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大哥如此情山义海，定国也霎时泪花滚滚捶胸顿足，被大哥的壮举感动得一塌糊涂，当着全场官兵的面，折金山，倒玉柱，向可望磕头请罪。并以“法不容情”为名，坚持要求把国主已经说出口的100大板打完，以示言出必行，替大哥扬名立威。
严重的问题是，兄弟二人可谓知根知底，看对方时都长了一双入骨三分的火眼金睛，都知道此时此刻，彼此都在当着众多官兵的面作秀而已。
李定国屁股上的伤很快便好了，但心上的伤不仅未愈，反而越结越深。
兄弟二人的深仇大恨最终化为蘸满毒药的利刃，导致二王反目。你死我活，不共戴天！
1646年（永历元年）11月8日，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庙号昭宗，年号永历。永历皇帝朱由榔系明神宗之孙，桂恭王朱常瀛之子。
南明永历政权诞生于乱世之秋，背着皇帝之名的朱由榔，从登基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苦风凄雨的亡命生涯。
看到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登上了皇帝宝座，大兴国国主孙可望按捺不住了，妄图将“联明抗清”之大义抛到一边，立即创建欲对全国发号施令的新王朝，成为货真价实的中华新皇帝。
李定国毫不客气地对他说：“肇庆已经有了名正言顺的永历皇帝，你妄自尊大，再于云南另立中枢，这不是想自取灭亡吗？”
碍于李定国、刘文秀二王实力雄厚，孙可望被迫暂时打消了这个想法，但内心却对李定国愈加忌恨。
“联明抗清”的方针虽然在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坚持下于入黔之初便得已确定，但大西军进入云南后，一直是以“兴朝政府”的名义独立执政，与在战火中东奔西逃，以朱由榔为核心的朱明中央各行其是，互不相属。
直到1649年（永历三年），也就是大西军入滇两年站稳脚跟之后，孙可望才派代表前往广东，与永历朝廷谈判易帜与抗清之事。
孙可望为人心高气傲，绝非夜郎自大之辈，大西军的实力得以恢复之后，他所考虑的就是如何走出云南，重新参与全国性的政治角逐。同时对内而言，孙可望虽名为盟主，但长期以来，四位王爷向来是扁担挑水一肩平，不分尊卑，互不示弱。孙可望为了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也势必要借对外辟土开疆，来提高自己的声望。
而此刻放眼天下，清军连战连胜战事进行得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若独力与之对抗，无异于拿着鸡蛋去碰石头，这个仗肯定打不下来。南明政权虽然腐朽不堪但毕竟还有一定的地盘和实力。而且南明的旗号在政治上还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若能与南明联合抗清，在政治上大西军必能争取到更多的合作者，在军事上的压力也将大为减轻。
于是在与沐天波等人商议后，孙可望决定派原明臣杨畏知为代表，远赴永历行宫所在地广东肇庆，商讨携手抗清事宜，并请永历皇帝封孙可望为秦王。
在孙可望看来，永历朝现在早已是“东风无力百花残”，各路明军相继败亡，郑成功在东南若隐若现。只有一枝独秀的云南，才是南明朝廷得以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因此，孙可望请封秦王这一合作条件对穷途末路的永历朝廷而言并不过分。
到了肇庆，杨畏知开门见山地对永历君臣说：“孙可望兵强，可籍为用，万不可因惜一封号而丢失人心，反而树敌。”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孙可望要求封王的这一心愿，竟如同巨石投水，让死水一潭的永历朝刹那间分成反对派和赞成派，尔后两派唇枪舌剑争得来不可开交。
有明近三百年来，一字亲王向来只封给朱明宗室子弟。特别是秦王爵位乃是当年明太祖所封“首藩”，在宗室诸王中地位最为尊崇者。
永历朝堂之上，对大西军主动前来要求投效倒并无太大反对意见，但孙可望伸手要秦王金冠一事，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大抵是反对者居多，认为曾经是“流寇”首领的孙可望狂悖无礼，异想天开，最多只能授予公爵。尤其是几个南明在贵州和川南一带的军头皮熊、王祥等深恐孙可望封王成功后，必然会名正言顺地打着抗清旗号出兵黔、川，不动声色地吃掉他们，故而争相上书，拼命反对。
而少数有识见的大臣如堵胤锡等，清醒地认识到南明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必须在军事上依靠大西军和大顺军，才能重新打开局面，因此顶着压力，坚持要求封孙可望为二字郡王。
杨畏知虽为孙可望所遣，内心却依然向着南明朝廷，苦劝当朝诸公，不要吝惜一个王封，而将手握大军的孙可望变为敌人。
变通之下，永历朝廷决定封孙可望为二字王。但犹豫再三，终究降不下身段，很快又改变主意，只同意封孙可望为公爵。
见孙可望的封王问题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心中焦灼恼怒的杨畏知退而求其次，上疏改请封孙可望为公爵，李定国、刘文秀为侯爵，以便让他能够快一点回滇复命。
这一封公封侯的建议在朝堂上又费周折，并未获得大臣们的一致通过。最终，永历帝不得不再降一等，封孙可望为景国公，似乎是为了弥补，又“画蛇添足”地赐名孙可望“朝宗”。
堵胤锡闻讯立刻上疏永历帝，指出封公不封王的弊端，建议依旧封王。
他这一闹腾，已经定下的封“景国公”赐“朝宗”名的方案，也就随告搁浅。
杨畏知只得继续待在肇庆驿站里，百无聊赖地打发时光。
荒唐的是庆国公陈邦傅，因为他的部队驻守的桂平（笔者注：时名浔州），和已经进入广西，驻扎在与桂平相邻的宾阳（笔者注：时名宾州）、横县（笔者注：时名横州）的已经降明的李自成的老部下高一功、李过和李来亨领导的忠贞营近在咫尺，害怕被高、李吃掉。见朝廷为孙可望封王一事纠葛难定，便主动出招，以图巴结讨好孙可望，来它个“以寇制寇”，求得自家队伍，能够在夹缝之中继续生存下去。
军阀使出的招数具有浓厚的军阀特点——胆大包天，别出心裁，只求目的不择手段。
陈邦傅趁永历朝廷议而未决之时，竟然自己用黄金偷偷铸了一颗重达百两的“秦王之宝”大印，并且伪造永历帝敕书，敕封孙可望为“秦王”。
敢于逆天行事的陈邦傅不仅敕封孙可望为秦王，还同时一并敕封李定国、刘文秀为国公。
由于不知朝堂内的纷争，并对南明政坛上的假冒伪劣行为缺乏防范意识的孙可望，对陈邦傅派来的使者胡执恭送来的敕书和“秦王之宝”喜不自胜，毫不怀疑。心花怒放的孙可望马上自导自演了规模宏大的“受封典礼”，亲自于城外十里郊迎胡执恭，肃然就臣礼，五拜叩头跪受秦王封号。
受封后，他又率李定国与刘文秀及三军将士山呼万岁，并接受了各级官员的庆贺。接受庆贺时他庄严宣告：大西军从此刻起正式易旗，改称“明军”，治下的云南，也从今日正式成为大明永历王朝不可分割的一个省。
昆明受封典礼结束后，孙可望又把敕书誉黄布告云南各地，并举省欢庆三天。他把被封秦王这项庆祝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深入人心。当了近三年不明不白的“大兴”臣民，终于再次回到“大明故国”的云南百姓也很兴奋，整整一个月内云南各界的庆祝活动，此伏彼起！
就在欢庆的气氛尚未消散，喜悦的心情还未及退去之时，杨畏知突然从广东肇庆回来了。
杨畏知拿出一副“不辱使命”的架势，向孙可望呈上了永历帝的封王敕书和金印。这可不是假冒伪劣产品。不过，他拿回来的仅是二字王——“平辽王”，比陈邦傅派来的伪使胡执恭送来的一字王“秦王”，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西洋镜被拆穿，使得孙可望尴尬异常，怒不可遏地对左右道：“为帝为王，吾所自致，何藉于彼？而屑屑更易，徒为人笑。”干脆将错就错，从此自称秦王。
大西军和南明朝廷的合作，竟然就在这样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中开场，其结局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