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的人，往往存在判断上的盲点。
对于明军这种一战即溃的做法，司空见惯的尼堪根本不加任何怀疑，继续发扬自己一贯“猛冲、猛追、猛打”战术，紧紧尾随其后，想借助这股溃军敲开衡阳的大门。
次日清早，在薄雾袅袅的晨曦中，尼堪与这股溃军再次“狭路相逢”，接战后，这支不堪再击的军队，仍“一如既往”地向着衡阳方向败退。
尼堪则“一如既往”地发起追击，最终被“准确无误”地引进了李定国的埋伏圈中。
这是一个一面临山，一面靠林，中间为深谷的狭长地段。进入这一地段后，尼堪带的“真满军”，很快被拉成一条长达几公里的一字长蛇。
当阳光驱散晨雾，鹧鸪传来阵阵鸣叫时，等待已久的明军居高临下地向“真满军”开炮“请安”了。伴随着一声声剧烈的炮声，埋伏在谷地两侧的明军忽然如潮水般涌出。猝不及防的“真满军”，瞬间被分隔成无数条惊慌乱窜的“小蛇”。
尤其是大象这一庞然大物的出现，更使阵地上“真满军”的战马嘶鸣，受惊狂奔。“真满军”也不战自乱，相互践踏。
混战中，身着黄马褂的尼堪，成为明军重点“收拾”的对象，无数明军前仆后继地呐喊着向这位主帅冲去。尼堪的贴身护卫不断倒下，他本人直接暴露在明军的打击之下。明军对这位皇族人士毫无优待之意，一通乱刀“嘁哩咔嚓”地下去，尼堪顿时被剁成了一大堆碎块。
跟着尼堪一起被剁的，还有大清的一等伯程尼。
这也是明清交战史上，清军阵亡的最高统帅。
“东珠璀璨嵌兜鍪，千金竞购大王头”，明军顿时欢声雷动。
战斗持续了两个多时辰后，残余的清军拼死冲出。在多勒贝勒屯齐的带领下，垂头丧气地向着长沙逃去。
李定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指挥攻城、野战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他用兵机动灵活、英勇果断，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华。
李定国用兵，有不少突出之点：
一者他善于团结少数民族的部队。在几次大的战役中，都是组织汉、彝兵联合作战，利用少数民族部队中的“坦克”（大象）作战，是这支军队的特长。
二者他善于团结抗清部队，他东出湖南、江西、两广的许多大战役，都是和明军旧将、地方义师以及郑成功的水师互为声援，才取得的胜利。
三者他带兵纪律严明，军行有五要：“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故而大军所至，“军民相安；战斗甫毕，敌方士卒即“欢迎晋王”。
关于这个问题，史书记载很多，这里只举李寄《天香阁随笔》里的一段话，以见李定国在百姓中留下的深刻影响：
明春，予至楚长沙，人皆言定国兵律极严，驻师半载，居民不知有兵入市输买。定国所将半为彝、苗、倮、傜、佬，虽其土官极难钤束，唯定国御之有法也。
清军统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的相继败亡，对于明清双方都是震动朝野的大事。就其影响而言，桂林、衡阳大捷远远超过了战役本身。
攻克桂林之后，李定国趁势收复广西全省。
清朝官员“号天大恸；自国家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
作为大清朝实属凤毛麟角的杰出统帅尼堪，竟然在与李定国作战时兵败身亡，大大出乎清廷意料。连顺治皇帝也悲叹：“我朝用兵，从无此失。”
跟随尼堪出征的贝勒屯齐、巴思汉、贝子扎喀纳、穆尔佑、固山额真韩岱、伊尔德、阿喇善等高级将领都受到革爵、革职等严厉处分。
自从明朝末年以来，文官武将一提到清军无不谈虎色变，依附清廷的汉族官僚每遇军情紧急往往请求朝廷派遣“真满军”参战，如顺治六年湖广辰常总兵徐勇在题本中说：“总之，逆贼畏满兵而不怯南兵，南兵如云，何如满旗一旅也。”
满洲贵族也自视为天之骄子，所向无敌。李定国挥军转战千里，连杀清朝二王，特别是击毙了贵为亲王的满洲劲旅主帅尼堪，打破了清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其心理上的作用不可低估。就清方而言，兵力上的损失可能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精神上受到的重挫。
清广西巡抚王一品因患病回京，幸免于桂林之厄。顺治十一年他已痊愈，吏部仍推荐他复任广西巡抚，王一品如临深渊，规避不前，行贿托人题免，事发后被清廷处以绞刑。
谈迁也记载，顺治十年有三个人赴吏部谒选，得知派往广西做官，皆悸惧不敢前往。
另一方面，忠于明室的官绅百姓却为之精神振奋，重新燃烧起复兴的希望。人们常常引用黄宗羲的一段话：“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败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笔而问天也！”他写这段话是在事过境迁许久之后，从李定国的胜利联系到孙可望的投清而发出的无限感慨。但我们不难想象他和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在听到桂林、衡州大捷时那种欣喜欲狂、奔走相告的情景。
尼堪兵败阵亡，大清朝举国惊恐，对南明来说则是直接促进了当时孙可望与南国的抗清将领郑成功、张煌言等军互相联络，准备发动长江战役，联合进兵中原。
这时清朝有人甚至提出，要和明朝划江而治，“清君臣闻警，上下震动，闻定国名，股栗战惧。有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永历）帝媾和之议”。（笔者注：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