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会议最终作出这样的决定：美、英、中三方于二月九日在加尔各答举行具体实施“安纳吉姆”计划的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是何应钦和宋子文，英国代表是迪尔和韦唯尔，美方代表是阿纳德、萨默维尔、比斯尔和史迪威。
阿纳德将军一行飞离重庆之后，蒋介石唯恐阿纳德等人不如实地向罗斯福总统反映他的要求，遂于二月七日写信给罗斯福，重申了他的新三项要求以及参加“安纳吉姆”战役的保证：
“中国军队将在预定时间做好准备，去完成指定任务。”
中美英军政最高级幕僚于二月九日集会于印度的加尔各答，台湾公布的史料中记载此次会议的经过与结果如下：
韦唯尔主席。何应钦首先说明，此次战争中国将以十师主力由滇西向密支那、八莫进攻……蓝伽训练之中国军队则由胡康河谷密支那攻击，如获胜则向曼德勒前进，出战期间当在本年十月底。
韦唯尔报告英国使用三师兵力计四万五千人，由更的宛河进入曼德勒城与中国军队会师，另以一师为预备队，此外准备印度军五师进攻下缅甸，故全部军队为九师，两师为英军，余为英印混合军。
中国代表重言此次作战海军至感必要，倘无海军，成功将不可能，与会人员皆无异议。会议中对于空军准备必须充分，机场修建必须加速，中印空运必须每月增加一万吨各点，皆得到一致之同意。
史迪威非常高兴，因为他的客人——阿纳德将军等人都认识了“中国的政府机器”和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蒋介石与何应钦。临行前，阿纳德对史迪威说：“你应该得到一个桂冠。”他后来又写信给史迪威说：
“亲爱的乔，你那份工作真不是人干的……不论是在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的帮助，尽管吩咐。”
按照史迪威的逻辑推论：既然阿纳德将军获知了中国现状以及蒋介石的真实情况后可以支持他，那么罗斯福总统也理应如此啊！他在二月九日极不策略地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措辞尖刻的信控告蒋介石，并郑重指出：“对华援助，必须采取以此易彼之交换手段”；对蒋致罗斯福之电文，“必须表示严厉之声”。
事有凑巧，也就是在这节骨眼上，艾尔索普带着一份如何解决中缅印战区存在问题的建议回到华盛顿，交给了霍普金斯。“他的建议慷慨激昂，貌似有理，长达二十一页，其要点是，由于批准进行缅甸战役”，美国“将要采取‘自以为是、危险、其结果极其可疑’的地面行动，而放弃一次‘光辉、能够轻易取胜的空战良机’”。而造成这一战略错误的主谋是史迪威，因此史迪威必须被调离。
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相继送到了总统办公桌上，罗斯福阅罢黯然自语：
“是到了我下定决心的时候了！”
二十三
艾尔索普的建议极大地影响了罗斯福总统的决策。
罗斯福仔细地分析、研究了东南亚和缅甸的态势，他同意丘吉尔的这一观点：“重新征服缅甸，就像是用牙齿一根一根地用力拔豪猪刺。”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立即收复缅甸呢？加之，“安纳吉姆”计划和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准备工作互相冲突，按照既定的“欧洲第一”的战略原则，所谓的“安纳吉姆”计划应当暂时放弃。接下来，就应让陈纳德承担对日本的主要军事行动，使他卓有成效地利用空中优势发挥作用。因此，罗斯福认为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是在短时期内立即显示出美国在中国战区的作战活动的最简便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挽回美国因许诺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德国，而无法在亚洲投入更多力量的局面”。
史迪威控告蒋介石的信，愈加促使罗斯福总统放弃军事战略的需要，而从政治的角度来解决中国问题。
诚如前文所述，罗斯福关心的是战后的中国应享有大国地位，防止苏联填补东亚因日本失败而留下的真空，为此，他不能不考虑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对陈纳德的支持。同时，他很自然地认为史迪威坚持整训中国军队和收复缅甸是直接违背了蒋介石的意志的。而从任何意义上来说，“违背了统治者的意志，军队的改革就不会成功；不改变军队赖以产生的社会，就无法改造军队”。此外，“花生米”这种称呼，对同样是统治者的罗斯福来说十分刺耳。“罗斯福认为蒋介石应享有与自己相同的尊严，尤其是他处境困难，所以更应该受到尊敬。”
几经考虑，罗斯福总统于三月八日作出了支持蒋介石和陈纳德的三项决议：
一、成立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以陈纳德为司令，独立行使指挥权；
二、逐渐增加陈纳德空军之实力，使之达到飞机五百架之数额；
三、在设备许可情形之下，中印空运数量，每月应增至一万吨。
诚如美国史学家所论述的那样，“总统的这项决定，和他处理复杂的战争事务的许多其他决定一样，都是折中产物”。罗斯福为了照顾陆军部的意见，命令陈纳德领导的第十四航空队仍要受史迪威领导。他为了阐明自己为什么要否决陆军部的意见，给马歇尔将军写了这封影响很大的信：
承转来史迪威二月九日来函副本……予深觉史迪威所提对待蒋委员长之办法，大有错误。蒋是中国人，岂可以所拟之办法相待。史迪威谓蒋“性情躁急”，不易应付，纵然不错，而伊（史迪威）所拟使用“更严厉声口”之方法，则大误也。吾人须知蒋委员长几历艰辛，始进为四万万人之领袖，此四万万人中，有各种领导人物、军人、教育家、科学家、卫生家、技术家，在各省或中央方面，各事奋斗，冀出头地，此乃一二百年来易得到之事业，而蒋委员长于短期中竟得之。蒋委员长自有其保持优越地位之必要，此点如尔我处伊环境，亦必相同。他是一位行政首长而兼大元帅，岂可用对待摩洛哥酋长之办法，向其作严厉之声口或要挟……
史迪威函中，对于一九四三年空军行动之事，一字不提，此可见其思想，只限于缅甸一隅，与训练中国军队之一事。
我虽然希望缅甸作战，但我仍信一九四三年内陈纳德作战之军略价值，我甚愿随时督催，使其实现……我虽知蒋委员长与史迪威间，关系业有改善，但我仍望陈纳德与中国人之间，关于空军作战之正当接触，不受别人障碍。
美华关系至为重要，我望阁下告诫史迪威与陈纳德，伊等宜知其代表美国之任务，比在他处都有意义，伊等于军事责任之外，尚有外交责任，我深望伊等能为一良好之大使……
罗斯福总统的决定以及致马歇尔将军的信函，标志着美军陆军部在中国战区战略思想的受挫。
作为参谋总长的马歇尔将军必须执行总统命令。同时，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向罗斯福总统阐明空军对地面部队存在着的依赖性：“一旦我们的空中作战行动给日本造成损失。他们就会向我们发动地面进攻，而保卫机场的任务就必然落到中国军队肩上。”事实上，一年前美国空军突然轰炸日本，随之而来的后果是，浙江等地的空军基地已被日军地面部队摧毁，至今仍未修复。另外，马歇尔将军为了证明陆军部支持的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战略思想正确，又向罗斯福总统郑重指出：
“中国陆军日前作战能力低下的状况必须彻底改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利用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潜力。因此，改变现状，必须是美国派往这一战区代表其利益的代表的主要目标。”
罗斯福总统认为马歇尔将军的政策目标，是利用美援的附加条件，强迫蒋介石和中国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行事，这是他绝对不能认同的。他终于下达了总统令：
以陈纳德为司令的第十四航空队于三月十一日正式成立，陈纳德同时擢升为少将。
陆军部接到总统命令后，自然会有着各种议论。很快，大家的意见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史迪威的身上来，因为陈纳德的晋升必然会降低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地位。采取一项什么样的补救措施给予平衡呢？总参谋部作战处终于想出了办法：授予史迪威一枚总司令级的荣誉军团勋章。
马歇尔将军同意作战处的提议，他认为如此一来，“就能做到万全，使中国相信，史迪威将军完全受到美国的信任”，是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主要决策人”。另外，他还认为如此而为可以慰藉自己对史迪威的愧疚之心。因而他在作战处的请示报告上大笔一挥：
“三月十六日授予史迪威一枚总司令级的荣誉军团勋章，并呈报总统备案。”
罗斯福是一位大政治家，当然懂得勋章只是完成一种政治目的的手段或曰工具。作为参谋总长马歇尔而言，需要借此抚慰失意的部属史迪威将军；作为总统罗斯福而言，他决不赞成因抚慰史迪威而削弱蒋介石在获得三项优待后对美国产生的信赖。他站在大国总统的立场上更需要的是蒋介石对美国或者说对他罗斯福的感激，因此，他在否决授予史迪威这枚荣誉军团勋章的同时，又决定把这枚荣誉军团勋章授予蒋介石，而史迪威所获得的唯一的荣誉权力，是代表美国总统为蒋介石授勋。
马歇尔将军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战略家，但他绝不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战略家。由此也可证明：马歇尔只能充任美国最优秀的参谋总长，而无法企及像罗斯福这样富有雄才大略的总统。我们可以想见，马歇尔收到罗斯福改变受勋人的命令之后，一定会有各种情潮在心湖中涌动。但是，他清楚自己是一名军人，从未把这种个人的情潮化做语言和文字传于后世。他只遵命将罗斯福总统致他信函的副本转寄史迪威，“诫其勿再阻抑陈纳德或触怒委员长”，并嘱史迪威代表美国总统为蒋介石授勋。
陈纳德胜利了，他认为这是自己空中战略的胜利，是支持他的白宫要人霍普金斯以及艾尔索普从旁相助的结果。他戴上金光闪闪的少将军衔，踌躇满志地组建第十四航空队，为了他的空中战略的更辉煌的未来谋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