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耶稣会的传教士在致国内朋友的信中曾这样描述中国民众这段历史的生活；“我将告诉你一件事实，虽然它看似自相矛盾，但严格说来却是真实的，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一个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它的人民。要使其人民舒适，需要比其实际疆域大三倍那样面积的国土。”在这个帝国“人们熟知，极端的悲惨驱使人民采取一些最骇人听闻的行为。一个到中国的观光者，如果他认真观察，将不会吃惊于母亲杀死或抛弃自己的许多子女，父母为了赚点钱物出卖女儿。……街上充斥着乞丐。让人吃惊的是，最为可怕的事，在这里全都发生了。”
看了这些惊心动魄的史籍文献中的叙述，我们对于明朝末年为何有那么多农民揭竿而起，明王朝为什么必然会灭亡，就应当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了。
四川与苦难深重的大中国其他地区不同，首先是得天独厚的地形，绵延颠连的巍峨高山，将四川围成了一个巨大无朋、与世隔绝的盆地，盆地里气候温润，四季如春，风调雨顺。
尤其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坝子，近两千年来得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之惠泽，旱涝保收，土地肥美，物产丰饶。川西坝子上一年有三次收获，今天割了麦子，明天便插秧，眼见得黄金变翡翠。
诗仙李白赞她：“芳树笼栈桥，春流绕锦城”。
诗圣杜甫夸她：“清流一曲包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曾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笔者注：治所设在成都），做过四川军政一把手，并筑成都城墙的唐朝诗人高骈誉她：“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烟花匝郡楼，不会人家多少锦，春来尽挂柳梢头”。
川西人则自夸：“川西坝子的土地，随便插根筷子都会开花结果。”
人们赞誉的天府之国，其实指的就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坝子，而非整个四川，更不包括处在穷山恶水地区的重庆乃至苦寒得“连屙屎都不生蛆”的整个下川东与川北的大巴山地区。所以成都人自古以来便有资格翻起眼白，在重庆人面前得意：“哥子不是冲飞天壳子（笔者注：吹大牛），成都大慈寺的月饼拿在手头，麻油能浸透几层纸。”
蜀中富庶，超过江南，奢靡已达极致。
由于生活的安逸舒适，连从成都街面上拂过的轻风，都透着一股子甜甜的妩媚味儿。
杜甫的“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更是将成都赞了个一塌糊涂——想想，那悠扬动听的乐曲，从花卿家的宴席上飞出，随风**漾在锦江上，袅袅飘入蓝天白云间。
欧阳直在《蜀乱》中对四川上流社会的奢侈生活作了这样的描述：“蜀人服饰，朴素打扮遭到厌恶轻薄，时人崇尚追求的是兢侈罗绮，别出心裁，标新立异，而且月异岁变，不断推陈出新；蜀人宴会，淡泊清爽遭到鄙视，邱糟林肉，海错山珍，菜品越丰盛，排场越气派越受吹捧；蜀人居处，华堂绣户，卷雨飞云，园榭必花木盛植，池亭必鱼鸟备观；蜀人烹煮，只顾适口，不惜物命，刳脔极殄极虐，炮炙极怪极惨；蜀人田土，富连阡陌……”
这样的生活，奢侈得实在过分。
还有史料记载，当时蜀中妇女的裙子，竟然是在白罗衫上，用红丝碧线绣成风流**的诗句，然后飘若惊魂地在市井间盈盈而过，路上行人，都会注视绣裙上的文字。
另外蜀中女子流行穿一种高底、厚约三四寸的绣鞋，鞋跟是用檀木雕琢而成，里面藏着香檀雕刻的花蕾，并放入香末，高底鞋跟下开一小孔，每走一步，足底便会漏出一朵花状的香末来。端的是佳人一过，香气四溢。
因为张献忠的肆虐，后来的四川女子或许美艳的还有，但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诗意盎然的风流韵致了。
在许多人眼里，成都分明就是这样一个温柔之乡。因此在相对贫瘠而苦寒的相邻地区如陕西、河南及甘肃、贵州、云南等地，都流行着“少不入川”的说法。所谓“少不入川”，其实主要就是入川西坝子，指成都。因为这里秀美的山水、丰饶的物产，都会使一个人流连其间，而不能自拔。
连蜀人最爱的竹枝词中也有“锦官城东多水楼，蜀姬酒浓消客愁。醉来忘却家山道，劝君莫做锦城游。”
这样的提醒，基于这样的原因，人们告诫，没有足够的准备，在青少年时代，成都这个连倏然而起的一阵香风，也能使人沉醉的安乐窝，是不能随便来的。
当然，四川也并非所有四川人的天堂。
“万里桥西一草堂”，天下人都知道，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所写的。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表明当时的成都，买不起房子的老百姓不在少数。
四川社会情况与陕西相比，原本应当算是人间天堂。到了明朝末年，偏居一隅的四川锦绣山河，也同样被朱元璋搞的“分封制”与朱由检搞的“加征三饷”害得来民怨沸腾，遍地烽火。
同样是在欧阳直所撰的《蜀乱》中，也清楚地反映出天府之国也不是世外桃源，四川社会的阶级矛盾也同样十分尖锐，统治阶级的骄奢**逸同农民的极度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富连阡陌，贫无立锥，侵谋膏腴，占人世业，欺夺孤弱，全我方圆。交易则利己损人，营求则重息撒债，结处则口是心非，刁唆则舌剑唇枪，纵欲则贪刻**，逞奸则阴谋下石，见人得志则嫉妒横生，闻人不幸则幸灾乐祸。又甚至贪官污吏、学霸势绅、市棍土豪、衙蠹宦仆，猫鼠固结，鱼肉善良，倾人之家，破人之产，鬻人之子，骗人之财，坏人之功名，害人之性命，**占人之妻女，拆散人之婚姻。绅衿棍蠹，莫不万亩千楹，更锦衣而玉食；乡农佣贩，唯有佃田租屋．且啼饥以号寒。
欧阳直在文中提到的“绅衿棍蠹”，便成了祸乱四川的直接原因。
崇祯末年，四川这个富足之地开始糜烂，民众的日子也随着燃遍中国大地的战火烽烟，变得逐渐艰难起来。
而给四川带来最直接灾难的，就是当初跟随高迎祥、李自成流蹿四川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摇黄十三家。摇黄不但在川北和下川东到处抢掠金银粮食和妇女，还抢壮丁，在壮丁脸上刻字，以防止他们逃跑。凡摇黄所到之处，丁壮被掳、妇女被掠，土地荒芜、村落成墟。
到了崇祯末年，连一些活不下去的乡绅，也纷纷进山当了摇黄，做了强盗。
那时的四川当局贪婪到极点，原本川民已被三饷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又企图在鸡脚杆上刮油，想出了根据各州县贫富程度与民力厚薄，随三饷各加征税收至少一成以上粮赋，作为四川剿杀摇黄贼专款的主意。
为督促落实，省上还特地选拔抽调了一批所谓热心公益、办事稳练者担任筹饷督察官，分赴各道府州察酌民力，务期克日完成。
以前曾作做过安徽无为知州，被人诬为魏忠贤党羽，遭废黜贬回彭县（笔者注：时名彭州）老家的龚完敬，与曾在四川平武县（笔者注：时名龙安州）做过推官的南充富绅江鼎镇，均系大明王朝前官吏。“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罢官回到原籍后，自然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绅。加之他们对官场那一套十分精熟，故而虽然远离全省权力中枢，却依然能使出各种手段，与省城的达官贵人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江鼎镇在南充城里和乡下老家，均有豪华气派的大公馆和大庄园，在南充城里的繁华大街上，还开有一等的锦缎丝绸铺号，在地方上一言九鼎。
龚完敬也一样，在老家彭县蒙阳镇有一处占地极宽的大庄园，还在成都西郊九里堤，修建了一处十分雅致精美的别墅，人称“龚家花园”，常与省城的官员们过着诗酒文章的惬意生活。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龚完敬才有幸弄到了川北道筹饷督察官，江鼎镇弄到了川东道筹饷督察官的肥缺，从既得利益集团手中，各自分得了一杯羹，捞得来盆满钵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