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言谈之余，利类思提到，他们有一位叫安当的中国仆人在逃难中走失，生死未卜。豪格立即吩咐侍卫持令箭速到各营寻访。结果发现安当被一旗人掳获。该旗人开始不愿放回，后来听说是肃王命令，这才赶紧将安当亲自送回。
一次路途行军，利类思见路边地里蔬菜非常鲜嫩，便到菜地里摘了几根菜心生吃，被旗兵看见，立即张弓搭箭向他瞄准，如果不是另一旗兵拦阻，利类思定已中箭。后来旗人向二位传教士说明，行军时“不可路外而行，误犯军规，以遭不测”。
这说明，肃亲王治军相当严整，士兵不敢违犯。
这也应当是清军征剿张献忠的大西军，和李自成的大顺军，以及南明军队所向披靡的重要原因之一。
肃亲王师行半道，掉头而返，大西军这才驻扎遵义，修养整训。
就在遵义，四位王爷加上王应龙送走了王自贤。此时不单是王自贤，连金狗儿和他率领的百名侍卫也全都剃了头，烧了戒，身穿皂衣，成了沙弥。
一天清晨，王自贤与四位王爷一一揖别，彼此各道尊重，然后和金狗儿等翻身上马，一句“后会有期”，一串蹄声，顿时消失在青山绿水之中。
显然，大西国的护国大禅师此行肩负着尤其重大的责任——读者朋友可曾记得大西军撤出四川之前，王自贤两入峨眉山，以及消失在峨眉山中的那支神秘的运输队吗？
没过多久，数百里之外的峨眉山金顶寺庙中，便突然多了百名僧人。
长时间一路苦战饱受煎熬的大西军脱离了对清作战，终于能够驻扎下来喘口气了。此时一统计，大西军尚存六万兵马，万余军眷，为壮声势号称十万大军。四位王爷审时度势，召集诸位都督和将军在遵义召开了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对大西军的斗争历程进行了认真回顾、反思和总结。
因为过去看多了无数平民哀怨无助的眼神，听够了众多百姓伤感失望的叹息，孙、李、刘、艾的内心曾一次次对父王不问青红皂白的滥杀，感到由衷的痛苦和不满，但在威权之下，又不能不执行。现在，他们一致认为是到了改弦更张、拨乱反正的时候了。他们联名向全军庄严宣告：“自今以后，所过之地，爱护百姓，秋毫无犯，除在战场上执行战斗任务外，一律不得擅自杀人，违者军法从事！”
大西国退到遵义时虽然张献忠已死，然大西国的体制尚存。大西军设朝廷于遵义桃源洞，诸将每日仍需上朝，坐朝的是张献忠遗下的那位还不满20岁的井研佳丽陈氏，大西军皆称其为陈皇后。
坐在皇后旁边的则是大西国左丞相汪兆龄。每次开会议事，这一女一男公然傲居四位王爷之上发号施令，好不得意。
孙可旺、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王爷和都督、大将在大西军今后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一重大问题上，与陈皇后和汪兆龄发生了根本分歧。
诸事没有得到陈皇后和汪丞相的批准，四王爷便寸步难行。这是因为遵照大西国原来的体制，诸将必须听命于皇后和丞相。
而让他们尴尬和恼火的是，四位王爷皆为张献忠的义子，既然是张献忠的义子，自然从名份上也就是陈皇后的义子。陈皇后虽然年纪轻轻，但朝上朝下，均称四位王爷为皇儿，王爷们更是深感压抑，行为也严受管束，心中都憋着一肚皮怒火。
还有那丞相汪兆龄在成都怂恿张献忠杀人如麻，结怨最多，弄得大西国民不聊生人人自危，四王爷对其恨之入骨。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解决大西王朝的政治体制和调整军事路线，这支军队将面临灭顶之灾。
一天上朝时，血气方刚的艾能奇首先向汪兆龄发难：“以前老万岁就是听你的主意，才把事情弄到今天这个地步。现在老万岁死了，你说，我们究竟应当怎么办？”
汪兆龄不解他的意思，回答说：“这不是个问题，老万岁临终留有遗言，他怎么说，我们就只能怎么办，凡是万不可违。王爷、都督、将军，必须一概照旧行事。”
陈皇后赶紧帮腔：“丞相说得好，凡事万不可违。老万岁怎么说，就应当怎么办才是。”
艾能奇大怒：“丞相说照旧行事？照什么旧？父王在成都，你作为一国首辅，不能辅佐他治理好国家，只知一味劝父王杀人杀人杀人，以致人心畏惧，不肯归从，天下都把我们叫做贼！今天事情已到如此地步，你莫非还要我们继续杀人做贼么？”
陈皇后厉颜疾色喝斥艾能奇：“丞相为我大西国殚精竭虑，劳苦功高，四皇儿怎可如此与丞相说话？你还有王法么？”
李定国愤而言道：“我等戮力疆原，收获那么多健儿文士，就因为你的一个主意，几句话，便杀之殆尽。”
刘文秀戟指汪兆龄斥道：“你这丞相当得好，今日之败，都是因为你的古灵精怪！”
“有话好好话，要吵到外面去吵！”孙可旺骤发一腔怒吼，也不知道他冲谁发气。
但有一点是明白无误地，四位统兵王爷谁也不愿意遵循张献忠留下的“既定方针”办。
没过两天，四位王爷在孙可旺大营中举行高级干部才能参加的秘密军事会议，总结大西国的失败教训，严斥汪、陈误国，分析大西军今后的生存和发展途径，并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将汪、陈“二人帮”彻底翦除。
1647年（大西大顺四年）1月21日拂晓时分，艾能奇率500亲兵突然破门而入，将陈皇后和汪兆龄，连同家人亲信共三百余口一网打尽，随即押入深山，斩首后扔进一个深不见底的溶洞之中，随阴河冲走。
大西国左丞相汪兆龄确实该杀，张献忠离蜀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归根结底，他是幕后怂恿者、策划者。所以，汪兆龄之恶，甚于张献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