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回川西坝子铺金银王的世界人食人
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八方七处乱，十地九无烟。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
这首引自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叫作“降乩”的诗，据说出现于1644年阴历正月初一，是对明朝崇祯皇帝所提问题的回答，作者已不可查。
如相信历史记载，这首“降乩”之词，应该说是神仙的杰作。
但是我们知道世间本无神仙，凡事都是人做的勾当。
明朝的兴衰，归根结底，得从朱家人身上找原因。
原因很多，一是朱元璋为他子孙们搞的“分封制”。
大明弘治五年底，山西巡抚杨澄筹，向明孝宗朱祐樘汇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纪录，截至这年8月，他已生育子女共94名。朱祐樘览奏后，只能苦笑着摇摇头。他不仅惊讶于庆成王的繁殖能力，而且还有点好奇：庆成王能分辨得出自己的亲生儿女吗？
这确实也是明代中叶以来许多藩王府中遇到的共同难题。庆成王的儿子们也大多继承了父亲超凡脱俗的生殖能力，比如他的长子的儿女总量后来也达到了70人。庆成王在儿女数创纪录的同时，孙子辈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63人，曾孙辈更多达510人。也就是说，庆成王的直系后代这一年已繁衍到767人，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中，“正牌主子”就已经上了千人！
庆成王肯定无法认全记清所有的家庭成员。除非给儿孙妻妾们编号统计，否则很难想象他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王府。
正如朱祐樘所料，庆成王生殖冠军的称号不久之后就被他的一位直系后代，也就是另一位庆成王所取代。这位庆成王仅儿子就多达百余人，以致出现了这样的尴尬场面：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到了正德初年，庆成王终于弄不清自己家中的人口了，焦虑地向明武宗朱厚照上奏：“本府宗支数多，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无凭查考，乞令各将军府查报。”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炸的一个缩影。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王、郡王、将军才49位”。这些王爷好比种子，两百多年过去，在各地繁衍出的数量极其惊人。据明末徐光启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30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当代人口史学者推算的结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十倍。查明代皇家档案也就是玉牒上正式收录的人数：洪武年间是58人，到永乐年间增至127人，到嘉靖三十二年增至19611人，而万历三十二年又增至80000多人。这还仅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数目，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直系子孙，已繁衍至近百万之巨。
皇族们的俸禄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山西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1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8。7万石;河南周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6。9万石;湖广楚王宫，由1万石增长到2。5万石。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们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这片江山上的亿万人民给一家一姓皇族提供膏血，大明王朝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太离谱，从明代中期开始，各地的长官惊慌地发现，他们本地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地的皇族；比如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312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给王爷的是192万石。嘉靖年间的大臣们焦虑万分地指出，不久之后，以中国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
二是当今皇上朱由检，亲手为朱家王朝挖的另外一个大坑。
朱由检挖的这个大坑，叫“加征三饷”。
明末三饷即辽饷、剿饷、练饷。
辽饷，明末为筹充辽东军饷、对付后金（清）而加派的田赋。
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以向辽东用兵为由，按亩加派军饷，在两年时间里经过前后三次增额，便加到每亩银九厘，一年得银520万两，相当于全国总赋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到崇祯末年，因战事频仍，剧增至900万两以上。剿饷，明末为筹措镇压民变军饷而加派的田赋。原定以一年为期，但一年以后并未取消。到崇祯末年，剿饷共征330万两。练饷，明末以筹措练兵军饷为名加派的田赋。
1639年（崇祯十二年）停征剿饷后，接着征收练饷，规定每亩加征银一分四、五厘，总额达730万两。
到明朝末年，远离京都偏居一隅的四川锦绣山河，也同样被朱元璋搞的“分封制”与朱由检搞的“加征三饷”这两个大坑，害得来民怨沸腾，遍地烽火。
崇祯时期的四川社会情况，与陕西相比，原本应当算是人间天堂。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家乡陕西延安府有多穷，看了下面的文献便一清二楚。
在雍正年间刊印的《陕西通志》中，收有马懋才的《备陈灾变疏》，这道上奏折用白话文表述，其意大致如下：
臣的家乡延安府，从去年到现在，没有下过一滴雨，草木庄稼，全都枯焦了。今年八九月间，百姓争相到山里采蓬草充饥，这种野生植物其粒类似糠皮，吃起来又苦又涩，吃后仅可延缓死亡而已。到十月以后，山里的蓬草也采完了，百姓只好剥树皮而食。在所有树木中，只有榆树皮勉强可以下肚，其它树皮强塞入口，不过延缓死亡罢了。到了年底，树皮又剥光了，百姓只好挖掘观音土吊命，观音土味腥而腻，少食辄饱，吃不了几天，便腹胀下坠而死。
有不甘心活活饿死的百姓始而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的人家，遂被饥民所劫，每次都被抢得干干净净，什么也不给主人剩下，地方政府也无法禁治。即使抓住几个抢劫者，他们也毫不畏惧，还说：“被活活饿死与当强盗被官府处死，两者都差不多。与其坐而被饿死，不如当强盗被抓住而死，当强盗被处死，至少也是个饱死鬼！”
最可怜者，如安塞城西有一处垃圾场，每天早晨必有两三个婴幼儿被弃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到第二天早上，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新的婴幼儿被扔了进来。
更让人感到惊异的是，小孩子或是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了踪影。后来看见城外有人家煮饭时，用人骨当柴火，煮人肉以为食，这才知道前面说的人都被吃掉了。而吃人的人几天以后，也变得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纷纷死去。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也。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臣还有话说，大明朝开国之初，每十户编为一甲，十甲编为一里，官府则按里甲征收钱粮。今之里甲寥落，户口萧条，和开国之初相比相差远也。当前百姓九死一生之际，即不除不减，百姓也难以承受赋税之重。可是官府出于政绩考虑，仍然严加催逼。如一户只剩一二人，官府依旧严令这一二人赔一户之纳钱粮；一甲只剩一二户，也必令此一二户上缴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所以，百姓只有抱恨而逃，漂流异地，栖泊无依，家财既亡，身上带的钱又用尽，梦断乡关之路，魂消沟壑之填，又怎能不争相去做强盗呢！此处逃亡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全国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绝不仅仅是陕西一省，整个北方，大抵如此。
万历年间刊印的《明经世文编》记载说：“数年以来，灾警频仍。陕西、山西先遭灾，民食土也；黄河与洛水两大流域继之，民食雁粪也；山东继之，江浙湖广又继之，京畿之地又继之。饿死的老弱之人，填满了沟壑。”
1673年（康熙十二年）刊印的《青州府志》载：“自古饥年，只听说过饿死的人塞满了道路，也听说过饥饿到极点的人们互相交换孩子杀了充饥，劈开人的骨头来当柴火烧。而今宰杀活人，以供朝夕之膳，不管是父子、夫妇、兄弟，一概剖腹剜心，肢解作脍，而且公认人的心肝味道最美，小儿的心肝味道更美。还有人把吃不完的人肉拿到市上去卖，每斤价钱六文。有腌人肉于家，以备不时之需者；有割人头用火烧熟而吮其脑者；有饥饿者刚一倒地，众人便提刀上前攒割立尽者；也有全身之肉被割尽，而人尚未咽气，睁大眼睛瞪着割肉者。偶尔有人呵斥禁止，则昂然回应道：‘我不吃人，人必吃我’。”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诸城县志》卷三十载，崇祯四年（1631年），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依据亲身见闻，绘了一份《饥民图》伏阙上疏，其序略云：“臣自正月离家北上，出境二十里，见道旁刮人肉者如屠猪狗，很少避人，人见也不为怪，于是毛骨悚然。又走了半天，见老妇持一死儿，且烹且哭。因问曰：‘你既想吃他，又何必哭呢？’妇曰：‘这是我的儿子，丢弃一定会被别人吃掉，所以不如用来自己充饥。’臣因此数日饮食不能甘。”
以上是中国人留下的历史记载，那么同时代的外国人，又是怎么样记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