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张冲复述了他的郑重声明中的一段话：“调查科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但事至今日，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年年围剿，节节失利；强邻虎视，外债高筑；民不聊生，国将不国。我自受命以来，风夜犹俱，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他说得可能有些过份激动，面颊都有些微微的红晕了。他稍事平息，又换作另一种表情，似有意地笑着问：
“如果有一天，贵党中也生出中伤潘先生的政治谣言，你将作何答复呢？”
潘汉年近似玩笑地答说：
“我愿借用淮南先生的这段话作答：我自受命以来，风夜犹惧，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
张冲和潘汉年几乎是同时放声大笑，且笑得是那样的开怀和心畅，接着，他们又把两双手紧紧相握，且又从对方握手的力度可知，没有像笑那样的轻松……
或许是周恩来给张冲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他很难把话题转到安排蒋、周会谈的方面来，他滔滔不绝地谈罢对周恩来的印象后，又问潘汉年：
“我知道你很早以前就在周先生的属下工作，说说看，周先生的魅力究竟来自什么地方呢？”
“我以为一是他的人格魅力，再是他的风度魅力。”潘汉年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接着，他以赞叹的Fl吻指出周恩来和以往的政治家最大的不同是：言必行，行必果；即尊重自己，更尊一重他人。而这一切就是中外政治家所难以具备的人格力量。另外，周恩来有着很好的教养，在他的身上既有东方传统的美德，也有西方遇事民主，切忌独断专行的作风。这不仅有别于传统的帝王思想，而且也不同于西方崇尚的绅士风度。最后，他为难地摇了摇头，“看起来，我还是没有说清楚。但我有一种感觉是准确的：你可以反对他的政治主张，但你绝不会攻击他的人格，甚至你还愿意听他讲不赞成的信仰。我看，这就是周恩来的魅力使然。”
“说得太对了！太对了……”突然，张冲不知出于何因，变得有些沉重起来，他近似自责似的说道：“可世人有谁知道，我张某人干过十分对不起周先生的事呢……”
潘汉年听后很自然地想到，张冲是CC系的主将，他当年在上海主要的任务是对付共产党，而其中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对准周恩来。这就像他当年在特科把陈氏兄弟、张冲、徐恩曾等人选作主要打击对象一样。故尔笑着说道：
“说句封建色彩很浓的话吧，那时，你我各为其主尽忠嘛1而今，只要我们一致对中华民族尽忠就行了。”
张冲听罢继续沉重地摇了摇头，似乎是在说：“这件对不起周先生的事可非同一般啊！”他慑于自己的职责，又不能对播汉年说个明白……
这到底是一件什么性质的对不起周恩来的事呢？简而言之，张冲当年一手炮制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世人简称的《伍豪启事事件》。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叛变投敌之后，周恩来在陈云、聂荣臻等同志的协助下，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使局势转危为安；接着，向忠发又于6月22日被捕叛变，周恩来在陈云、康生、潘汉年的协助下化险为夷。“敌人深知粉碎他们阴谋的真正组织者是周恩来同志，恨之入骨，乃于9月1日下令‘悬赏通缉’周恩来同志等，继而又于11月底在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企图用金钱收买叛徒告密。但这些均告无效。于是乃于1932年2月刊登出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目的是想在我党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使我党涣散解体。”而这一“启事”就是由张冲和黄凯合谋伪造的。是由张冲执笔，黄凯派人送上海各报刊登的。
这件“启事”落款者计二百四十三位，均为顾顺章等叛徒提供，多数位居中共中央、各省市地下机关的负责同志。想登报声明吗？必然落入敌人预伏的圈套；听之任之吗？中央必然对周恩来等同志失去信任，甚至因误会还会引出更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在张冲看来，的确是给中共、给周恩来出了一道十分难解的题。换言之，他是借用“离奸计”使中共自己除掉周恩来。
但是，张冲的算盘打错了，早在张冲炮制这则伪造“启事”两个多月以前，即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根据党的决定撤离上海，经福建进入苏区，于12月底到达瑞金。足见周恩来根本不在上海，这则“启事”是伪造的。可是周恩来在国共两党―乃至于全国诸地方实力派、各界社会贤达之中是有着相当影响的领袖人物，必须采取措施，反击国民党这别有用心的造谣污蔑！
而中共中央又把这一重任交给了陈云、康生、潘汉年为首的“中央特别委员会”。主要承办者是潘汉年。对此，史家多年之后作了如下的记述：
2月20日，党在上海散发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传单。这一传单由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著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传单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刊登的伍紊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
2月20日……几经交涉后，终于在《申报》馆总经理史童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丰一则，目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正如陈云同志在1972年6月13日指出的：“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广告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问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使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编。
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第十一期上，刊登了党所代写的另一《伍豪启事》，同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污蔑的又二标本》的文章。文章指出：“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那的造谣……，假借伍紊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接着党还未取了更加明确有力的公开辟谣措施，以周恩来同志的另一矛1名周少山的名义，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以否认伪造启事……这一启事公开刊登后，便在党内外进一步澄清了问题。
1932年2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卒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张冲陷害周恩来同志的阴谋没有得逞。但是他万万不曾想到，三十五年后，江青却把它当作打倒周恩来的一张王牌，前后持续了达七年之久。在《伍豪启事》案中，毛泽东同志讲了公道话，陈云同志为澄清事实做了专题发言，即使很坏的康生也批道：“这完全是造谣诬蔑。”遗憾的是，这时的潘汉年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不仅未能替周恩来同志洗冤作证，也未把自己介入这一事件的经过详细地记录下来。
张冲先生不幸于1941年早逝，如他在地下有知，更会对引共产党人为挚友的周恩来同志道一声：“对不起！”此乃后话略。
“潘汉年和张冲历经多次协商，终于促成了周恩来和蒋介石有名的杭州会谈。他们二人分别作为蒋、周会谈的助手，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
远在陕北．延安的周恩来接到蒋介石的秘密邀请之后，遂经潘汉年和张冲共同安排好的路线，提前赶到上海，下榻四川路新亚酒店。他首先向潘汉年了解了杭州会谈的议程和详细内容，接着他又取出随身带来的中央书记处提出的十五条意见，郑重地说：
“汉年同志，请把这份文件先交给蒋夫人，然后再由她转交给蒋先生。”
潘汉年清楚周恩来如此而为的缘由是：一，宋美龄是亲美反日派，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由她转交我党的意见，对谈判会产生积极效果的。二，自“西安事变”始，播汉年住在宋子文公馆，促成了宋氏兄妹的西安之行。同时，也结下了很好的私人友谊。诚如史家所记：“潘汉年先交宋美龄，然后请宋美龄转交蒋介石。”简之，潘汉年同志完成了周恩来的付托。
但是，蒋介石自己心中的如意算盘，从来不允其他人拨弄的。这些年来，他对其他人的意见―乃至于是宋美龄的意见，也仅仅是听听而已。虽说经“西安事变”之后，宋美龄在国内外－‘―以及在蒋介石的心目中的地位改变了，但大主意依然是他自己拿的。今天，宋美龄转交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十五条意见，并说了自己对这十五条意见的想法之后，蒋介石却一反常态，盛着眉头陷入了沉重的凝思．宋美龄不悦地说罢：“你就这样和周恩来先生举行会谈吗？”便转身离去了。
蒋介石为何陷入沉重的凝思中去了呢？因为他又要见到周恩来―并互为对手进行杭州会谈……
蒋介石和周恩来相识于黄埔军校。蒋对这位小自己整整十二岁的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为人、才干，尤其是那罕见的组织能力是感佩不已的；同时，他又对这位坚信共产主义的部属难以共处，只好在广州忍痛分手了，然而，他绝对没有想到，又是这个周恩来在南昌打响了和他争天下的第一枪，而且一打就是十年，至今也没分出个胜负来；“西安事变”碎起，他―包括其夫人宋美龄等人都认为是张学良中了共产党的计谋，一定会把他蒋某人送上共产党的审判台，但实出他们所料的是，恰是这个和他为敌十年的周恩来为释放他蒋某人而奔走。他和周恩来第一次在西安相见时的心情，真可谓是五味俱全啊1今天，他主动邀请周恩来在杭州举行会谈，对于这位黄埔时代的属下，“西安事变”时的“恩人”，自应尽地主之谊，作到优礼尤加才是。但是，当他阅毕宋美龄转来的谈判条款，他又难以“恩准”；而他提出的条款，又必然遭到周恩来的否决。结果，他又必然和周恩来是不欢而散。而这又是不愿意―可又不得不为之的事。他不无感慨地暗自说：·
“我为什么一定要请他来谈判呢？……”
“报告！”
蒋介石闻声从沉重的凝思中醒来，下意识地晃了一下有些呆滞的头，说道：
“请进来里”
张冲应声走进，报告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就要到杭州。蒋介石几乎是命令地说道：
“一定要安排好周先生的起居饮食，明天上午就举行正式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