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语所极其艰苦卓绝的情况之下，傅斯年还领导史语所的学者，研究学问，著书立说，整理了明清大内档案，校订了大量史籍，提高了史学标准。
傅斯年是个直肠子，出名的“傅大炮”，但“傅大炮”在史语所处理事务，为那些学者太太服务，却是心细如发。如在一次处理李方桂的太太与向达的太太之间的争吵时，他看似“低三下四”，实为尊重李方桂、向达两位专家，让他们安心钻研学问，不为家庭琐事分心。
那天，向达家的老大燕生，打了李方桂才满五岁的儿子李培德，把培德的头上打了一个伤疤。
李太太看见儿子头上有伤，就问是咋搞的？小培德就说是燕生打的。这下把李太太气坏了，但她一辈子没和人吵过架，从来都是温良恭俭让，可又不好意思去找向先生说，又不能去训向燕生。
怎么办？文化人就用文化的办法。徐樱来到牌坊头栗峰小学，等孩子们下课后，她就给孩子们讲故事：小朋友，比如有一只小猫咪惹你不高兴，你打它一巴掌不为过，尚可称爱抚。倘若你再打它，哪怕只两三下，那就是不仁义了，甚至可以说为虐。所以小朋友们之间不可以打架。
此时，向达先生的太太正好路过此处，知道李太太是“指桑说槐”，就上前对徐樱讲：
“小孩子顽皮打架，他们不懂事，可我们大人应该懂事理，何必在这里宣扬呢？”
“我并非宣扬什么，是给孩子们讲道理，叫他们今后不要再打架，和平相处，难道有错吗？”
“我就看不惯你这文人的酸气。”向太太露出很生气的样子，双手居然叉在腰间。
正当两个夫人争执到面红耳赤且无休止迹象时，傅所长立即出来调和，连连向两位太太作揖说：“请你们两位夫人消消气，都不要吵了，都是我不好，我这个大家长没有当好，没有把孩子们管好。请你们息怒，讲讲斯文。”胖汉傅斯年，憨态可掬的样子，立即把两位太太逗笑了，俩人便握手言和。
事后，有人为此事作了一副幽默对联：“两太太大闹牌坊头；一胖胖作揖柴门口。”
徐樱知道后说：“对联对得很幽默，不过我给加一个横批——都怨我”。大家都知道“都怨我”三个字，虽出自徐樱自谦之口。但其中刻画傅所长酸楚之相却也入木三分。
史语所刚迁到李庄板栗坳时，傅斯年就全权委托德高望重的董作宾先生，全权处理所里的日常事务工作。
那时史所里的日常事务工作，真是“千头万绪、繁杂如毛”，大凡小事，董代所长都付出了心血，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给傅所长写一封信，请示如何处理所里的事务。
董作宾在悉心管理史语所的大小事务。比如，替朋友和同事买东西买药、请大夫看病、带头锄板栗坳路旁的野草、给所里的厕所洒石灰消毒，还去食堂打扫卫生、拍苍蝇。偶尔清闲了，便找同事下几盘棋……
董作宾整天十分忙碌，忙得不可开交，忙得满头大汗，忙着和同事讨论研究课题，忙着审核论文，忙着编印集刊。同时，自己还在简陋的居室里，埋头研究考古学问，整理资料，著书立说。
董作宾在李庄史语所6年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赢得所里的一致认同赞许。
李方桂先生带着一家四口人，经过辗转来到李庄的板栗坳，在史语所语言组任主任，带研究生。
在李庄安顿好后，李先生就开始工作。在这里没有日寇的侵袭，没有硝烟战火，没有繁杂的喧嚣。这里成了中国当时一个教书育人，做学问最好最安静的地方。在这安静的课堂、平静的书桌上，他把自己的学识，像川南的雨水一样，哗啦啦地向学生倾洒……
李先生教语言学，对学生讲，学语言不能只在书本上学，更重要的是学以致用，结合社会实践学习，特别是要用科学的技术方法。
板栗坳当时没有语音室和听音设备，李方桂仍然坚持每月召集年轻的研究人员练习记音。他告诫学生：“记音的技巧和准确性，是语言研究的基础。”
李先生对学生记音能力要求，近于“苛刻”，每周他都要把研究生集中到一起练习，用标准国际音标记音。
那时，李方桂专门请了一位少数民族的文化人发音，大家像学生一样四下围坐，集体记音，然后听辨审评，问难质疑。然后，李方桂对各种方言进行分析，研究整理，精心指导学生，撰写调研报告。一批年轻的语言学研究生，在李先生在的指导下，逐渐成熟起来了，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李庄的几年里时，李方桂在带好学生的同时，还带领学生和助手马学良、雷海宗、张琨等人，到中国东部、西南等地区，调查少数民族语言。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万里远行，到云南、跑贵州，进行了汉语方言、傣语、壮语、藏语及泰国泰语的考察调研，采集了许多边疆少数民族语言。
他们到那些热带雨林中的土著，那些寒冷高山里的牧羊人中，搜集那些听不懂的少数民族的“方言土话”。而就是这些“方言土话”，才是研究语言演变的活化石，解读人类早期活动的密码。
李方桂的夫人徐樱，向来主张妇随夫行。可当年史语所有所规定，禁止携眷外出调查。因而，她就只能留守李庄，心却跟着远出的丈夫，担忧丈夫的胃口不好，稍不注意就生病，真不知他在穷乡僻壤的地方，是这样工作生活的。
尽管每次外出，工作条件都十分艰苦，尤其居无定所，住的地方十分简陋，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比起以前他在国外优裕的生活，完全是天壤之别。但他却教书开心，调查有力，心情舒畅，收获很大。
可每当李方桂外出考察回到李庄时，就给妻子徐樱带回跳蚤、臭虫、虱子这些“礼物”。而妻子徐樱就只好在丈夫的衣物上，先用小刀把他的“礼物”刮掉，再放在锅里煮，把那些“礼物”全部煮死，消灭干净。
一次冬天，李方桂外出考察调查回来后，因把身上唯一的棉衣洗了还未干，他就只能躺在**看书。正好此时傅所长来看望李方桂。他就只能在**同傅所长摆谈。
李方桂说，语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通过词语和语源的变迁，可以看到文化遗存和流变；从造词心理可以看到民族文化，从借词看到文化接触，从地名看到民族迁徙的踪迹，从姓氏别号看到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看到婚姻制。
李方桂夫人徐樱，家学渊源，善唱昆曲。每当丈夫在板栗坳，夫妻闲情逸致时，她就轻舒歌喉，李先生就吹笛和曲。那美妙的曲音笛声，响欢了板栗坳的夜幕……
中国考古学掌门人李济，在艰难的环境里，坚持人类学的研究。尽力从家累中抽身，力排琐碎的行政事务，俯身书案，潜心对前期发掘的实物进行研究整理。
1942年初春，李济的大女儿，李凤徵在李庄读书中学即将毕业时，不幸染上了伤寒，一病不起。爱女临走的那天下午，握着父亲李济的手，有气无力地说，“爸爸，我要坚强地活下来，我要考同济大学，永远不离开您……”李凤徵的话还没有讲完，就闭上了眼睛，追随着在昆明早逝的妹妹李鹤徵而去。
李济的小女儿已在昆明去世了，大女儿又大李庄去世。那段时日，他整天生活在失去两个爱女的痛苦之中。傅斯年见他情绪低落，曾与他作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劝他外出考古，移情西北，投心在工作中，也减少精神上的痛苦。
傅斯年真诚的劝导安慰，说动了李济的心。之后，他打起精神，参加对岷江流域彭山一带的田野发掘，并取得重大的收获。随即，李济又酝酿筹备，组织科研考察组，对牧马山墓葬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考察研究。
李济带领考古组的同事们，对安阳进行了10多次殷墟发掘，还对山东城子崖发掘，发现了大量国宝，使公元前1400年以来的殷代传闻变成信史。史语所因此获得法兰西学院的“儒莲奖”。
住在月亮田的梁思成、林徽因，他们的日子更为艰难。因为，那时的营造学社还是一家民间科研机构，那时还没有被国民政府“列编”。因而，就没有享受政府的供给。加之，林徽因一直重病在身，卧床不起。可以想象，他们一家人当时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