅甸案，经两氏（罗斯福和丘吉尔）呼吁后，乃得下列三点之决定”：
一、备攻日期，暂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左右为目标；
二、反攻日期，俟一九四三年夏间决定（其日期应在七月以前）；
三、如英海军舰只与登陆艇有所欠缺，美国允设法拨补。
罗斯福总统作为一位大政治家，自然知道蒋介石猝然宣布拒绝参加收复缅甸战役的根本所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号称讨论攻日策略，而中国并未被邀；扬言加强援华，而中国军运优先次序，犹居最末”。然而，罗斯福总统就像所有尚存良心的政治家那样，也必须考虑各国国力强弱，并依此制订其外交和军事方略。所以，他不得不屈服于丘吉尔的压力，违心地不邀请蒋介石出席卡萨布兰卡会议。但是，主要由谁——或者说由史迪威将军指挥哪国部队参加“安纳吉姆”战役呢？罗斯福总统当然清楚只能是中国——也就是经史迪威整训过的X军和Y军。这就要求他和丘吉尔首相必须向蒋介石作出姿态，或曰给蒋介石一个台阶下，方可结成实施“安纳吉姆”计划的同盟。因而他对丘吉尔首相建议：
“我想向中国派遣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向蒋委员长通报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决定。”
这种外交策略对丘吉尔而言，可谓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当即表态：
“好哇！我决定派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英国代表约翰。迪尔元帅参加代表团。”
罗斯福总统在派遣代表团美方成员的时候可费了些心思。他知道在华的美军将领中存在着空中战略和地面战略之争，加之他在蒋介石和陈纳德等人的影响下，实际上接受了用空军作战时间最短、代价最小的理论，因此，他决定提议渴望“尽早轰炸日本”的阿纳德将军作为空中战略的支持者去中国。
马歇尔将军自然明白罗斯福总统这一提议的良苦用心，但他始终认为“驼峰空中运输线是不能与道路运输线相比的”。遂决定提议美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布里恩。萨默维尔将军代表陆军部，作为空中战略的反对派进入代表团。
就这样组成了英美高级军事代表团，前往中国与蒋介石磋商参战事宜。
阿纳德将军不仅是一位渴望“尽早轰炸日本”的空军司令，也是一位坚定的美国利益主义者。因此，他支持史迪威反对“独眼将军”韦唯尔。他看了韦唯尔原本制订的收复缅甸的战役计划以后，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计划，而是“写得很漂亮的几页文字，只是说明战役为什么不能成功”。他认为对于马歇尔将军的好友——史迪威将军来说，和这样的将军共商军情大事真是不堪其苦，这还是首次有人给予史迪威以极大的同情。
韦唯尔将军看了由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的有关“安纳吉姆”计划的决定，认为是英国的意见占了上风；史迪威将军阅后则非常生气，因为这等于宣布春季收复缅甸的计划作废，使他在韦唯尔和蒋介石面前丢了脸。但是，他深知自己是军人，而服从命令又是军人的天职。他把个人的荣辱存于心底，又积极参与讨论，最后更得要点五项如下：
一、作战期间，预定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五月。
二、陆军以占领曼德勒为目标，其兵力为：云南远征军十一师，向腊戍前进；驻印华军两师，向雷多前进；卡儿瓦印度军三师，向英坊沿更的宛河前进。
三、海军封锁仰光。
四、夺取阿恰布与南穆里岛。
五、十二月陆军出战，一九四四年一月占领仰光。
会议中，“阿纳德、萨默维尔等即席声称反攻缅甸案之决定，实另含有一更大之战略，即务使阿纳德空军能从中国直接攻击日本及其运输线，牵制敌人支援，省去太平洋逐岛作战之艰苦。又谓缅战所需之器材，所以能得到优先之次序者，即因其含此战略之故”。
史迪威随高级军事代表团自新德里飞往重庆，晋见他瞧不起的“小人物”蒋介石，沿途他向阿纳德将军等人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他指出：在现今的中国，“金钱、影响和职位是领导人唯一考虑的事情。阴谋诡计，欺骗出卖，虚假报道，索要他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独一无二的念头是让别人打仗，对他们的‘英勇斗争’作假宣传；领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税，全然愚蠢无知的参谋机构，无力控制派系争斗，继续压迫民众。拯救他们的唯一因素是老百姓的麻木服从。知识分子和富人把他们宝贵的崽子送去美国，农家子弟离家去死——没有关怀、训练或领导。而我们则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只能支持这个腐败的政权并赞美其挂名首脑，那个‘英明的爱国者’和‘战士’——‘花生米’。天啊”！
阿纳德将军很早就听说了关于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的一些传说，但像史迪威将军说得这样详细和具体则是第一次，因而他怀着极大的兴趣想快点见到这位蒋委员长。他一到重庆，就在史迪威的陪同下赶往重庆南郊黄山别墅参加会议。或许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在起作用，仅仅谈了空军后勤供应问题，他就发现除陈纳德的理论很不现实外，这位蒋委员长也“不愿意遵从逻辑或理性”。很快，他又发现一谈到应修建机场和燃料供应时，蒋介石和陈纳德总是“挥挥手，一带而过。他们不懂得，也不愿意过问后勤问题”。
阿纳德将军作为空军司令，很自然地倾向于空中打击并强调其重要性，但是，罗斯福总统并不知道阿纳德司令历来瞧不起以“飞虎队”而闻名于世的陈纳德将军。再者，由于陈纳德强调空中战略却忽视了后勤保障，使得阿纳德将军很快倒戈支持史迪威。
蒋介石作为意欲角逐世界级大国领袖位置的政治家，非常清楚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派此高级军事代表团的目的——对他未能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政治慰藉。同时，他也认为这是自己挺直了腰杆做人，决不仰承他人鼻息，执行独立的外交和军事路线的结果。由此，他验证了黑社会中流行的这句俗话——“欺侮软的硬的怕”是具有一定的真理价值的。他审读了英美高级军事代表团带来的“安纳吉姆”计划之后，随即又以更加强硬的态度理直气壮地向美国提出新的三项要求：
一、为陈纳德成立一个独立的航空司令部；
二、每月经驼峰运送一万吨物资；
三、在十一月之前——“安纳吉姆”计划实施之前向中国提供五百架作战飞机。
这实在大出英美高级军事代表团的所料，而且也超越了该代表团的授权范围，在阿纳德与史迪威看来完全是得寸进尺的讹诈。而这次商讨“安纳吉姆”计划的会议，完全变成了讨价还价的交易。蒋介石在讲完所谓原因之一——“中国没有自己的空军，因而需要陈纳德的特遣部队保卫重庆”之后，又义正词严地向代表团发出了最后通牒：
“告诉你们总统，除非我的三个条件都得到满足，否则，我不能打这个仗，他也别指望我派中国部队参加这次战役。”
阿纳德“决不会把这种话带给总统”，也不理睬蒋介石发出的最后通牒，继续会谈——一个答应增加空军运量，一个希望增加得更多。会越开越乏味。
史迪威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这次会议谈论的所有问题都将交由他落实和兑现。或许是他真的太想指挥“安纳吉姆”战役了，他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追问蒋介石：
“如果条件中包括有海军的支持，委员长是否会于秋季发动攻势？”
蒋介石一听这责备他的口气，猝然怒火升腾，他“发疯般地”说出这句话：“我难道没说过要打仗吗？”旋即又通过翻译宋子文给史迪威来了个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