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是了解曾养甫的。他早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间，就知道曾养甫和陈立夫是在美国匹茨堡大学的同学，有着很好的私谊。他认为今天和曾养甫会谈，实质上就是和陈立夫举行谈判。他和曾养甫寒暄过后，就开门见山地向曾传达了中央方面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三条意见。即：
一，停止内战；
二，释放政治犯；
三，军队联合抗战。
曾养甫是留美生，自然会表现出一种所谓的绅士派头的风度。首先，他十分客气地答说：“一定把潘先生提的三条意见向国民党中央报告。”接着，他也代表国民党向潘汉年提了如下两条意见：
（一）国民党对抗日是有决心的，但要作好准备。蒋介石反对空谈抗战。’目前外交问题险恶，希望中共方面不要利用目前的秘密来往搞对外宣传；
（二）欧洲各国共产党都没有武装，中共目前拥有武装力量。这是谈判中最难解决的问题。能否像北伐时期那样，中共不搞军队，只搞政治活动。
曾养甫要求潘汉年将上述两条意见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转达。等陕北方面有了具体谈判意见后再通知国民党中央。
潘汉年越发地明白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这个谈判代表，仅仅有共产国际的授权还是不行的，因为讲究实际的蒋介石，更为重视的是握有兵权的在陕北的党中央。因此，他决定结束这次接触性的会谈：
“那就按曾先生的意见办。请问．今后谁代表贵党和我联系呢？”
“我们仍然派住南先生作代表，负责联络工作。”曾养甫肯定地答说。
潘汉年结束了南京之行，返回上海以后立刻找到了冯雪峰，请冯帮助他解决去陕北的交通问题。
冯雪峰答应了。
潘汉年在等待去陕北的期间．冯雪峰帮他见到了久违的沈钧儒、宋庆龄等前辈和友人。他们视潘汉年最可信赖的忘年之交，又隐约知道他是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回国和国民党谈判国共合作的，所以都很想知道共产国际、苏联、中共对局势的看法。潘汉年借此也向他们介绍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得到了他们充分的理解和赞同。其中，宋庆龄感慨万端地说了这样厂一段话：
“这就叫大势所趋吧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为这个所趋的大势尽力。”
潘汉年十分同意他所敬仰的宋庆龄先生的这番话，但他并不知道，早在蒋介石想和中共恢复接触的最初阶段，宋庆龄先生已经为此尽了力。为使诸者较为全面地了解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来之不易，容笔者简介宋庆龄先生的功绩：
宋子文在1935年底和宋庆龄商议，派一名使者进入陕北苏区送信，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他们选中了红色牧师董健吾。董接受了宋氏姐弟的委托，赴陕北苏区送信。行前，宋庆龄交董一张委任状，委任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由财政部长孔祥熙签名委任，以保障旅途安全。
1936年1月，董健吾到达西安，由于遍地冰雪，雇不到车辆，无法进入苏区。他设法面见张学良，请其协助赴瓦窑堡。张心领神会，遂派飞机送董至肤施（即延安），东北军派一骑兵连护送董等人过境，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在苏区边境接待他们。并于2月27日安全到达瓦窑堡。
林伯渠、张云逸、袁国平等领导在瓦窑堡城门口迎接董健吾。翌日，“董由林伯渠陪同将宋氏密信呈递博古，传递了南京政府要同中国共产党谈判的意向。”
此时，中央红军正渡河东征，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领导都在前线石楼。几经密电往返磋商，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集中各方意见，提出“与南京谈判之意见”，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施之谈判”。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3月5日，董健吾带着上述条件离开瓦窑堡回上海。
诚如刘家泉先生在其专著《宋庆龄传》一书中所评述的那样：“当时的几条渠道都对国共谈判作出了贡献，宋庆龄则帮助沟通了两党中枢间的直接联系，起到了别的渠道难以起到的作用。”
这是十分公平的论断。
话再说回来，留居上海的潘汉年突然收到了冯雪峰的电话，告之去陕北的交通已经到达上海。今晚就来他的下榻处，具体安排去陕北的行程。他放下电话，分外激动地在房间内快速踱着步子，盼着这位交通快些到来。
大约在晚间9时的光景，潘汉年的卧室外传来信号似的敲门声。他三步作两步地走到门前，打开屋门一看，大吃一惊，遂禁不住地说道：
“怎么是你？……”
来客走进房间，回身把屋门关死，作了一个鬼脸，笑着说道：
“说老实话，我也没想到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