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毕,目送冯双礼登上小舟,****远去。
在孙可望的主动挑衅面前,李定国并未来它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意气行事,不惜影响抗清大局,而是选择了脱离与孙部的接触。
安龙行宫里的永历帝和大小臣工,得知李定国与孙可望分道扬镳,水火难容,除马吉翔、庞天寿外,尽皆高兴万分。
首先从心理上,他们认为李定国公开分庭抗礼,至少打破了孙可望一手遮天的局面。
永历帝已经察觉到马吉翔对自己不忠,很想杀掉他与太监庞天寿,但慑于孙可望的势力,不敢轻易下手。
受到永历帝冷遇的马吉翔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与孙可望手下的礼部主事方于宣密切勾结,打算拥戴孙可望为帝,改国号为“后明”。
方于宣非常会拍马屁,亲自为孙可望撰写“国史”,书中称张献忠为“太祖”,并作《太祖本纪》一传,把张献忠比为汤武之君,斥崇祯帝为桀纣之君。
孙可望见此也觉过分,说:“也不要如此之甚!”
方于宣理直气壮道:“古来史书皆如此,不如此记述,不足以弘扬开创之勋劳!”
这位翰林还极尽谄媚之事,专门为孙可望订制天子仪驾和“九奏万岁之乐”,作诗歌功颂德,仔细研究大臣朝见“秦王”的朝仪,使得孙可望本人很有“天子”的感觉。
见火候差不多了,方于宣便竭力鼓动孙可望称帝。
孙可望坦言:“我登九五,又有何难,但恐人心未附。”
方于宣进言:“朝内与国主您相左者,唯吴贞毓几人,川黔两省仅钱邦芑几人,杀掉这几个家伙,其余皆不足虑。”
孙可望道:“吴贞毓好处理,但钱邦芑在外有兵,川黔人民众望所归,现在杀之,恐士民解体。”
于是,可望庚即派人持书信赴川,催促钱邦芑回贵阳“朝见”。
无奈之下,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这位南明朝的四川巡按大人被逼得前往贵州东部余庆县蒲村隐居,剃度为僧。孙可望连续派出13次使者,都被他打发走了。
最后,孙可望封刀交付白文选,说:“钱邦芑若是听命来归,自有好官好爵对待,如其依然顽固抗命,便用这把刀,把他的头割下带来见我!”
可是钱邦芑任白文选说得嘴唇起血泡,宁愿赴死,也依旧不为所动。结果,白文选“外虽怒骂,内实惭愤”,没有按照孙可望的授意将其杀掉,而是将他带回贵阳交差。
更重要的是,白文选因对钱邦芑的气节操守学识敬佩不已,因此未能站稳立场,暗与钱结为挚友。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白文选思想上的这一重大转变,要了孙可望的老命。
孙可望派方于宣代表他宴请钱邦芑,方于宣对钱说:“你若是再这么油盐不进,对不住,国主只得请你去大牢里待着,几时表示拥戴国主,几时便放你出来。”
钱邦芑作诗答曰:“破衲蒲团伴此身,相逢谁不讯孤臣。也知官爵多显荣,只恐田横客笑人。”
忠于明朝之意,顿显于诗。
永历帝非常清楚,一旦孙可望称帝,自己失去的,绝不仅仅是政治生命。
人都有自保之心,何况对自身安全高度敏感、对个人生命高度重视的皇帝。要自保,找外援。自己已没有多少力量的永历帝在对周边外援的兵力、能力、人品、与孙可望的关系等因素综合分析后,把外援的希望,寄托在了“政治上比较可靠”的李定国身上。
永历帝对亲信内监张福禄说:“孙可望毫无人臣之礼,奸臣马吉翔、庞天寿为其耳目,朕寝食不安。听说李定国精忠报国、军声大震,希望你们能把朕密敕交予他,让他来救朕出虎口,脱离孙可望控制。”
张福禄出了一个主意,他告诉永历帝说,言官徐极、林青阳、胡士端等人一直弹劾马吉翔和庞天寿,可以让他们想办法联系李定国。
随之,以首席大学士吴贞毓任为首的“引李入卫工作组”秘密成立,并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地下联络工作。
在这个“工作组”中除吴贞毓领衔外,还有张福禄、全为国、张镌、徐极等二十多名核心成员。这些成员,有大臣,有太监,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引李入卫——走到一起来了。
当然,这个奋斗目标,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
说简单,是因为对于现在的李定国而言,一道“措辞恳切、感天动地”的密旨,就可以把他引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说不简单,是因为要顺利引来李定国,必须迈过两道坎。
第一道坎是“选人”,即必须派出一个忠诚可靠的信使,越过千山万水的距离,经过兵荒马乱的考验,把皇帝的密旨,准确、安全、快捷地送到李定国手中。
第二道坎是“保密”,就是这项工作要慎之又慎,密之又密,千万不能露出一星半点的风声。否则,工作组将全盘皆输,成员将全军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