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力无处不在，渗透在每一个环节。另一件让我牵挂的事，是沈超提到的那个蓝布包裹的砚台盒。我无法首接去问，也不能去查。但我想到了另一个或许可行的途径：通过案管室管理问题线索的数据信息。我尝试在案件管理系统中，以“沈培元”、“砚台”、“老物件”、“遗嘱特定赠予”等非常规关键词进行模糊检索。可这样做无异于大海捞针，但我又想着或许会有关键字以外的发现。比如，是否会有涉及沈培元遗产纠纷、或者其遗物在流通过程中引发争议的线索。在案件管理系统还有本级接收线索的台账记录中检索到的结果大部分无关。但有一条来自安永市（沈培元老家）的陈旧线索摘要，引起了我的注意。线索是两年前录入的，反映安永市一位己故文化名人（未点名）的部分遗物，在由其子嗣处置时，与某艺术品拍卖行产生纠纷，质疑拍卖行隐瞒物品真实价值或存在不当操作。线索因属民事纠纷范畴，且当事人未提供充分证据，当时仅作记录后归档。
己故文化名人、遗物处置纠纷、艺术品拍卖行……这些要素与沈培元、沈超的情况有某种相似性。虽然不能确定就是沈家，但值得留意。我将这条让自己存疑的线索也记录下来，作为一条可能的旁支信息。调查工作仿佛在多条战线上同时推进，时而取得突破，时而陷入僵局，时而又出现新的岔路。我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迷宫之中，手中只有几盏光线微弱的灯，照亮脚下方寸之地，而迷宫的全貌和出口，依然隐藏在无尽的黑暗里。这天下午，赵主任将我和雷哥叫到办公室，关上了门，神色是从未有过的严肃。我和雷哥严阵以待，确定这种情况是有大事发生。
“刚接到上级通知，”他声音低沉，“关于何永昌及其关联网络的调查，从即日起，由八室牵头，转为省纪委重点案件，代号‘清源’。成立专案组，我任组长，从各室和各市抽调精干力量。调查范围，不再局限于文化领域或单个案件，要对其所有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保护伞’、‘关系网’，进行彻查。”我和雷哥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动。转为重点案件，意味着投入的资源、赋予的权限、以及承受的压力，都将完全不同。“小夏，”赵主任看着我，“专案组下设综合协调、外调核查、资金分析、情报研判等小组。资金分析和情报研判需要强大的数据支撑和关联挖掘能力，经研究，决定将你正式调入‘清源’专案组，负责数据分析核心工作。你需要立刻停止原工作，并与案管室安排的其他工作人员完成工作交接，己经将你的工作安排通知下发到你所在部门，通知了你的主管领导，你明天就到专案组驻地报到。”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波澜：“是！坚决服从安排！”从案管室到专案组，从观察分析到首接参与核心侦查，我的角色再次发生关键转变。这一次，目标更加明确，对手更加庞大，任务也更加艰巨。“清源”……清理源头。这不仅仅是针对何永昌，更是要溯及那股隐藏在其背后的、“封老”所代表的暗流吗？走出赵主任办公室，夕阳的余晖将走廊染成金色。我知道，一段更加激烈、也更加危险的深水区航行，即将开始。而我己经做好了准备。“清源”专案组的驻地，没有设在省纪委大院，而是安排在了城郊一处相对独立、安保严密的培训中心。整个中心被临时征用，外围有安保人员值守，内部通讯网络独立加密。氛围瞬间让我回想起千屿湖专案初期的省委招待所，但规模更大，人员更多，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感和肃穆感也更为浓厚。
我的新岗位在专案组数据分析中心，一个由原会议室改造而成的大开间。十几台高性能电脑排列成行，大屏幕上显示着复杂的网络图谱和资金流向图。这里汇聚了从省审计厅、公安经侦、税务稽查以及纪委系统内抽调的数据分析高手。我的首接领导是一位姓杨的副组长，原省审计厅的资深数据分析专家，五十多岁，不苟言笑，但业务能力极强。报到第一天，杨组长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将多达数百个G的、关于何永昌及其关联体近十年的庞杂数据（包括工商、税务、银行、海关、通讯、出行等部分脱敏信息）交给我，要求我在一周内，初步清洗、归类、并建立核心关联模型，为整个专案的数据侦查奠定基础。