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吴组长操心，工作组成员之一的林青阳就自告奋勇地承担起“送旨”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为把这件事做得更巧更妙，林青阳以“请假葬亲”为名，身藏密旨与刻有“屏翰亲臣”四字的30两重金章一颗，于1652年底启程，前往正在广东指挥作战的李定国军中。
为防泄密，在派密使时，永历帝把早已吃里爬外的马吉翔，调到南宁当官。
李定国得知林青阳捧旨前来，“传谕官军皆郊迎开读，哭泣涕泪尽皆感动。”
因永历帝的言辞极为悲切，感情极为哀伤，写得非常煽情！以至于感动得李定国“哽噎无语，泪如雨下”。
因系密旨不便复奏，李定国仍然冒着泄密的危险，给吴贞毓回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宁负友（孙可望）不负君，待打下广东后，即前往安龙接驾返粤。”
永历帝及工作组的成员们在接到李定国的回信后，一颗颗悬着的心，暂时又落回到肚子里。
但任何事情都可能在时间的长河里发生变化。“引李入卫”计划也是如此！
引发这一变化的，就是时在南宁的“引李入卫”工作组的外围成员刘议新。
刘议新，人如其名，特别喜欢对“新生事物”大发议论。
议论也是可以的，但他却把刚刚被孙可望调到南宁的马吉翔，拉来当自己的听众。
从刘议新嘴中听到“引李入卫新议”的马吉翔，马上以最快的速度驰往贵阳，报与孙可望。
事关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政治前途，孙可望自然不会等闲视之。他即刻派指挥使郑国前往安龙行宫，与驻扎在安龙“保护”行宫的总理提督王爱秀一起，共同查处私通李定国的官员。
永历帝不幸成为第一个被郑国审问的“犯罪嫌疑人”。
事情的经过颇有戏剧色彩，主审官郑国首先把孙可望所写的一道怨气冲天的奏折，转交给了眼前正接受他“审讯”的当今天子。
其疏有云：
臣关西布衣，据弹丸以供驻跸，愿皇上卧薪尝胆，毋忘濑湍之危。如皇上以安龙僻隅，钱粮不敷，欲移幸外地，唯听睿断，自当备办夫马钱粮，护送驾行，断不敢阻，以蒙要挟之名……
待永历帝看过孙可望奏折，郑国才开始正式“审问”。
已有了丰富应对经验的永历帝，马上援引陈邦傅伪造圣旨封王案，来义正辞严地辩驳说，私通李定国的圣旨必定是“做假造假”的产物！
郑国见了皇帝不仅昂然不拜，反而怒斥永历皇帝：“有金章密旨，差官姓名，证据确凿，难道秦王还能是捕风捉影？”
皇帝辩解说：“想必是文安侯奉命前往南宁时，身上还带着往年随朕外出视察时所用的空敕，由他自己所填，也未可知。”
郑国一听，掉头而去，很快便将文安侯马吉翔扭解到安龙，于朝堂上聆讯。
“引李入卫工作组”的成员们一看大事不好，怕追查到主谋人永历皇帝头上，逼得孙可望一不做二不休，对永历擅动杀机。为保护皇上，大学士吴贞毓与职方司郎中张镐等争先恐后，挺身而出，争着把“罪名”往自己头上扣，皆说：“此系我等所为，因皇上性命悬于贼子之手，唯有借安西王之力，或许可以保延朱氏国祚。今既事败，天命难违也！生不能勠力王庭，死当为厉鬼，以杀奸逆，奈何箝口以贻主上忧乎？”
主动站出来承担“罪责”者，有内阁首辅吴贞毓、掌印太监张福禄、御前管事随堂太监余为国、武安侯郑允元、太仆少卿赵广禹、大理寺丞杨钟、职方司郎中张镐、蔡演、朱东旦、江西道御史周允吉、李颀、朱议属、吏科主事徐吉，检讨蒋干昌、李元开、中书易士佳、任斗墟、太堂博士胡世瑞，总共18人。
郑国面对这样一帮打着永历皇帝的旗号公然“犯罪”的官员下手极狠，老虎凳、辣椒水、大夹棍一样接着一样地上，花样翻新，轮番使用，整得来血雨纷飞，哀嚎不停。
一片惨叫声中，郑国凛然发问：“圣旨是谁拟的？”
张镐大呼：“吾为之！切莫牵连别人！”
周允吉叫道：“改定者我也！”
郑国又问：“谁盖的御玺？”
张福禄道：“我是掌印太监，宝由我盗用。”
郑国说：“此事必有主使。只要你们把主使者供出来，我可饶你等不死。”
张镐抢先大嚷：“真有主使者。”
郑国急问：“谁？”
张镐答：“巨贼孙可望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