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回献忠死后改方略彩云之南获新生
一代枭雄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被满族勇士雅布兰“一箭贯当胸”，结束了自己光怪陆离、百转千回、丰富多彩、亦魔亦佛的人生演出，而围绕在他身边的文臣武将们还在，他们的人生故事还要延续下去，他们同样也在波澜壮阔的中华历史长卷中，谱写下了浓墨重彩、铁血阳刚、精彩纷呈的瑰丽篇章。
张献忠战死的消息传开，将士们人人捶胸顿足，号啕大哭，看上去如同哭亲爹似的。仿佛这世界上若是没了张献忠，连地球也不会转了。然内心是否真的如此悲痛，却是要打个大问号的。可以肯定的是，别说幸灾乐祸，至少也会有相当多的人，暗暗松了一口气。
有这种不可言说的“解放感”的人，想必应当包括张献忠的四位义子。
如果说李自成的死，标志着大顺事业的衰亡；那么，张献忠的死，反而给大西政权和军队，带来了一个新生的机会。
张献忠生前最看重最提防的就是枪杆子，除自己掌握的直属部队外，大西国主要的武装力量，主要掌握在他慧眼相中的四个义子手中。
张献忠死后，遵照他的临终遗言，大西政权组成了以孙可旺为首的四王爷领导班子，实行集体领导制度，以图迅速收拾残局。
此时，他们当面是清朝能征惯战的皇长子肃亲王豪格、贝勒尼堪，还有鳌拜、索额图等猛将，以及刘进忠等降将率领的十几万满汉虎狼之师。身后又是老对手曾英沿嘉陵江布下的道道重兵，大西军的处境，十分危急。
鉴于陕西已经全部落入清军之手，原来张献忠定下的“弃蜀入秦”的方针，已不可能实现，四王子遂决定顺江而下，首先击败兵力较弱的曾英，南下攻打重庆。大西三年农历腊月下旬，在凛冽的寒风中，百战余生的大西军犹如从地狱中冲杀出来的厉鬼，水陆并进，英勇作战，沿着嘉陵江呼啸而下，如同秋风扫落叶般摧城拔寨，连战皆捷，歼灭、击溃前来堵截的大约二十万残明军队。
在大西军不要命的猛烈进攻下，曾英哪里抵挡得住？明军全线溃败，曾英急率家人与残部逃出了重庆城。
或许冥冥之中真有某种主宰人类命运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力量，就在三年前曾英曾经给张献忠制造了不小麻烦的铜锣峡中，他不幸被狄三品率领的大西水军和李定国率领的步骑追上。一场大战，随即在峡中展开。曾英血战不降，最终与家人一起投江殉国。
大西军占领重庆后，稍作整顿，补充了军需。看到豪格率领的清军已经离重庆不远，遂决定继续渡过长江，向南撤退。
1647年（大西大顺四年）元月1日，大西军南进綦江，收编失散部队，补充兵员，从而获得了短暂的喘息。然后，以四王爷的名义，在綦江发布了著名的文告：指明了大西军今后的斗争方向：“皇上汗马血战二十余年，方欲驰骋燕赵，还定三秦，为天下除残去暴，开万世不拔之基，不意创业未半，中道崩殂……尔等各营大小将，传谕兵丁人等，各宜同心协力，克难大事。”
綦江文告得到了全军将士的理解和支持，“传谕之后，欢声满营”，显示了大西军继续抗清的决心。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举措，在由众将领们进行的公开表决中，时年28岁的平东王孙可旺被众将推举为新的国家及军队领导人，成为大西王朝新时代的希望所在。排在可旺之后的是安西王李定国、抚南王刘文秀、定北王艾能奇，在最高领导班子中的排名，与他们的爵位完全一致。
接着，在活力四射的新班子的率领下，大西军立即向南攻取遵义。
王应熊派王祥在娄山关布下阵势，利用地势之险，阻截大西军。
娄山关是从四川入贵州要道上的著名关口，古称天险，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如果王祥铁了心凭借雄关天险死守，远道而来的大西军，是很难攻克的。可问题在于王祥是个长期盘据于遵义地区的土军阀，原本就对王应熊把他的“脚窝子”地方当做南明军对抗大西军的一个重要后方基地深感不满，因为南明朝廷的兵部尚书驻节遵义发号施令，督率各路明军作战，身边高官如云，让他这个过去说一不二的“遵义王”，一下子降格为毫不起眼的三四流角色，说话没用，打屁不响。而眼下大西军从四川打过来，王督师又偏偏点名派他到前面去抵挡，这心里就非但不乐意，简直就是怒火如焚了。
所以，当充任前锋的李定国派出一队兵马，试探性地前去攻关时，双方刚一交锋，只听一串牛角号响过，守关队伍争相撤出阵地，向着绥阳方向撒腿便跑。
王祥不战而逃，自己的部队倒是完整无损，把遵义城里的王应熊就害得不轻。《明史·王应熊传》载：“应熊遁入永宁山中，旋卒于毕节卫。一子阳禧，死于兵，竟无后”。
孙可旺、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位年轻将军于清晨登上娄山关，但见遍地披霜，山风凛冽，长空雁叫。极目远眺，巍巍青峰，尽在脚下。想到这些年国家与军队的起起伏伏，想到谁也无法预测的大西军和大西政权的未来，禁不住心潮澎湃，大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之感。
肃王豪格快马加鞭尾随而来，本打算来它个“宜将剩勇追穷寇”。无奈他入川作战属于见机而行，后勤全无保障，一下子把战线拉得太长。而这川、黔一境早已是十室九空粮草无继，拿下重庆后军势已成强弩之末，再继续追下去恐怕敌人没追上，自己反倒会被彻底拖垮。加之豪格在凤凰山射杀了张献忠，早已超额完成了本部的作战任务，于是便留下吴三桂驻守阆中、南充一带，自己则带着特殊的战利品：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与菲律宾传教士安文思，凯旋班师，回京复命去了。
《圣教入川记》一书中，记载了利类思和安文思与豪格交往的经过。
二传教士在大西军兵败后被清兵抓捕，因相貌怪异，马上被送到统兵大帅肃亲王跟前。豪格详细地向传教士请教关于机器的知识，还授意他们把天文书详加解说，译成满语。
豪格阅后，“大为惊异，以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称赞不已”。
豪格与西洋传教士有着长期的交往，在京师时便与著名传教士汤若望关系很密切，他离京之前，汤若望还托他在征战中，保护各地的传教士。
豪格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对利类思和安文思“宠渥有加，每日赐肉给米，妥为照顾”。
二位传教士对豪格的“宽仁厚德”印象像深刻，颂扬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