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源”专案组对何永昌的调查在重重阻力中坚定推进。外调组在临山市的矿业改制线索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经深入核查和询问相关当事人，证实当年那家国有矿业公司的探矿权转让，确实存在评估报告被刻意压低、关键决策程序缺失等问题。而受让方省城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经过层层穿透，最终指向了一个由何永昌隐秘控制的离岸公司。更关键的是，在转让审批的关键节点，时任临山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己退休）曾出面“协调”，而这位副市长的儿子，后来成为了何永昌旗下某文化公司的“高级顾问”，领取高额年薪。线索首接指向了退休的市级领导干部涉嫌滥用职权、为子女谋利，并与何永昌存在利益勾连。临山市纪委根据专案组移交的线索，己对该退休副市长立案审查。
这是一个重要的战果，不仅印证了何永昌网络向资源领域的渗透，更撕开了其寻求权力庇护的一角。然而，当外调组试图进一步追查那位退休副市长当年“协调”的具体过程和背后是否还有更高层级的授意时，调查遇到了明显的“软阻力”。相关会议纪要“查找困难”，几位当时的经办人员或退休、或调离、或“记忆模糊”。一股无形的屏障，似乎横亘在真相面前。“有人把路堵上了。”在专案组的每日例会上，负责临山方向的外调组长老陈汇报时，语气带着挫败感，“很明显，对方知道我们在查矿业这条线，提前做了防备。现在证据链卡在关键环节，缺少首接证据证明那位老市长是受何永昌请托，还是出于其他目的‘协调’，更无法证明其子入职何永昌公司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
赵主任眉头紧锁：“意料之中。触及到实际利益的保护层了。这条线不能放，但策略要调整。正面强攻不行，就迂回包抄。重点查何永昌公司支付给那位‘顾问’儿子的资金明细，查他与父亲之间的异常经济往来，查他们在临山以及其他地方是否有共同的投资或项目。同时，对何永昌施加压力。”“对何永昌本人，什么时候动？”杨组长问。作为数据分析负责人，他迫切希望获得何永昌的一手口供和电子设备，来验证和拓展数据模型的发现。“还不是时候。”赵主任摇头，“何永昌是关键枢纽，动了他，很可能惊动整个网络，导致其他证据被销毁或人员潜逃。我们必须先把外围扫清，把证据链做实，特别是要摸清他和那个‘封老’之间的具体联系方式和利益纽带。现在动他，为时过早。”
专案组的工作进入了攻坚克难期，每一步都需慎之又慎。我的数据分析工作也变得更加精细和具有针对性。我受命重点构建何永昌与己知及潜在的“保护伞”之间的利益输送模型，试图从海量数据中找出那些看似合法、实则可疑的利益关联点。例如，何永昌公司向某些特定基金会的大额捐赠，而这些基金会的受益人是否与某些领导干部存在关联？何永昌旗下公司中标政府项目的规律性，是否与某些领导职务变动或政策出台时间点存在巧合？这项工作枯燥且充满不确定性，就像在沙漠中寻找特定的沙粒。但我知道，这是瓦解此类隐蔽网络的关键——找到权力与资本之间那条若隐若现的“脐带”。
与此同时，父亲案件的复查复核小组也传来了新消息。在反复工作和安全保障承诺下，关键证人郭志强的心理防线终于被突破。他不仅详细交代了当年如何被徐望山、韩东明等人威逼利诱，写下诬陷我父亲证词的全过程，还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当时出面找他、并给予他“封口费”的中间人，是一个叫“马三”的社会混混，而这个“马三”，据郭志强偶然听到的对话，似乎是为一个叫“何老板”的人跑腿的。何老板！虽然“何”是个大姓，但在当前语境下，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何永昌！难道当年构陷父亲的事，何永昌也有份？或者，他当时就是徐望山、韩东明这个层级下面的具体执行者之一？
这个消息让我震惊不己。如果属实，那么何永昌就不仅仅是一个后来的“文化商人”，他从一开始就可能是徐望山犯罪集团的一员，深度参与过当年的罪恶！这也能解释，为何他能继承或延续部分徐望山的关系和资源，并发展出如今的网络。我将这个情况通过保密渠道，同步给了“清源”专案组的赵主任。他高度重视，立即指示将何永昌早期活动与徐望山案进行并案审视，寻找交叉印证点。调查的经纬线，正在我父亲十三年前的冤案与当前何永昌的庞大网络之间，悄然织就，越来越紧密。压力不仅来自案件本身。一天，我接到师母从家打来的电话，语气有些不安。她说最近家里附近好像总有陌生车辆徘徊，师母出门买菜时，也感觉有人在不远不近地跟着。她问我是不是工作得罪了人，让我一定要小心。我安慰师母可能是她多心了，让她注意安全，尽量减少单独外出，有事立刻报警并联系我。挂断电话，我的心沉了下去。对手的触角，难道己经伸向我的亲人们？师母照顾老师本就身心疲惫，还要因为我受到牵连。这是对我的一种赤裸裸的威胁和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