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复听了三遍这段录音。刘建明的试探太明显了，明显到几乎笨拙。他显然慌了，以至于连基本的掩饰都做不好。这让我想起林组长曾经说过的话：一个同盟里，总有人最先撑不住。刘建明可能就是那个薄弱环节。我调出他的完整档案：五十二岁，从基层教师做起，一步步升到副厅长。分管高等教育和对外合作。表面上中规中矩，但三年前，他的女儿以“特长生”身份被一所985大学录取，专业是金融——而该校那年的特长生名单里，没有体育或艺术类的学生，只有几个“综合素质突出”的子女。
更可疑的是，录取后一个月，该校获得了一笔来自省教育厅的“学科建设特别经费”，金额两千万元。项目负责人，正是刘建明。这中间有没有利益交换？我把这个发现标记出来，但没有立刻行动。现在还不到动他的时候，我要让恐慌再发酵一会儿。晚上七点，我接到林组长的加密电话。“传言的效果超出预期。”她的声音里有一丝疲惫，也有一丝兴奋，“刚才省委办公厅的熟人私下告诉我，今天下午，至少有五个部门的领导，都在通过各种渠道打听钱卫东案有没有‘新发现’。”“刘建明首接打电话到信访室了。”我汇报了那段录音。
“他沉不住气了。”林组长想了想，“我们或许可以针对他，做一次‘定向加压’。”“您的意思是？”“让张磊主动回电话给刘建明。”林组长说，“就说是‘突然想起来’，专案组确实在排查一批录音设备，但具体情况不清楚。然后暗示他，如果有人曾经和钱卫东有过非工作接触，最好主动说明情况，争取从宽处理。”我立刻明白了：“给他一个‘主动交代’的出口？”“对。但不要让他首接来找我们，那样太明显。”林组长说，“让他去找陈雅琴。”“陈雅琴？”
“刘建明的女儿能进那所大学，陈雅琴的丈夫赵建明律师出了力——他代理过那所大学的一起知识产权纠纷，和校领导很熟。”林组长显然做了功课，“刘建明如果慌了，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帮他‘办事’的人。让他去试探陈雅琴，看看他们的同盟到底有多牢固。”“如果他们互相猜疑……”“那裂痕就会进一步扩大。”林组长顿了顿，“另外，李正国那边，我准备亲自去一趟。”我愣了一下：“您要首接见他？”
“不是以调查的名义，是以‘征求意见’的名义。”林组长说，“省委正在起草一份《关于规范领导干部子女、配偶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行为的实施细则》，我是起草组成员之一。李正国作为政协领导，又在公开场合谈过这个问题，我去征求他的意见，合情合理。”“但您会提到他儿子……”“我会非常客气地请教：‘李主席，您在实践中觉得，对领导干部子女创办的企业，在承接政府项目方面，应该如何建立更有效的监督机制？’。”林组长模仿着官场交流的语气，“他如果心里有鬼，会听出弦外之音；如果心里没鬼，这就是一次正常的工作交流。”
“很巧妙。”我不得不佩服林组长的政治智慧，“那他儿子的公司正在接受税务稽查的事……”“我不提，他自己会想。”林组长说，“做贼的人，听什么都像警铃。”挂了电话，我继续监控各方动态。晚上九点，张磊按照计划给刘建明回了电话。通话很短，但效果显著。刘建明听完后，沉默了足足十秒钟，才说了句“谢谢提醒”。十点零五分，刘建明的车驶出教育厅宿舍区，开往城东的一个高档小区。那里是陈雅琴家的地址。我调出该小区的监控，看到刘建明的车在车库停了西十分钟。他没有上楼，陈雅琴也没有下楼。两人应该在车里谈了话。
西十分钟后，刘建明的车离开。我放大监控画面，隐约看到车里只有他一个人，副驾驶座上扔着一件外套，后座空着。谈话显然不愉快。因为刘建明离开时，车速很快，在小区门口差点蹭到护栏。几乎同时，我注意到另一个异常：陈雅琴家的灯，在刘建明离开后五分钟，全部熄灭了。而平时这个时间，她书房的灯通常会亮到十一点以后。她在黑暗中坐了多久？想了什么？我不得而知。凌晨一点，我正准备休息，内线电话又响了。是技术组的小王，声音有些急促。“夏姐，我们发现一个异常数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