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关于潘汉年所谓“违犯纪律”的风波，就这样经中央出面暂时平息了。
对此，忠厚的董慧虽然理解潘汉年的处境和心态，但她总认为没有把所谓南京之行向毛泽东同志说清楚是不妥的。潘汉年为了表白自己的心境，只重复了他在淮南根据地写给董慧的一封信中所持的观点：
大丈夫不能投机，更不能取巧，自以为是更为下贱。我熟思一切，我发现了我确有特性，决柞常人所能了解。我的长处不在做什么大事，而在发掘人们脆不注意的东西。换言之，我有灵敏的感觉，而无泼辣之手腕；我有高人一等的辫别知识，而乏驾驭旁人之野心。因此，我只能多用我的智慧，不善运用手腕。
事后追论，潘汉年这番颇自负的言词，是比较客观、准确地评价了自己。但是，他对自己的弱点―或言之为悲剧性格的剖析，就显得远远的不够了。特定的家庭环境以及中国的大社会背景，使得他这位文弱书生聪明有余，魄力不足，遇事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甚至委屈求全，一旦遇1：大的政治风浪，他这艘人生之船就难免不被大风大浪吞没了！
七大就要召开了，各小组开始讨论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潘汉年依然是书生气十足，凭着党性直言饶漱石在华中局有欺人、弄权、虚伪等毛病。他又不曾想到，在延安也有打小报告的好事之徒，把他的某些意见片面地汇报了上去。结果是说潘汉年继续犯“自由主义”，破坏领导的威信，影响了党的团结。
一名共产党员，在党的正式会议上坦腹陈述自己的意见，是党的章程赋予的权力；对某位党的干部―乃至于党中央主席提出批评，也是党的章程赋予的义务。但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违反党内民主作风的习俗：上级就是党自然，服从上级也就是服从党。这点，在潘汉年的思想深处可谓是根深蒂固的。另一方面，潘汉年“会见汪精卫”这块“心病”未除，仍心有余悸，他那种知识分子脆弱性的缺点又暴露无遗，当即委屈求全，检讨错误。并“说像自己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蒙被推选为下一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是不相宜的，主动要求华中代表团撤回对他的提名。”这样，潘汉年就失去了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机构的机遇。
七大对巾国革命而言，无疑是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但对潘汉年的人生道路来说，的确应另当别论了！他和董慧来延安时的喜悦之情日渐淡薄，他就像是当时受到中央领导批评的干部那样，时时在进行着虔诚的自我忏悔。结果，又在他那明亮的心湖中投下了一片阴影！
七大结束之后，中央曾提议潘汉年担任拟议中的解放区代表会议的秘书长。刚刚受到政治打击而过份压抑的潘汉年进行了反省，认为自己战斗的天地不是在延安，遂谢绝了中央的信任。
在今天看来，潘汉年的这一借口有一半是真的，因为他一生的主要的革命生涯是在敌占区的大城市，他的主要对手是敌对营垒中的特务，在这条战线上工作驾轻就熟，功勋硕然。但还有一半原因是他难以启齿的，那就是他在华中局和延安的生活中，节节打了几个败仗，自己反省的结果是：“我有灵敏的感觉，而无泼辣之手腕；我有高人一等的辨别知识，而乏驾驭旁人之野心。”把话说白了，潘汉年认为自己有战胜敌人的智慧，没有和自己同事进行较量的野心和手腕。这也就是他自己说的：“我只能多用我的智慧，不善运用手腕”的注解。
日本投降了，战争结束了，延安和全国一样，都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中！潘汉年以他极其敏感的政治嗅觉，预感到了未来的中国不是和平，而是国共两党争夺天下的内战。换言之，只要内战一侯爆发，他认为自己又有用武之地的战机了。就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他不止一次地对董慧说：
“做好准备，到敌人的心脏施展我们熟悉的十八般武艺去。”
在这些方面，董慧对潘汉年的预见是确信不疑的。另外，潘汉年在政治上的受挫，也极大地影响了董慧的情绪，因为她相信潘汉年讲的是事实，可又为什么落得这样不公平的待遇呢？既然留在延安心情不畅，那就到自己熟悉的战场去施展十八般武艺好了！所以，她总是这样回答：
“不用准备，今天通知出发，明天就踏上新的征程。”
东北三省，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血统治之下，沦为亡国奴的三千万人民被榨尽了血汗。但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在东北，而铁路运输也是全国最发达的。这就决定了国共两党争夺的第一个战略要地是东北三省。
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在七大召开期间，就向全党明确指出：日本投降之后，要利用背靠苏联的地理条件，把东北变成共产党人的根据地。在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期间，中央军委电令冀东所有部队挥师出关，配合苏军作战．日本投降以后，中央军委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第一号命令：任命林彪为东北民主联军司令，率重兵出关。就在毛泽东同志赴渝和蒋介石进行“重庆谈判”期间，代行主席之职的刘少奇同志又命高岗、张闻天、李富春、凯丰、王鹤寿等人衔命出关，完成党中央既定的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潘汉年和董慧也就是分批和这些中央领导同志从延安出发的。他们夫妇是作为中央情报部的干部派往东北加强工作的。自然，潘汉年还是干他的老本行，负责东北的情报工作。
潘汉年一行安抵东北局所在地―沈阳不久，东北的局势发生了变化，“近两个月来我在东北虽有极大发展”，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向东北集结，摆出了和我在东北决战的架势。为厂“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沈阳等重要城市“准备国民党军队占领，我需作撤退准备”。接着，东北局作出决定：撤离沈阳，向抚顺转移。
潘汉年由于初次出关，在沈阳没有少、认识他，组织决定他留在沈阳负责指导情报工作。潘很快会见了当地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张为先，为掩护潘顺利地开展东北地区的情报工作，安排潘住在肖向前的家中。
沈阳很快落入国民党的手中。随之，国民党的中统、军统两大系统的特务相继涌入东北。一夜之间，沈阳等大中城市变成了迫害革命群众、进行法西斯统治的恐怖之地。从某种意义说．潘汉年身居新的战斗岗位，可是他面对的各种面貌的敌人，依然是当年在上海的老对手。
潘汉年作为我党最富经验的情报高手，自然懂得如要战胜这些杀人不眨眼的魔鬼，首先要有得力的助手；接下来，就是组建把触角伸向各处的情报网系。恰在这时，董慧从另外一条路线赶到了沈阳。为了方便潘汉年开展情报工作，董慧以家属的身份和潘汉年住在一起．默默地掩护和协助潘汉年开展工作。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为了节省难以为继的情报开支，董慧这位大银行家的千金，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名符其实的家庭妇女。她自己动手挑水、做饭、洗衣，支撑着这个所谓相当清贫的家庭，令潘汉年在这清苦的生活中能体味到爱的温馨。
潘汉年的情报工作刚刚起步，负责当地情报工作的张为先的一个关系被捕，并很快叛变投敌。张本人必须立即撤离沈阳。这样一来，潘汉年的情报工作就失去了依托，也必须自沈阳撤离。
恰在潘汉年一时不知撤向何地的时候，饶漱石作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来到沈阳，住在一家大旅馆里例行军调部所赋的使命。潘汉年设法给饶漱石送信，请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r饶、潘二人虽然分歧已久，但决不影响正常的工作进行。饶见信后遂派叶文津去见潘汉年，传达如下两点指示：
“或去大连找华中局驻大连的机构，或去北平找‘军调部’的李一克农，山宇番汉年自己决定。”
潘汉年和董慧经过商议，一致同意去北平找老战友李克农司志。
李克农是我党情报战线上的一位老战士。早在大革命失败，周恩来亲自组建中央特科的时代，他就和钱壮飞等祠志受命打入国民党的心脏中枢，为党提供了很多，冬有战略价值的情报。在顾顺章叛变的紧急时刻，为确保党中央的安全转移，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那时，潘汉年就和李克农相识。诚如前文所述，潘汉年在陈云同志的领导下，他接替陈赓、钱壮飞、李克农等同志重组特科，并出任二科科长。自此以后，潘、李二人无论是在长征路上，还是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都为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自然，他们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抗战结束之后，李克农奉命任军调部我方秘书长，进驻北平，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复杂的常调停工作。
李克农对潘汉年的工作能力是熟知的。和国民党．上层打交道，更是潘汉年的特长。因此，他真希望潘汉年能留在北平和自己并肩战斗。同时，他还知道潘汉年在全国大战在即的棋盘上的位置，不敢贸然决定潘的去留。他在北平军调部护．情款待潘汉年和董慧之后，遂电告延安党中头，请示潘汉年的工作安排。很快，李克农收到延安中情部电示：要潘汉年立即返回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