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与潘汉年、董慧同志一起返回上海的还有刘人寿同志。
刘人寿同志和董慧一样，是在潘汉年亲自领导、培养下进入情报战线，并为党的情报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同志。多年之后，刘人寿同志满怀深情地写道：“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我在延安，组织上就调我在汉年同志领导下工作。1939年3月，组织派我到敌占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仍受汉年同志领导。”
潘汉年贡返上海以后，“行”快就和一直一圣持在那封眨作的少文联系工厂。他又通过蓝兰和夏衍凉来留卜来的以于伶为首的‘剧艺社’的一部分党的积极分子联系卜了。他又通过于伶林地卜党的刘晓也联系上了。”他JL经努力，在上海建立以刘人寿、乔犁青、孟述先等人为骨一F的儿处情报仁作点。不久，他又“设立“能够和延安以及香港、重庆等地联络的电台”，建立起有效的交通联系。同时，他为了有效地完成党交给的情报任务，还扩大、完善了，上海的情报网系，把谭崇安、吴成方、张建良等少、调配和吸收至仁海的情报战线中来。另外，他通过打入李士群身边的关露等情报网系，向中央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日本仍然执行以汪代蒋，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的战略，因此日、蒋、汪三方暂无合作之虞。这样，就为中共中央确立拥蒋抗战，揭露汪逆假抗日、真投降的战略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是年10月，潘汉年接到厂中共中央的正式任命：出任中火社会部副部长。在一线负责主持情报工作。从此，潘汉年的工作范围由香港、上海，扩大到整个沦陷区。但是，他清醒地知道，时什青报工作的重心依然是上海。
这时的上海虽然早已沦陷，但还有一部分地区属于租界，分属英、法等国。由于日本和欧关诸国尚未正式宣战，因而卜海的租界还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不仅为潘汉年所领导的情报战线提供了较为安全的据点。而且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夜，世界各国观察中国抗战形势以及各种政治势力消长的前哨。同时，也是重庆国民党政府利用电统、军统在上海的原有班底，遏制汪伪政权的建立，并和日本梅机关豢养的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相互暗杀的场所。
潘汉年面对上海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情报之战的秘密战场，他知道各方人员的部属和配置又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态势。“相互交又”彼此渗透；你中有我，我中一有你．有时候，一个人往往具有一重甚至是几一浪的身份，兼有几个不同的职务………项情报获得，者不叮能不付出…定的代价相互之的刊川、策反以及收买等，也是司空见惯的。”自然，想从这样的精明对手中获取有用的情报－－一尤其是有关战略全局的情报，必须派出更为高明的情报战士，打入敌人的心脏中枢机关，建立安全的内线。但是，要在敌对的营垒中建立内线，无论是派遣进去的或是策反过来的，都厂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找中不了又有风险，而且必定要付．出于叶。“从成功的概率和保险的系数来说，在敌对营垒吸去寻代一些有可能成为‘两面分子’的人物，深入去散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变成可以为我所用的人物，甚至使他们成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物，是最为可取的策略厂。”对于这些古今中外情报战中屡见不鲜的传统手法，潘汉年不仅是熟悉的，而且还把它花样翻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例如：
就在潘汉年就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同时，中共中央要求他尽快地获知日本一一阶段的战略方向－一是南进还是北进。潘汉年清楚地知道，若想完成中央交给的这一战略使命，必须要侦知本的南进派和北进派谁胜谁负。
所谓进派，是日本统治机构的主潮流派，他们认为日本必须把全部军事力量投入同苏俄必然爆发的战争。北进派的一些人，特别是陆军中皇道派的首领犯有恐共症，但大多数人只是希望日本同俄国处于交战状态，从而可以同西方保持友好关系。
所谓南进派，是臼本统治机构中的少数派。但他们在天皇裕仁的领导下，大胆地坚持向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富饶之邦扩张。南进派最早的倡导者是萨摩藩家族和皇宫中的朋友伏见宫。他们的亲属控制海军，执行南进政策。在陆军中，夭皇党羽集团辛的统制派支待南进。他们认为除犷把出产像胶、石油和尚有殖民余地的南方诸岛占为己有，日本帝国才能真正繁荣昌盛。
由上可知，所谓南进派和北进派，是日本军国主义集团中两大对立的派系，也是未来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走向的标记。换言之，如果北进派在日本军界取得统治地位，其战场中心是在西伯利亚，战争对手是苏联；如果南进派在日本军界取得统治地位，未来的亚洲战场是在印支半岛和南太平洋，而战争对手则是英国、法国和美国。这不仅关系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局，而且对我党确立下一阶段的抗日中心任务无疑也是重要的。
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突然挥兵北指，在伪满洲国和苏联交界的边境地区，相继发动了“哈桑湖战役”和“诺门坎战役”，虽然战争以日方惨败而告终，但却形成了这样一种战争态势：日本和德国两大军国主义者遥相呼应，携手共进，从东西两个方向威胁着苏联的安全。斯大林作为一位军事战略统帅，很自然地感到了这种不妙的处境。他出于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为确立苏联未来的主要防御方向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甚至是欧亚并举？他急切地想获悉口本下一阶段的战略是北进还是南进。为此，他除去命令打入日本的苏联情报高手卓尔格尽快侦悉外，他还通过驻莫斯科的第三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情报人员完成此项任务。自然，这项重任又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潘汉年的肩上。
潘汉年深知这是一项带有二战全局性的战略情报，日本在华的一般军事组织和特务机关，都不可能知道帝国参谋本部―乃至于大本营掌握的这一决策。目前，我方打入日本内线的情报人员，也难以完成这样重要的战略情报任务。播汉年历经反复权衡，决定起用袁殊，使之打入日本在华负责战略情报搜集的“岩井机关”。
袁殊，又名曾达斋，湖北忻春人。他早年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一度加入国民党，成为一名小小的弄潮儿。大革命失败以后，为寻求出路去日本留学。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些日本朋友。在潘汉年受命组织“左联”前后，他翩然回国，积极参加左翼文艺活动，一度主编《文艺新闻》，颇有些影响。这样，也就和潘汉年、冯雪峰、夏衍、楼适夷等相捻熟。
潘汉年调任中央特科以后，一方面看到袁殊发表过不少具有左翼倾向的作品，另一方面考虑至IJ他和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军统特务头子昊惺亚有同乡之谊，且私交又很好，决定调他参加中共情报工作。他欣然同意，并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潘汉年奉命撤往中央苏区前后，又指派袁殊参加第三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工作。同时，袁殊利用日本友人的关系，和日本驻二海领事馆的岩井英一建立了情报关系，并接受其津贴。这－样，他就由单向的情报人员变成了双向的―乃至于是多向的高级特务了。在这斯间，并未发现袁殊有异向行为。
随着上海白色恐怖的加剧，我地下党组织先后遭到严重的破坏。1935年，袁殊也被军统局逮捕。袁殊为了偷生，当即叛变自首。作为晋见礼，也供出了一些人事关系。使著名电影女演员王莹被捕入狱，夏衍同志也险些落入敌手。袁殊因和吴惺亚交情素笃，加之军统方面也不愿得罪日本人，遂于1936年获释，旋即再次去日本留学，并继续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情报津贴。
正当潘汉年协助周恩来同志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与蒋介石举行杭州秘密会谈的前后，袁殊又回到了上海。袁为其未来的政治出路计，他一方面和吴惺亚继续保持关系，一方面又分别找潘汉年、冯雪峰、夏衍等人。为了表示悔过之心，他把一份有关日本各重要城市状况的机密资料交给潘汉年。为了窥探中共对他的态度，又情绪沮丧地对潘汉年说：
“我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是一方面和军统吴怪亚有联系，另方面和本驻二海领事馆也有联系。”
潘汉年自然清楚袁殊说这番话的用意：希望中共能凉解他的过失，重新给他一个为革命作的机会。潘汉年审时度势，认为在中口开故的前夕，用好袁殊这类特殊的情报人员姑十分必要的。所以，他同意恢复袁殊的情报关系，并指示说：
“你可以用抗日的名义继续和军统保持联系；也可以和日本领事馆应付。但你要准备承受外界对你的误解和抨击。”
袁殊就这样又恢复了他多向服务的情报身份。和昔日不同的是：那时他的脚是踏在共产党的一边，两只手伸向四面八方；而今他失掉了脚基，只有伸向四面八方的两只手了，
潘汉年回到延安以后，向中央社会部汇报了袁殊的情况，并专门研究了如何争取袁殊为我所用的问题。这时中央社会部部长是康生，他在中央特科时代也认识袁殊。潘、康等人一致认为：可以利用袁殊在敌人营垒中建立我们的内线，但“至于能够利用到什么程度，要看以后我们的工作和他们自己的态度而定。”
潘汉年返回香港以后，袁殊很快获悉了这一情报。他利用到香港参加由戴笠召开军统情报工作会议之机，通过关系找到了潘汉年，当面向潘汇报了日伪、军统等方面的情况。
潘汉年在动身赴上海之际，把起用袁殊的设想报告了上级，同时也征询了在情报战线上的老战友，特别是和袁殊相当熟悉的夏衍同志的意见。夏衍深知袁殊的为人，也清楚潘汉年感情色彩太重，又容易轻信的性格弱点，当面建议潘汉年不要用袁。但是，潘汉年没有接受夏衍的建议。
潘汉年为什么敢于使用袁殊呢？其一，他认为“我们有敌人所没有的政治优势；真理与正义在我们方面”，“我们既可以用实际的利害关系去动摇那些可能成为‘两面分子’的人物，还可以用民族大义和人民愿望去感召一些良知尚未泯灭殆尽的人物。”另外，他当年在中央特科曾经积累过这方面的经验，自视能把握住袁殊；其二，袁殊虽在1935年被捕自首过，“但按照党的政策和策略，对袁殊这样的人应当努力争取过来归我所用；袁殊同各方面都有联系，他又主动提出来要为革命效力，就没有理由不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