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生存，必须首先要解决生活的基本问题。那就是要去挑水。梁家的吃水用水，要到两里地之外的水井去挑。
一个大家公子、留洋学者梁思成，从来没有挑过水，只能像做学问那样，学着去挑水吃用。他挑着两只空水桶上路，还算轻巧。但当他挑着装有水的水桶时，走在环绕水田的狭窄石板路上，一不小心就扁担挑缸钵——两头滑脱了。当然，挑的次数多了，这也不是“高科技”，他还是慢慢学会了挑水。
要解决基本的生活所需，梁思成也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干着各种家务杂活。如修炉灶、搬运柴煤，学做蒸馒头、做饭，还从当地老乡那儿学会了腌菜和用橘皮做果酱。
梁思成爱吃甜食，但这里除了土制红糖之外，没有别的甜品了，林徽因就学着用当地的甘蔗做成红糖，当成果酱抹在馒头上，递给心爱的丈夫说：请用“甘蔗酱”。
在这样拮据、艰难中度日，尤其像林徽因这样一代才女佳人，一个大学者的太太，竟然干起了女佣干的活儿，生活落到了如此窘迫的困难境地。
在当时极其简陋和困难的条件下，梁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实在没钱用了，梁思成只得乘船到宜宾，去当铺把自己的衣服当了，还将陪伴自己多年的派克金笔，长期戴在手腕上的心爱手表，换成两条草鱼拿回家，微笑而诙谐地对妻子说：“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
生存艰难尚且还能克服，可他们一家人都有病在身，这就只能用坚强的精神支柱，来对抗病魔的侵袭了。
林徽因患了严重肺病，不停地咳喘，长年卧床不起；梁思成年轻时因车祸受伤，后遗症不时发作，患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极为不便，经常痛得不能坐立，身体极度的虚弱，体重只有40多公斤。
当时李庄虽然有同济大学医学院，医生有，但没有好的西药，他们又不看中医。家里唯一的一支温度计已被用坏了，大半年时间里，梁思成就只能用手背当作温度计，为妻子不时量着体温。还有妻子每天要打静脉注射，他就学会了为她注射。
几个月的时间里，林徽因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很多时候只能躺在**，经常大口大口地咯血，生命几乎濒于绝境。以前她那美丽的容颜，转眼间像变成了一个憔悴苍老的女人。痛在心里，像是塞满了冰块一样。
梁思成、林徽因的美国好友费正清，一天来到月亮田，耳闻目睹梁家生活如此困境，他不敢相信中国知识分子过着这样的“现实生活”，还照样著书立说。
见到梁家生活如此困境，费正清就多次劝他们去美国治疗、工作，而都被他们谢绝了。还有，当时美国有好几处学校和科研机构，也来函邀请梁思成一家去美国工作和治病，但都被他们坚定地回绝：“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国难当头，绝不离开祖国，假如我们必须死，也要死在刺刀或炸弹下，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这对夫妻，面对困难绝境，心是如此的坚定，态度是如此的超脱。生活的苦难不怕，病磨缠身也可战胜，体现出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
费正清在李庄，目睹了中国知识界的日常生活后，将百般感触写进了《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傍晚时分，他们便点起了油灯、蜡烛，开始研究学习，一直到晚上10点左右。梁家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他们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
中央研究所住在板栗坳，这里集聚了不少大师们的太太，领衔的当属傅斯年的太太俞大彩，董作宾的太太熊海平，李方桂太太徐樱，还有凌纯声、劳干、丁声树、岑仲勉、向达等诸位的夫人，都不是等闲之辈。
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夫人俞大彩，在板栗坳时，与李方桂的太太徐樱，俩人关系相处交好，行同姐妹。
俞大彩是曾国藩外曾孙女，俞家七小姐。1904年生，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外语系。俞大维在德国留学时，同傅斯年是同学。后来俞大哥就当了七妹的“月下老人”，把妹妹介绍给自己的好友傅斯年。
1934年8月，傅斯年同俞大彩结婚，俞是傅先生的续弦，比傅先生小10来岁。自从俩人结婚后，他们一直恩爱如初。
在李庄史语所时，因为傅所长经常有事外出公干，俞大彩就在板栗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在家培养教育孩子。她经常坐在窗下，教爱子傅仁轨读书识字、练习画画。
傅仁轨生于1936年，按傅家字辈排行本应是“乐”辈。但那时日本人已经入侵了傅斯年的老家山东。傅先生因为崇拜唐朝名将刘仁轨。因而，特地为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傅仁轨，寄希望儿子长大成人后，也像刘大将军那样，成为一个杀敌立功的民族英雄。
李方桂的太太徐樱，因为有时要离开板栗坳，外出去办事，只能把大女儿李林德、小儿子李培德，托付给其他夫人，帮忙照看。
当徐樱经常看见俞大彩教傅仁轨读书画画时，徐就对俞说：“傅太太，你教孩子教得好，我想把林德、培德送来你家，让他们一起学习，做伴玩耍行不？”
傅太太十分愿意收弟子。她立即向徐樱表态：“教一个也是教，教两个更好教，李太太你就不要客气，把女儿、儿子送到吧，让孩子们结伴学习，一起玩耍，更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
李方桂的儿女，就跟着傅伯母开始读“私塾”。林培德平时不爱动，据说他长到两岁时还不会走路，很少出门去玩。而傅仁轨、林培德又经常同板栗坳的其他小孩，一起玩耍，每次回家时，往往又跟着来了几个小孩子。
当傅斯年看到家里，不时有几个孩子，跟着儿子一起读书绘画时。傅所长就想：全所家眷不少，孩子也多，如各家只顾教各自的儿女读书写字，这样太浪费时间和人力了，应该把所里的孩子集中起来，安排他们到学校统一上学。
于是，傅斯年就来到李庄镇上，找到罗南陔请求：“罗书记，我们所里有好多孩子，都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可我们没有办学校，请求到你们的栗峰小学读书，可否？”
“傅所长，你们的子弟，若能看得起栗峰小学，不怕误人子弟的话，我可以帮助协调解决。”
“你们能为我们的子弟读书，解决后顾之忧，让我们感激不尽。”傅所长双手抱拳，向罗南陔致谢。
之前，史语所的家长，没有送孩子们去栗峰小学读书，其实是有顾虑的。当初，史语所的那些学者太太，有点瞧不起那些脏兮兮、傻里土气的当地孩子。而今他们与当地人相处和谐，也看到了那些孩子很可爱，打消了顾虑，才乐意送孩子们到栗峰小学读书。
几天后，在板栗坳的适龄孩子们背起书包，到栗峰小学读书了。这些学生中有傅斯年的儿子傅仁轨，董作宾的儿子董敏，李方桂的儿女李林德、李培德，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劳干家的孩子劳延炯、劳延煊，向达家的燕生、禹生……
在栗峰小学读书的“两帮孩子”互相影响，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本地的孩子们学会了懂礼貌，见了先生要行礼；“下江人”的孩子也同当地儿童玩成一片，每天泥头土脸地回家，大人也见怪不怪了。
史语所的孩子们在栗峰小学，读了一段时间的书后，觉得小学上的课，学的知识不多，跟不上他们的需要。特别是那些大点的孩子，感到“栗小”教的知识，他们早就懂了，觉得继续在那里上学，花费时间，意义不大。
那些大师们的太太，也觉得“栗小”的教学方式落后，师资力量差。听到人们的议论后，傅斯年就准备在史语所办一所“史语所子弟小学”，得到大家的一致拥护。
子弟校很快就办起来了，教室设在史语所前庭的中间大厅。傅所长聘请了“栗小”的罗筱蕖老师，担任子弟校的教务长，劳干先生出任子弟校总务主任，还聘请了的老师张素萱等担任教学。
另外，在板栗坳的太太们，也纷纷披挂上阵。傅太太、李太太自不必说，还有董作宾的夫人熊海平，甚至董作宾、劳干、芮逸夫、逯钦立等重量级人物也参加上课。
史语所子弟小学红红火火地办起来了。他们还欢迎本地的学生来校就读，为教育培养李庄人民的孩子，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