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大照片，仔细看多宝阁上的其他物件：一件元代青花梅瓶，一对明代鎏金佛像，数方名家砚台，还有……一幅卷轴画，只展开一角，但露出的笔法风格，像极了清代画家石涛。而石涛的真迹，正是当年“江源之水”项目施工区域古墓葬中，据记载可能陪葬但从未被追回的重要文物之一。电话再次响起，我几乎是扑过去接听。“孙主任，请立刻查一个人，郑文渊，英籍华人，住在伦敦。他是郑振锋的什么人？”电话那头传来键盘敲击声。一分钟后，孙颖回答：“郑文渊，郑振锋的胞弟，1979年出国留学，后定居英国，从事国际贸易。公开记录显示，二人近十年几乎没有往来。但出入境记录显示，郑振锋在2015、2017、2019年三次因‘私人事务’前往英国，每次都与郑文渊有接触。”
“那些文物……”我声音发紧，“可能不是郑振锋个人收藏，而是通过他弟弟转移到海外，洗白后成为‘合法收藏’。”“可能性很大。但我们需要证据证明这些文物的非法来源。”“照片里那幅石涛的画，如果能证明是‘江源之水’项目流失的文物……”“那就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孙颖停顿了一下，“夏觉非，你发现的这个线索非常重要。我会立刻上报，协调国际合作，争取核查那批收藏品的来源。”挂断电话，我重新坐回电脑前，但手指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那种接近终极真相的、混合着兴奋与沉重的震颤。父亲当年拼上性命想追回的文物，可能就在伦敦那间书房里，成为某个腐败网络洗钱和炫耀的工具。而守护这些秘密的，是他曾经最信任的同志。
我闭上眼睛，仿佛又回到十岁那年，父亲最后一次离家去办案的那个清晨。他蹲下身抱了抱我，胡茬扎得我脸痒痒的。“小非，爸爸要去抓坏人了。”“坏人很厉害吗？”“很厉害。但爸爸有真理和正义做武器，所以不怕。”“那真理和正义是什么样子的？”父亲想了想，指着窗外刚升起的太阳：“就像光。黑暗再深，光一到，它就散了。”后来，光没能及时赶到。但现在，我握着证据，站在北京郊外这间安全屋里，感觉掌心发烫——仿佛握着的不是冰冷的存储设备，而是一簇微弱但固执的火种。打开文档，我开始整理时间线。从1988年到2023年，三十五年时间，一个网络从萌芽到壮大再到开始腐烂的全过程。每一个时间节点，每一次权力交接，每一笔资金流动，每一次文物出境……
文字在屏幕上流淌，数据在模型中运转。我把自己完全沉浸进去，像潜入深海的探照灯，一寸寸照亮那些被刻意掩埋的角落。工作到深夜时，孙颖送来宵夜——一碗简单的面条，上面卧着荷包蛋。“赵主任让我提醒你，注意休息。这场战斗是马拉松，不是冲刺。”“我知道。”我接过面条，“谢谢。”她没走，而是靠在门边：“我看了你父亲的部分资料。他当年提出的很多调查方向，其实都是正确的，只是时机不对，支持不够。”“如果当时有人支持他，结果会不会不同？”“历史没有如果。”孙颖轻声说，“但我们可以让现在的结果，对得起当年的牺牲。”
吃完面，我继续工作。凌晨三点，白板上己经密密麻麻写满了关联信息。我退到房间另一端，凝视着这张巨大的关系网，忽然发现一个之前忽略的细节：所有重大文物走私的时间节点，都对应着国内某次专项打击行动之后。比如2000年那次全国性的文物犯罪专项整治后三个月，一批高等级文物出现在香港；2012年文物局开展“国宝回家”行动后半年，海外拍卖市场上突然出现多件“江源”地区风格的器物。这不是巧合。这是典型的“灯下黑”——利用专项打击行动作为掩护，趁乱将最关键的文物转移出境。因为行动期间，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明面的查缴上，地下渠道反而因为“风声紧”而暂时沉寂，正好用于转移最敏感的货。
而能准确掌握专项行动时间、力度、重点区域的人，必定在系统内部，且位置不低。郑振锋在1998年至2008年间，曾任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他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立刻将这个发现记录下来，标记为“侦查与反侦查的节奏同步性分析”。然后继续深挖，调出那几次专项行动的部署文件、会议纪要、人员名单……窗外的天色，在不知不觉中，又一次泛起了鱼肚白。新的一天开始了。而这张笼罩了三十五年的大网，正在被一点点地撕开缺口。光，终究会照进来的。无论需要多久，无论付出多少。因为这是我父亲用生命点燃的火把，是我选择的路，也是这个国家要走向清朗明天，必须经历的刮骨疗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