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又命兵士砍桩，于黑夜钉于四围，檑木不能下。
李定国和刘文秀围攻日久，粮不能继。建水运来之米仅够半月，乃从省城征集民夫，每户出夫一名。每名民夫领米二斗，至建水交米一斗五升，其余五升给民夫作口粮，另发脚价银二三两不等。粮到建水，又复组织夫马运至佴革龙，这才保证了攻山大西军不饿肚子。
攻上佴革龙山寨，由此南通安南、交趾、缅甸、占城、罗甸等国，李定国谓为：“失却十省，收服五国。”
李定国、刘文秀采用断水手段，最终迫使沙定洲夫妇投降。
李定国无师自通，也学会了讲“政治”。他下令严禁杀降，只把沙定洲夫妇以及阿迷州与蒙自州的中高级官员百余人押至昆明，其余官兵全部释放，回家与亲人团聚。
此时李定国手下的汉倮官兵，超过了五万人，成为大西军中力量最为强大的一支。
沙定洲与万氏被押至昆明闹市碧鸡坊牌楼下处死这天，全城万人空巷，争相前来观刑。大家都以为能把英俊小伙沙定洲迷得来神魂颠倒的万氏，必然是天姿国色。结果万氏是个又老又丑，黑不溜秋、面容粗糙得像两块脚板苕的老太婆。
一团大笑，顿时冲腾而起。
紧接着，两名刽子手开始不紧不慢地活剐沙定洲和万氏。二人嚎叫一天，方才气绝。
这还没完，刽子手用刀将肉割下来，当着尚未落气的沙定洲和万氏的面，扔到地上让狗们争抢吞食。昆明百姓尽皆拍手称快。
全滇底定后，孙可望为争取地方士绅支持，废除大西国号，创建兴朝政府，暂以干支纪年。铸造“兴朝通宝”，流行于市。孙可望以盟主身份统领军政事务，建立政权机构，分官设任。同时严厉打击贪污，恢复开科取士，以争取人心。
兴朝在收复全滇之后，立即派出大军，分东、中、西三路，向川黔进发。东路军占领贵州的镇远，中路军攻克雪山关，西路军打到四川的大渡河。然后，这三路军把凡是能进入云南的通道，一一卡住。
大门关起来后，把士兵由“兽”恢复成“人”的工作，也随之展开。从四川大屠杀中走出来的士兵，残忍、嗜血、暴戾，成了这个集体共同的特征，杀战俘、杀平民、杀家属，在士兵中屡见不鲜。要把这些变态的行为，从军中彻底根除，就首先得让这些士兵，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在人的改造还原上，新政权是这样做的。除留一部分士兵在昆明驻守外，其他的各营士兵，都到各州县或各卫所，分营驻扎。这样做，有解决地方治安和军粮运输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士兵们，能与地方百姓融为一体，逐渐习惯正常人的生活。
要让这些士兵恢复“人性”，对其生活的关心，是实在不能成为缺项的工程。入滇的大西士兵，大部分是拖家带口来的。因此，兴朝“政府”在解决士兵供应、体现温暖关怀的同时，也把对其家属的生活保障，纳入“新政府”必须落实的实事之一。
兴朝“政府”的军队供应条例这样规定：士兵，每人每日支米一大升；家属，三岁以上，每人每月支米一大斗，三岁以下，减半支米。被服方面，士兵，每人每年发鞋袜一双，大帽一顶，袍子一件；家属，不分大小，每人每年发袍子一件。
在制定周到细致供应条例，并大力执行的同时，严厉的军纪条例，也被制定出来被严格执行了。因为作为一个正常的士兵，不但要有温饱的生活保障，还应有守法的观念保证。
新制定军纪条例规定：士兵擅取百姓一物或擅杀百姓一人，杀；长官尽不到监管职责的，打80军棍；百姓财物被士兵抢夺或人被士兵杀死，不举报者按“包庇罪”处罚。
把施害者和不敢告状的受害者一起处理，这是中国历朝历代政府旷古未有的首创，也是兴朝政府以法治暴的决心！
一位失手杀人的士兵，马上为这个新军纪条例的普及，做了一次免费的“广而告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一次军事训练中，一士兵失手，杀死一两岁小孩。小孩的家长自然不让，于是立刻把状告到这个士兵的长官——总兵靳统武那里。
靳总兵对案件调查后，做出如下判决：该士兵因属过失杀人，故予以从轻处罚，责打40军棍，并赔小孩家长“丧葬费”白银10两。但该判决不久就被兴朝政府的“三号首长”刘文秀稽查到了。
勃然大怒的刘文秀当时即将此案改判如下：杀人士兵，不管故意还是过失，立即抓到昆明小西门斩首。斩首后的首级，送至被杀小孩的家乡，进行“巡览”；执法不严的总兵靳统武，罚大棍一百。
这种杀一儆百的办法，迅速在军中产生了轰动效应。原来把杀人作为“娱乐项目”的士兵，再也无人去敢玩这以自己生命为代价的游戏了！
在军队建设上，兴朝政府也有一个高瞻远瞩的做法——“客土混编，多族合一”。
客即远道而来的大西军，土即当地的滇军，这滇军里面，既有整编的土司军队，也有后来招募的少数民族士兵。为能恢复中原，以及获得当地土司、少数民族的支持，兴朝政府在吸纳云南各地土司到军中任职的同时，还大范围鼓励少数民族的“适龄青年”为国参军，把倮、徭、佬、侗、傣等少数民族中的勇敢之士，补充为大西军的新鲜血液。
依靠这些少数民族士兵，并利用当地的大象资源，擅长军事的李定国，组建了一支新的军种——象军。“定国善用象，象十三，俱命以名，封大将军，所向必碎”。（查继佐《罪惟录》）
云南王沐天波一人能顶十万兵马，他对兴朝政府采取合作态度，其他云南境内的大小官员土司自然望风归顺。这就使大西军在政治上迅速站稳了脚跟。
在经济上，孙可望大力减租屯田，开发当地井盐，奖励商贸。在军事上，整肃军纪，加强训练，建立后勤保障制度。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一向被看作僻远烟瘴之地的云南兵精粮足，社会安定，以一隅之地，成为日后抗清的基地。
三位王爷在云南重廉吏，除贪腐，不时差人易服色暗察访，有廉者立加奖擢，贪腐者立拿斩首。并传示各府、州、县，闻鼓即出为民理事，凡政有不便于民，许地方头人赴诉，立即改进，有便于民者，立即推行四方。暗访姚安知府谢仪贪婪索贿，孙可望差官持令前去，立拿斩首、传示。全滇之官，无一人敢要钱者。
凡发兵出剿，所过大路鸡犬不惊，百姓卖酒肉者路旁不断，公买公卖不差分毫。如有擅夺百姓财物者，立刻收斩。若事主不举，连坐，主官失察，责80军棍。
对民立法也严，有太平巷内一百姓，醉后以斧头劈伤其姑母，昆明知县报知李定国，刻命枭首示于本家门口。
凡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寿诞，士民往贺，送礼不能超过5个铜钱。百姓每人发大馒头一个；生员留酒饭，令传宣官陪。
又令地方官员，不论绅商居民，有为地方起见，即一得之愚，也许进言，立刻引见，不许拦阻。即便妄诞之言，也决不追究责备。
是时，云南境内，物阜民安，百姓浑然不知有交兵者。其士兵各省人俱有，陕西人约有一万，大都为各级军官。云南物产财富，足供养兵之需。贸易商人出疆入境俱给验照，兵不扰民，将不欺士，崇尚礼义，视民如子，往来有体，安置有方。
这年元宵省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曹，如同太平盛世。
兴朝政府得以蓬勃发展，充分展示出孙可望和李定国等人在政治上的过人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