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为了准确地使用袁殊，又通过其他的情报渠道，对“岩井公馆”的上人岩井英一做了如下的了解：
岩井英一旱年修业于日本同文书院，以文职身份在中国搞政治情报活动。抗战爆发之前，他升任为日本驻成都领事馆的领事。抗战爆发以后，上海遂成为诸方情报人员角逐的战场，岩井英一奉命调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主管对华的情报工作。他是日本外务省系统的老人，在中国有各种类型的朋友，还善于和某些左派人士接近，真可谓是一个“活动能力一强，很有个性，对人彬彬有礼”的中国通。他为了便于工作，在领事馆外设“岩井公馆”。事实上就是他的情报机关。
“岩井机关”的任务不同于“梅机关”。他不直接参与政治、军事以及其他方面的策划，也不搞侦察、搜捕、关押等实际行动，他主要是搜集战略情报、组织文化舆论方面的宣传活动。他利用和袁殊的“私交”关系，为他网罗了一批文化人，替他创办《新中国报》和《兴建》杂志，搞所谓“兴亚建国运动”。他堪称是一位情报高手，懂得在情报领域的争夺战中，收获和代价常常是互为条件的。这就是他明知袁殊和中共方面和．重庆方面有关系，依然放手让袁去干的所在。后来，当袁殊向岩井英一介绍并推荐播汉年时，岩并很快答应下来。他对部属说过这样的话：“（他）很佩服潘汉年，并且关心播的安全。”其目的是：想把中共的重要情报官员纳入自己的情报网系。此乃后话，略。
潘汉年按照预先约定好的时间来到上海百老汇大厦，叩开了袁殊临时下榻处的房门。袁殊简单地说明了自己目前的身份和处境之后，突然把话锋一转说道：
“你到我这里来，恐怕已经被日本特务注意到了。我应该怎样向他们解释呢？”
这太出潘汉年的所料了！就在这一瞬间，他甚至想到了自己的被捕，因为袁殊毕竟是个变节分子，而且还供出过自己的同志！他既不能斥责袁殊在玩“脚踏两只船”的把戏，更不能拂袖离去，他唯有镇定应付，变被动为主动。因此，他若无其事地说道：
“既然这样，你就将计就计在敌伪内部站住脚，取得合法地位。同时搜寻敌伪情报向我提供。只要是为抗战真正出力，我们是会谅解的。至于我们这次会见，你就说我是你的一位老师。可以用我的一个化名：胡越明。你就说我过去是一个左派人士，大革命时期曾经和林伯渠、郭沫若、叶剑英、叶挺等人熟悉，一向是反蒋的，目前在香港，主张中日和平解决争端，是可以帮助你在香港搜集大后方战略情报的。”
潘汉年这番滴水不漏的讲话，基本上满足了袁殊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在岩井面前表示他关系广、门路多、有办法；二是怕万一以后他和潘汉年的联系被岩井知道了，他也算事先有过交代。”另外，他从潘汉年的讲话中感到对他是信任的。不仅没有把他当汉奸看待，而且还表示愿意帮助“在香港搜集大后方战略情报”，因而他放心了。接着，他又问：
“要是岩井要求我将你介绍给他怎么办？”
这又给潘汉年出了一道大难题。袁殊的问话，已经表明他事先颐沙岩井英一并把潘汉年的关系透露给了日本人。时下，日本人并未对这次会晤采取断然措施，说明岩井英一是采取了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潘汉年遂决定借机打入“岩井机关”，扩大搜集敌伪情报的来源。故坦然地答说：
“那我就用胡越明的化名同岩井见面。就说我愿意和你在香港合作搞情报。”
也就是在这次会见中，袁殊首次向潘汉年谈了在春夏之交，他曾按照军统的部署，准备破坏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不慎被其头目李士群抓获，随即又被升任副总领事的岩井英一保释，井在他亲自主持的“岩并机关”效力。从这时起，袁殊的身份已经正式变成“岩井机关”的一员。历史的真实是：袁殊作为“两面分子”，“他在潘汉年面前，是多少隐瞒了一些他和岩井关系的实际程度的，但他在岩井面前，也显然隐瞒了他接受潘汉年的指示和领导的真相。他是脚踏两只船。”对此，潘汉年是估计不足的。究其原因，除去潘汉年在情报工作中的自负外，主要是他太重感情的悲剧性格所致。四十年后，曾反对起用袁殊的夏衍同志还不无惋惜地说：
“汉年这个人有一个缺点，就是用人不慎，轻信袁殊就是一例。”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袁殊在潘汉年的正确引导下，很快成为我方打入“岩井机关”的内线人物。他通过和岩井英一的私下交往，很快获知日本军国主义集团中的北进派业已失势，新上任的陆相东条英机的战略意图是南进。为实现海上强国的梦想，日本决定在南太平洋及其岛国和英、美等国争霸。同时，还获知日本为确立南进战略的实施，外务省决定与苏联进行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这对我党中央未来抗日的决策―乃至于斯大林为苏联制订战略防御计划，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事后追论：潘汉年在实施这一计划中的得失相较，得是了不起的。建国以后，紧紧抓住失的方面，人为地把潘汉年打成“内奸”，真是天大冤案！
事过不久，潘汉年应袁殊之约，在上海虹口一家日本餐馆里与宕片英一见而。由一二这只是一次试探性的接触－一或曰带有一茱种面试的成份，宕片英一没有一也不可能对潘汉年提出其沐的任务。买事求是地说，潘汉年在这次面试中获得了成功。他的学．者风度，不同凡响的政治见解，都给岩井英一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高兴地对潘汉年说：
“欢迎胡先屯仁和袁先生合作，欢迎胡先生做我们的朋友。”
潘汉年回到土海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不仅系统地组建起情报工作的据点，配备了必要的情报干部班一子，而且还分别打入了伪特工总部“七，十一六号”和“岩井机关”，建立了可靠的内线，并取得了重要情报，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战略情报任务，应当说是战绩辉煌！
但是，他在家庭生活中却是一位失败者。尤其是在这一段时间吸，他个人的情感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中！由于潘的家庭生活直接影响着未来和董慧的关系，很有必要剖析，一下潘的相当矛盾的家庭观。
潘汉年的原配夫人是许玉文。诚如前文所述：是在潘十八岁那年由母亲作主结婚的。播汉年是在五四风潮影响下步入文坛，而后又投笔从戎、弃文从政，进而成为我党30年代闻名上海的情报战线上的领袖人物的。他不但有着远大的革命志向，有着超乎常人的组织能力，而且一直是崇尚个性解放，极富有叛逆的性格。他的理想伴倡，绝不是许玉文这样封闭型的农村妇女。因此，从他们结婚那天开始，就埋下了难以为继的种子。
许玉文也深知潘汉年不爱她―或说是她自己配不上潘汉年．但她是在传统道德中长大成人的妇女，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询”的从一而终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她作为一个女人如何获得情感上的解脱呢？唯有在这冰冷的夫妻生活中向潘汉年寻衅，借以发泄情感得不到满足的欲望。这样，就陷入了夫妻吵架的恶性循环……
潘汉年力什么能容忍这样的夫妻生活长期继续卜公呢；这是为特定的时代和文化氛围、道德观念所决定了的。潘汉年非常热爱自己为妾的母亲，他不愿意因和许玉文分离而增加母亲的痛苦。同时，他也不愿因离异而给许玉文带来所谓“寡妇”的痛苦。另外，他所从事的情报工作又不允许他因离婚而暴露身份。所以，这不一幸的婚姻整整持续了二十年，可当笔者写到潘汉年和许玉文的夫妻关系，我就会想到·代文坛宗师鲁迅先生那不幸的婚姻。啊再伟大的思想先行者，也是难以冲破固有的文化和道德束缚哟！
就说是许玉文吧，她的情感痛苦也是令人同情的。她作为妻，理应获得丈夫的爱。她和潘汉年的争吵是被迫的。再者，潘汉年从未想到帮助和培养她走上革命道路，使她长期困守在没有温暖的家庭中；同时，潘汉年又因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必须对她严格保密，这又在没有感情的基础上增加了没有一作上的志关系，她就像是一具有气的木乃伊为潘汉年守着这个家－一无意地为潘充任情报工作的保护伞，这对她而言，其痛苦程度绝不业于潘汉年！
潘汉年自上海沦陷撤往香港之后，许玉文在沪孤守已近两年了。一个女人，独自生活在沦陷区长达六百余个日日夜夜，其精神所受到的折磨是难以想象的。而今，她终于又盼来了远别的丈夫，希冀能多给她一些爱的慰籍。但是，潘汉年不可能满足她这不算高的情感要求，而．且还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情报工作中去。所以，他们夫妻之间没有那种“新婚不如远别”的欢愉。相反，他们的相见又变成了更大的分裂的起点。结果，只要潘汉年回到这个家里，许玉文就歇司底里似地和他吵架，而他又不可能反唇相一骂，唯有把这痛苦深埋在心底！
但是，这种忍耐是有限度的。潘汉年终于提出了和许玉文离婚的要求。这对许而言，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结果，他们的吵架又升级到一个新的水平。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当潘汉年默默地忍受许玉文泼妇般的吵骂时，董慧却来到了潘家，给他送来了一份寄自香港的密件。董慧见到潘汉年的妻子吵骂情景，真的惊关了，她难以相信这是事实，情不由己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
“他怎么会有这样一位不讲理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