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那天到中央研究院总部办理公事，晚上回到“聚兴村”的住所。他吃过晚饭之后，在住家背后的山坡上散步。抬眼远眺，山城的灯火通明，夜景美丽，这里比起板栗坳来，如若仙景。
傅所长的心情，也像山城夜色的灯火一样，照亮很远。他一边散着步，心里想着这几年来，由于日本鬼子的侵略，让许多国人过着流浪的生活。他带着史语所，一路漂流，好不容易漂到了李庄，才算安定了几年。可寄居李庄的日子，何时才是头啊。
抗日战争已经打了八年了，我们的抗战何时才能听到胜利的消息？他想着走着，心中自然有些伤感。突然，从山下升起了一团火焰，照亮了他脚下的路。随即，又是一阵噼噼啪啪，响个不停的鞭炮声，传入他的耳朵。声音由小渐大，由远至近。他不由猛地一惊：这是什么节日？
“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这呼喊声，随着鞭炮的响声，同时传入了傅斯年的耳朵里。他猛然惊喜：“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
胜利的消息，突然降临，傅斯年也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欣喜若狂，精神振奋。狂喜的心情，带着他来到庆祝胜利的流行人群里，跟着他们一路振臂高呼，一路狂欢。
大街小巷游行庆祝的人流中。有的举着抗战胜利的纸旗，有的伸出V形的手势。鞭炮响声，焰火光芒，在空中交织，布满了欢庆的天空。
傅斯年加入了游行的人群中，一改平日的斯文，豪放地宣泄心中的狂喜，振臂高呼、大喊大叫。到了半夜时分，参加庆祝狂欢的游行人群，才慢慢散去。
傅斯年回到“聚兴村”的住所时，仍然激动兴奋，喜悦的心情不能平静。于是，他就从柜子取出一瓶从李庄带到重庆的五粮液酒，拧开酒瓶，咕嘟咕嘟地往嘴里倒。
傅斯年是个山东大汉，平时喜好喝几盅。在这天降大喜之时，他也许是庆祝，也许是忘情，也许是兴奋，也许是豪放。总之，酒瓶一直往张着的嘴里倒，就像酒瓶里似装着的“日本鬼子”，他必须一口气把它“消灭干净”。
同日夜晚，梁思成也在重庆，他同美国朋友费正清等人一起，在重庆南岸驻美大使馆聚会，共进晚餐。
重庆是出名的“火炉”，尽管到了晚上，天气的热浪照样给人洗澡。他们吃过晚饭后，就在大使馆门前的一棵大树下乘凉。他们交谈着，辩论着：苏联对日宣战；美军又在日本长崎岛投下了原子弹；《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人投降……
正当他们热烈地讨论时，却被更加热烈的鞭炮声搅和。
梁思成和他的几个朋友，同时像猎犬一样警觉地站立起身，竖起耳朵去捕捉传来的声音。远远地，传来了鞭炮声，还有焰火升空。难道是报警？难道又有空袭？
“不是！”他听到了欢呼声。梁思成说：“日本人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噼啪噼啪的鞭炮庆祝声，此起彼落的高声狂欢声，他们听得清清楚楚，而且，这种声音，传遍了整个山城。
“日本人投降了！抗战胜利了！”一直憋了八年的闷气，梁思成终于歇斯底里地吐了出来。可是，这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却没有与心爱的妻子在一起，享受这巨大的幸福时刻。
梁思成很快回到了中央研究院招待所。他发现这里的学者们，还在高兴地笑呀、跳呀、唱呀、闹呀、打呀……他也加入其中，共同庆祝，享受胜利的喜悦。
当晚，梁思成得悉有一架运输机，第二天要从重庆运物资到宜宾。于是，他就立即去找傅斯年，请其联系，回到李庄同夫人和同事们，一起庆祝抗战胜利。
傅斯年因为还要参加国会，暂时不能离开重庆。他就对梁思成说：“我马上给你联系，一定让你赶上飞机。你回去后，代我向同仁们问好祝福！”
“行！我归心似箭，请傅所长明天给李庄发封电报，派一辆车到菜坝机场接我。”
“好！我给罗南陔发电报，叫他去找刘团长派车，到机场接你。”
“谢谢！”傅斯年用一双厚实的大手，同梁思成握手话别。
中央研究院等单位住在板栗坳，他们是在第二天清晨才知悉抗战胜利的特大喜讯。董作宾清早就喊来几个学生，拿出几个大碗磨起墨汁。然后，他扯出**的被单，把手伸进装着墨汁的碗里，在那张白床单上，涂写出两个字——胜利！然后，他把被单做成一面旗帜，带头冲出板栗坳，向李庄镇奔去，会同镇上的人，一起参加庆祝。
史语所的教授、学生们一路浩浩****，一路振臂高呼：“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抗战胜利了！”
在奔跑的队伍里，平日温文尔雅，不露声色的逯钦立，紧跟在董教授身后，数逯钦立的嗓门最响，手臂举得最高。
第二天清早，梁思成就乘坐一辆军车，赶到了重庆白寺驿机场。在空中飞行约40多分钟后，飞机就在宜宾菜坝机场停机着陆。
梁思成匆匆地走出菜坝机场，就看到刘团长的车等候着他。梁上车后激动地对司机说：“抗战胜利了，兄弟知道不？”
“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李庄就热闹得翻了天啦。”
“好！知道就好。请你开快点，我们回去参加李庄的庆祝活动。”
一辆军用吉普车，在川南山间的一条简易公路上，一路普普普地前进。车身的后面，卷起的沙尘，一路追着跑，把那辆吉普车，送到了李庄。
车到了李庄后，梁思成竟然忘记了自己的病体，一路小跑回到了月亮田：“徽因，跟我一起去李庄，参加镇上举行的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活动。”
“好！叫人马上抬我去！”林徽因对丈夫说。她住在月亮田6年了，因为长期卧病在床，还从来没有到过距离住地两里外的李庄街上。
一辆滑竿（轿子）从月亮田抬起，林徽因坐在滑竿里。她在心里告诉为抗日而牺牲的当飞行员的弟弟林恒：“三弟，你在九泉之下，听到了我们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吗？安息吧，我们胜利了。”
林徽因想起了她与梁思成结婚后，因父亲林长民已去世，母亲与三弟林恒便跟他们夫妇一起生活。
林恒中学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机械系，准备走实业救国的路子。“七七事变”时，已考取清华的林恒，受抗日爱国思想鼓舞，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又去报考航空学校，成为中国空军航空学校第十期学员。
当时学校门口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贪生怕死莫进来”。进了空军航空学校之后，个人的生命就属于国家了。
然而，战时后方的空气，毕竟严峻多于欢乐。抗战初期，空军后勤部门有的长官盗卖零件、汽油，使后勤工作难以保障，飞机经常发生故障。最使林恒他们焦虑和愤慨的是，由于当时政府的无能，使得空军装备极端落后。
淞沪抗战后，中国空军能参战的飞机已所剩无几。飞行员驾驶着由民用机改装的战机，远不能同日本侵略者匹敌。面对猖狂的日本空中强盗，当时后方许多人曾寄希望于美国的援助，希望却一年又一年地落空，直到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才对中国空军伸出援手。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航空学校南迁。1939年夏天，林恒随学校迁到了昆明。1940年春天，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同班100多名学员中，名列第二。短短几年时间，林恒历练成为一个老练的空军驾驶员。
那个时候，传说空军飞行员从航校毕业到战死，平均只有六个月。林恒的许多飞行员同学，甚至来不及参加一次像样的战斗，就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对这个每天出生入死的职业，林恒从来不后悔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