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张冲虽然赞成国共合作，并愿为此积极奔走，但他深知这些年来两党积怨实在是太深了！若想打破这并非一日之寒的坚冰是很难的。另外，他处于职业的考虑，近几年以来经他逮捕、处决、策反的共产党人真是数以千计，中共特科无时无刻都在想暗杀他。再者，今天约见的共产国际代表，果真像邓文仪报告的那样，是昔日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的潘汉年，那可真是应了“冤家路窄”四个字，他们会不会借此机会对自己下毒手呢？所以，他在《生活日报》上登出那则启示以后，自己化名住在另一套高级卧室里，派员昼夜守候在以黄毅名字登记的房间中，等候播汉年的到来。
潘汉年也出于同样的心理原因，他在《生活日报》上看到这则启示以后，也没有冒然立刻叩门求见。而是通过当年和国民党情报部门有关的情报人员出面搭桥、联络，直到双方都解除了这种互不信任的心态疑虑，他们在双方都认为安全的地方见了面。两双都想置对方于死地的手，很有分寸感地握在了一起。
潘汉年和张冲虽系国共两党的情报干将，有趣的是他们都属于“才子派”的实千家，举止言谈，落落大方，都给对方留下了相当不错的第一印象。加之双方“神交”可谓已久，也用不着例行的客套和寒暄，交谈时谁也不用那种虚以掩饰的外交辞令，他们很快就进入了实质性的会谈，首先，潘汉年亮出自己是共产国际的身份，进而说出自己负责调解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使命。张冲是位绝顶聪明的政治家，他认为潘汉年如此而为的目的有二：一是说明自己的身价，再是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因为南京政府是无权逮捕共产国际派出的谈判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冲毕竟是这次秘密谈判的东道主，他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遂一十分友好地说：
“潘先生是我们的客人，我一定会尽地主之谊的。有什么要求，请直言，千万不要客气。”
接着，潘汉年把自己回国的使命，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条件、扼要地讲述了，一遍，旋即又很客气地问道：
“我很想知道国民党最高当局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请张先生赐教。”
张冲听了潘汉年这番宏论，遂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潘汉年这样的谈判对手面前，诚实比虚伪的效果要好。所以，他也极其爽快地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然后又开门见山地说：
“潘先生是知道我党内情的，有些事说难办也真难办，说不难办也的确很容易办，这都取决于蒋先生。为了尽快促成国共两党携手抗日的政治局面，希望潘先生随我去南京，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和决策人，陈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全部意见。”
“那张先生……”
“一，我是一个真正的促进派，历史必将证明这一点；二，因此，我尽其全力沟通双方的共识，缩小差异，使国共两党真的做到‘兄弟阅于墙而外御其侮。”
几经交谈，潘汉年认为张冲的态度是真诚的。为了早日实现国共再次合作，他答应随张冲去南京，和国民党最高当局会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二人决定先一起乘船到上海，然后再转赴南京。
大海，浩森无际；客轮，破浪前进。潘汉年和张冲朝夕相伴，忽而纵论天下大事，忽而追怀中华民族的兴衰，两位有着不同政治信仰的中年才子，似乎都暗发出了这样感叹：
“中华民族有才干的子孙们，为什么不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呢？1＋1＝2，1-1＝0，其结果总是在无穷无尽的内耗中！这不仅会叠创中华民族的元气，而且还必然授给异帮入侵之机。”
但是，就说他们这次海途交谈吧，每人都做出一种超然的姿态，又不失潇洒的那种政治家的风度。从表面看来是那样的和谐、轻松，可是再一仔细品味每人说的内容和角度，却又是冰炭难容。和常人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在脸红脖子粗的争辩，而是于谈笑风声中进行所谓的政治角逐。二者的实质都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一定要为这二者进行区别，后者比前者更狡诈。加之地位不同的原因，所造成的社会效果更坏！
张冲为了取信于潘汉年，非常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历史，并感慨不已地道出了陈氏兄弟对他的知遇之恩。当他说明自己从信仰共产主义，转而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加入国民党以后的所谓飞黄腾达的政治发迹史的时候，他竟然自嘲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人生转折的历史，我就会想起胡适先生的一句名言：二十五岁以前不干共产党是没有出息；三十岁以后再干共产党是傻瓜。”．
潘汉年听后哑然失笑。因为他完全清楚张冲说这番话的目的：他张冲二十五岁以后加入国民党是有出息的开始；他潘汉年刚过而立之年还为共产党卖命是傻瓜。就其常理而言，他应该―而且是很容易驳斥这一人生信仰的。可是，他清楚聪明的张冲是在说自己的人生感慨，并没有指名道姓地强加于人，他犯不着故作多情，或采用更加隐喻的话语表白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样做不仅有失政治家的风度，而且还会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和谐氛围。所以，他有意装做难得糊涂的样子，避开了张冲有意的抛过来的话题。
潘汉年作为张冲谈话的回报，也啃叹不已地讲了自己的家世，以及后来进入上海谋生从事工人运动、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大体情况。他为了把谈话中心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来，他有意迥避了自己领导特科的历史―尽管张冲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专门讲了自己在“福建事变”中的作用。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老话看来是真理。当年，蔡廷错、蒋光鼎、陈铭枢等将军在福建揭竿讨伐蒋先生的时候，我曾受命和他们建立了反对蒋先生的统一战线；而今，我又受共产国际之命回国，和蒋先生的代表―张先生你进行秘密的国共和谈。我看，这不是国共两党有意妥协，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张冲听后暗自说了一句：“真是厉害！”他为了继续窥探潘汉年的政治主张，又有意地问：
“不知潘先生―或更准确地说，共产国际是怎样看待‘两广事变’的？”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两广事变’是蒋先生逼出来的；但从国际反法西斯大局出发，从中华民族危亡的态势需要，应当把‘两广事变’的兵力用在抗日图存上。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蒋先生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高举全民族同心协力抗日的旗帜。”
张冲暗自敬服潘汉年这段滴水不漏的谈话。他－―包括潘汉年都清楚，谁也改变不了对方的政治信仰‘再在这些方面进行这种旁敲侧击的交谈，是没有实在意义的。同时，他们二人知道“卖啥吃喝啥”这句俗话，遂又很自然地把谈话内容转到国共合作上来。
潘汉年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政治家，而且他也清楚自己的对手―张冲是一位有着很高的政治修养的才子，完全用不着那种强夺人意的说教。他首先分析了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势，又讲了中国救亡抗日新的形势发展；接着，他才着重说明中共《八一宣言》的由来和基本精神，以及中共方面的基本立场和主张。最后，他苦笑了一下，又说道：
“我深知任重而道远这句古话的份量。但为了完成这一民族重任，我受命回国就给自己定下了两个目标：一是知难而进；二是不怕道远。不达目的，誓不回头！”
张冲赞扬了潘汉年服从民族大任的精神和决心。旋即他又说明国民党为了完成救亡抗日的历史使命，对外一直主张和苏联修好，争取苏联能援助中国杭日；对内希望各地军事实力派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扩同时也希望在这一大前提下和中共进行谈判。最后，他也不无为难地摇了摇头，深沉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