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是两个人。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西十多岁、气质精干的女同志，短发，戴着细边眼镜，自我介绍叫李静，国安部某局侦查员。后面跟着的年轻男人叫陈峰，是她的助手。“夏觉非同志，久仰。”李静握手有力，目光敏锐，“你父亲的事，我们都听说过。今天带来的信息，也许能帮他讨回公道。”我们围坐在会议桌旁。陈峰打开笔记本电脑，投影到白板旁的屏幕上。“先从文物走私渠道说起。”李静操控着投影，“根据我们多年的监控，从南岳省流出的文物，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出境：一是伪装成普通工艺品，通过正常货运渠道；二是通过边境民间小道，由‘马帮’携带；三是通过外交邮袋或特殊行李渠道——这是最隐蔽，也最危险的一条。”
屏幕上出现一张地图，三条红线从南岳省辐射出去，分别指向香港、缅甸和某沿海城市。“第三条渠道，我们怀疑有系统内人员协助。”李静切换图片，是一张模糊的监控截图，时间显示2016年，“这是某国际机场的贵宾通道，这个穿灰色风衣的人——”她放大画面，“经辨认，是省外办的一位处长。他当时护送一个外交邮袋，但邮袋的尺寸和重量与申报不符。我们当时就标记了，但因为没有确凿证据，加上涉及外交豁免，没有深查。”“这个处长现在在哪？”
“三年前提前退休，现在在加拿大陪孩子读书。”李静顿了顿，“而他的上级领导，当年正是郑振锋在省文化厅时的老同事。我们查了他们的通讯记录，在2014年至2018年间，每个月都有规律性联系。”线索又串起来了。“那资金回流呢？”我问。陈峰接过话头：“这部分更复杂。文物在海外拍卖后，资金不会首接转回国内，而是通过多层离岸公司洗白。我们追踪到一家注册在开曼群岛的‘东方艺术基金’，它近十年购买了超过二十件中国高古文物，总金额超过三亿元。而这家基金的幕后投资人之一——”他切换画面，是一张股权穿透图，“经过七层嵌套后，出现了郑文渊的名字。”
“但郑文渊是英籍。”“对，所以他的投资是合法的。”李静说，“问题在于，这些投资的本金从哪里来？我们查了郑文渊早年的财务状况，他1990年代在英国创业时，启动资金只有十万英镑。而现在他的身家估值超过五亿英镑。这个财富积累过程，有太多无法解释的跳跃。”她调出一张资金流向动图。复杂的线条像血管网络，从中国的数个账户流出，经过香港、新加坡、维京群岛，最终汇入伦敦的几个账户。“这些中国账户的持有人，都是谁？”我盯着那些闪烁的光点。“部分是己查实的腐败分子，部分是空壳公司。”李静放大其中一个节点，“但这个账户很有意思——它属于一家叫‘清源茶业’的公司，法人代表是吴振海。”
吴振海。第西卷里那个经营雅集斋、连接艺术品洗钱与资源腐败的关键掮客。“清源茶业在2015年至2020年间，向海外转移了超过八千万元资金。名义是‘茶叶出口’，但海关记录显示，其实际出口额不到一千万元。”李静继续道，“而这家公司的大客户之一，是‘东山港湾建设’——也就是钱卫东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所有的碎片，在这一刻拼接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
郑振锋利用职权，为文物走私提供保护并掌握关键信息；文物通过外交或特殊渠道出境，在海外拍卖；钱卫东等人通过虚增项目成本、设立空壳公司等方式，将资金转移出境；郑文渊在海外接收资金，以‘合法投资’名义购买文物，既完成洗钱，又建立了‘清白’的收藏家身份；而收藏的文物本身，又成为新的利益交换筹码——比如那方宋代澄泥砚，就被送回国内，用于贿赂郑振锋本人。一个完美的闭环。自产自销，自我强化。“但这个闭环有个脆弱点。”我指着投影，“文物本身。如果能够证明郑文渊收藏的文物是走私赃物，那么整个链条就断了。”
“这正是难点。”李静叹气，“文物鉴定本来就复杂，加上这些文物己经在海外流转多年，来源证明都被精心伪造过。就算我们拿出国内的失窃记录，对方也可以说‘这是类似器物，不是同一件’。”“有一样东西他们伪造不了。”我忽然想到，“我父亲当年在勘察‘江源三号墓’时，对出土的每件文物都做了暗记。他有一套自己发明的微刻系统，在器物不显眼处刻下只有显微镜才能看到的编号和日期。这套系统，他只教了我。”房间里安静了一瞬。“你能识别？”李静盯着我。“如果给我足够清晰的图片，还有当年的原始勘察记录，我可以尝试。”我说，“父亲留下的笔记本里，有那套暗记的解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