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毕，目送冯双礼登上小舟，****远去。
在孙可望的主动挑衅面前，李定国并未来它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意气行事，不惜影响抗清大局，而是选择了脱离与孙部的接触。
安龙行宫里的永历帝和大小臣工，得知李定国与孙可望分道扬镳，水火难容，除马吉翔、庞天寿外，尽皆高兴万分。
首先从心理上，他们认为李定国公开分庭抗礼，至少打破了孙可望一手遮天的局面。
永历帝已经察觉到马吉翔对自己不忠，很想杀掉他与太监庞天寿，但慑于孙可望的势力，不敢轻易下手。
受到永历帝冷遇的马吉翔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与孙可望手下的礼部主事方于宣密切勾结，打算拥戴孙可望为帝，改国号为“后明”。
方于宣非常会拍马屁，亲自为孙可望撰写“国史”，书中称张献忠为“太祖”，并作《太祖本纪》一传，把张献忠比为汤武之君，斥崇祯帝为桀纣之君。
孙可望见此也觉过分，说：“也不要如此之甚！”
方于宣理直气壮道：“古来史书皆如此，不如此记述，不足以弘扬开创之勋劳！”
这位翰林还极尽谄媚之事，专门为孙可望订制天子仪驾和“九奏万岁之乐”，作诗歌功颂德，仔细研究大臣朝见“秦王”的朝仪，使得孙可望本人很有“天子”的感觉。
见火候差不多了，方于宣便竭力鼓动孙可望称帝。
孙可望坦言：“我登九五，又有何难，但恐人心未附。”
方于宣进言：“朝内与国主您相左者，唯吴贞毓几人，川黔两省仅钱邦芑几人，杀掉这几个家伙，其余皆不足虑。”
孙可望道：“吴贞毓好处理，但钱邦芑在外有兵，川黔人民众望所归，现在杀之，恐士民解体。”
于是，可望庚即派人持书信赴川，催促钱邦芑回贵阳“朝见”。
无奈之下，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这位南明朝的四川巡按大人被逼得前往贵州东部余庆县蒲村隐居，剃度为僧。孙可望连续派出13次使者，都被他打发走了。
最后，孙可望封刀交付白文选，说：“钱邦芑若是听命来归，自有好官好爵对待，如其依然顽固抗命，便用这把刀，把他的头割下带来见我！”
可是钱邦芑任白文选说得嘴唇起血泡，宁愿赴死，也依旧不为所动。结果，白文选“外虽怒骂，内实惭愤”，没有按照孙可望的授意将其杀掉，而是将他带回贵阳交差。
更重要的是，白文选因对钱邦芑的气节操守学识敬佩不已，因此未能站稳立场，暗与钱结为挚友。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白文选思想上的这一重大转变，要了孙可望的老命。
孙可望派方于宣代表他宴请钱邦芑，方于宣对钱说：“你若是再这么油盐不进，对不住，国主只得请你去大牢里待着，几时表示拥戴国主，几时便放你出来。”
钱邦芑作诗答曰：“破衲蒲团伴此身，相逢谁不讯孤臣。也知官爵多显荣，只恐田横客笑人。”
忠于明朝之意，顿显于诗。
永历帝非常清楚，一旦孙可望称帝，自己失去的，绝不仅仅是政治生命。
人都有自保之心，何况对自身安全高度敏感、对个人生命高度重视的皇帝。要自保，找外援。自己已没有多少力量的永历帝在对周边外援的兵力、能力、人品、与孙可望的关系等因素综合分析后，把外援的希望，寄托在了“政治上比较可靠”的李定国身上。
永历帝对亲信内监张福禄说：“孙可望毫无人臣之礼，奸臣马吉翔、庞天寿为其耳目，朕寝食不安。听说李定国精忠报国、军声大震，希望你们能把朕密敕交予他，让他来救朕出虎口，脱离孙可望控制。”
张福禄出了一个主意，他告诉永历帝说，言官徐极、林青阳、胡士端等人一直弹劾马吉翔和庞天寿，可以让他们想办法联系李定国。
随之，以首席大学士吴贞毓任为首的“引李入卫工作组”秘密成立，并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地下联络工作。
在这个“工作组”中除吴贞毓领衔外，还有张福禄、全为国、张镌、徐极等二十多名核心成员。这些成员，有大臣，有太监，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引李入卫——走到一起来了。
当然，这个奋斗目标，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
说简单，是因为对于现在的李定国而言，一道“措辞恳切、感天动地”的密旨，就可以把他引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说不简单，是因为要顺利引来李定国，必须迈过两道坎。
第一道坎是“选人”，即必须派出一个忠诚可靠的信使，越过千山万水的距离，经过兵荒马乱的考验，把皇帝的密旨，准确、安全、快捷地送到李定国手中。
第二道坎是“保密”，就是这项工作要慎之又慎，密之又密，千万不能露出一星半点的风声。否则，工作组将全盘皆输，成员将全军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